向世陵:先秦儒家“显学”辩证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 孔子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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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陵:先秦儒家“显学”辩证 
 
来源:孔子在线    作者:向世陵    时间:2007-10-23    点击:5306

先秦儒家“显学”辩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孔子研究院教授  向世陵

 

    《韩非子·显学篇》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又曰:“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在这里,墨学暂且不议,儒学在先秦(战国时期)为显学,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对此问题还应该做更多的思考。事实上,不但没有其他的史料直接支持这一说法,而且,在包括儒家在内的先秦诸子其他各家的代表作中,对儒家学术地位及其影响力的认定本来是大相径庭的。

儒家内部孟子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孟子·滕文公下》)杨墨之言“盈天下”,孟子辟杨墨是很需要一番英雄气概的。尽管其“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能有夸张的成分,儒家其时尚不至于掉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但至少它说明,儒家在当时的境遇很不尽如人意,在孟子心中它不是“显”学而是“微”学。

在儒家外部,《庄子·天下篇》云“道术将为天下裂”,并因其裂而将“天下”的“百家之学”分成了墨家、宋尹派、彭蒙田骈慎到派、关尹老子派、庄子派和惠施为代表的名家等六派。在这六派中,除了墨家和名家外,其余在后来都可笼统归属于道家。尽管其中慎到一派通常是划到法家,但《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本是学黄老道德之术的。由此可见先秦道家红火兴盛的局面。当然,《天下篇》对学派的概括与它本来基于道家立场而描述“天下”有关。因而,尽管其中没有明确儒家的地位,但“多能明《诗》、《书》、《礼》、《乐》的“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应当是在《天下篇》作者眼中尚不成气候的儒家。

由此,先秦“儒家”作为整体,其地位其实并不“显”,在战国时期的社会思潮中不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孔子死后,儒家因其分裂,势力明显衰落。在韩非子概括的儒家八派中,后来真正有影响的不过是孟子和荀子两家。司马迁作《史记》,在“仲尼弟子”而后,只为“孟子荀卿”作传,便是最充分的证明。虽说孟子“辟杨墨”有再造儒家之功。但是孟子的努力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战国儒家传承的颓势。

秦二世而亡,带给中国人的思维教训是十分深刻的。适应于汉初黄老无为政治的流行,司马谈总结当时的学术而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的划分,其中“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太史公自序·论六家之要旨)的道家,显然处于六家归宗的集大成的地位。但与《庄子·天下篇》作者的视域相比,司马谈给予了儒家六分之一的“天下”,儒家终于在学术史上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然而,在距此百年前的韩非子的时代,在韩非子自身所属的法家不仅于理论上、而且于实践上都是如日中天的战国末期,韩非子为何要称儒学是显学?

其实,就在前引韩非子文的最后一句“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已经道出了玄机:此时任一儒家派别,都否认其他源出于孔子之学是真正的儒学。孟学是孟学,荀学是荀学,这就是当时的现状。换句话说,在当时学者的心目中,并不存在有一个整体规模的儒学。韩非子此观点与他的老师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荀子·非十二子》将思孟之学与其他各家一并斥之为“邪说”、“奸言”,就是明证。相较而言,司马谈虽推崇道家,但对其他各家也都肯定了自有其优长,其学术态度无疑要更为公允。

按《史记·儒林传》的记载,还在战国初期,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儒家”实际上已不成其为一个学术整体:

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司马迁的这段话其实讲得很清楚。七十子之后,“儒术”是在不断衰败中度过战国的纷争时代的。其中只有齐鲁之间仍有学者讲习儒业,说白了就是孟、荀两家于时为“显”。然而,由于前述的原因,孟子眼中已无其他儒者,其所谓“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之语,对于自负甚高的孟子来说,并不仅仅在剥夺其他诸子的平治天下的权力,更是表明“孔子之道”“著”与“不著”的重担,完全落在了 “私淑”孔子而成其学的孟子本人的肩上。

由此,其他儒者在孟子看来,根本就不成其为一支学术力量。所谓杨墨之道”与“孔子之道”的对立,也同时意味着孟子和其他一切“充塞仁义”的“邪说”的对立。如此“邪说”概念的外延实际是周延的,并不仅仅限于杨墨。这从孟子为自己立下的军令状“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孟子·滕文公下》)、将杨墨与一切淫辞、邪说并列便可以窥见一斑。

孟子轻视其他儒生,荀子则又否定孟子,并列举了孟子的多项“罪”状,司马迁的话如果再作阐释,那就是只有孟、荀的“显学”而没有“儒术”的显学。整体的“儒术既绌”是无法否定的。将孟子一派列入到“饰邪说,交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荀子·非十二子》)之中,其敌视的态度与对儒家之外的其他各家并无二致。就是说,在荀子眼中,与孟子一样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根本就不可能有第二支儒家学术队伍的存在。

然而,对于孟、荀两派的这种严重对立和自相攻讦,人们往往缺乏足够的重视,并没有从儒家学派整体显、微的高度去做出认识。细想一下,它们或许就是除孟、荀而外其他八分之六后来不传的真实原因。对这八分之六的儒者来说,面对孟、荀既攘外又安内的强势举动而无力抗衡,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步被淘汰就是容易理解的,学术的发展本来也适用优胜劣汰的原则。进一步,既然不同儒者只是以自己所属的这八分之一的“真儒”去对抗儒家之外诸子的集合,其力量之薄弱也就是可以想见的了。

至于司马迁所说齐鲁学者“不废”儒术,也并不等于当时儒学的氛围有多么浓厚,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缘故的。其曰: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史记·儒林传》)

秦汉之际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似乎说明儒术至少在鲁并不衰微,然而,司马迁说得很明白,这与儒术的兴衰其实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因它“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已经是“天性”而非儒者的积极自觉作为在鲁地,它兴许从周公之后就开始了,至少也应在孔子之前。换句话说,真正经过孔子再造的礼乐文化,只是在“汉兴”之后才得以全面修整和弘扬。

这同样的结论,我们还可以从坚守儒家正统立场而总结先秦学术史的班固那里看到: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左氏》、《公羊》、《梁》、《邹氏》和《夹氏》),《诗》分为四(毛、齐、鲁、韩),《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书·艺文志·六艺略》)

既然是“微言绝”而“大义乖”,就不能指望有统一和显赫的儒学。

或许,参看一下《庄子·田子方》中的一则故事是很有意思的。其文曰:

庄子见鲁哀公,哀公曰:“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庄子曰:“鲁少儒。”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屦者知地形,缓佩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为不然,何不号于国中曰:‘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即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

在这里,“多儒”与“少儒”无疑与各自所持的价值观有关,但又不尽然。知识的广博本是庄子的一大特点,故他将儒者划分为知天、知地和断事三类便不应只看作是“寓言”。当然庄子的归纳有他自己的特点,即他虽点出天文地理人事,却有意无意忽略了仁义这一儒家的根本。如此三类知识构成为儒者之“道”。以此道来衡量,鲁国就不能说是多儒。虽然不至于少到全鲁国只有儒者一人,但是否可以说明“儒之方”在鲁国呈现的是衰颓的景象呢?作为儒之大本营的鲁国尚且如此,其他各国的情况也就大致可以推知。这一故事可以从旁印证从孟子到司马迁、班固关于儒家微而不显的论断。

从而,对于韩非子所说的“世之显学”,就不应当从战国末期的“天下”大势去理解,而应当从原始反终的意义上、从孔子开私学之先,“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史记·儒林传》)而创立学派的意义上去理解。即它们属于过去时而非现在时。从韩非子的行文其实亦可以看出,他的本意,无非是为互相“矛盾” 而十分可笑的儒墨两家是非,提供一个“非愚则诬”的供批判的靶子。一句话,“显学”并不意味着对当前事实的认定。

总起来,内部的纷争加上外部的打压,战国儒家的发展在整体上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应当是实情。设想一下,《庄子·天下篇》所以只言“多能明《诗》、《书》、《礼》、《乐》的“邹鲁之士、缙绅先生”而不以为有“儒家”,除了学派间的龃龉而外,是否也可以从当时只有孟家、荀家而没有整体的儒家、因而无法概括出“儒家”这样一个学派来做出解释?

儒家的地位的由微到显,应当是在“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之后。由于汉初儒者的集体努力,儒家学术真正开始出现转机。“夫子”逐步上升成为“至圣”,社会的风向在司马迁的时候,就已经是“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了。其后,随着“独尊儒术”国策的推行,儒家的地位遂屹立而不可动摇。

 

——原文刊发于《国际儒学研究》论文集,九州出版社2007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