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文:发现儒学论(三)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 孔子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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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文:发现儒学论(三) 
 
来源:孔子在线    作者:张立文    时间:2007-8-19    点击:4423

中华民族自宋以降,经历元清两次草原文明对农业文明和工商文明的残酷的打击,使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差距逐渐拉大[1]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工业文明依靠其军事和经济势力不断侵略中国,不断强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给国人以巨大的耻辱感。各列强假“租借”之名,行瓜分中国之实,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图存成为中国人的共同呼声。在民族危亡的深渊中激发了戊戌维新运动,维新派人士认为要救亡必须学西方,他们拿来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作为冲决君主专制的网罗、伦常的网罗的指导。谭嗣同批判“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2]他抨击“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3]。二千多年来,由于儒学的政治化、制度化,谭氏的批判是对于以儒学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冲决,是对于以儒学为理论基础的君主制度体系的冲决。这种“冲决”的思维方式,便导致“破坏”的思维理念。梁启超说:“吾请以古今万国求进步者,独一无二,不可逃避之公例,正告我国民,其例维何?曰:破坏而已”[4]。这种“破坏”思维理念便导致了“不破不立”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紧张,换言之,要学西学,必须冲决儒学,冲决孔子。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与这个制度相依的、政治化、制度化儒学也随之成为批判的对象,“孔子专门叫人忠君服从,这些话都很有益于君的”[5]。“《论语》一书多半言仁……其根本观念盖在防人犯上作乱,欲使天下为忠臣孝子”[6]。凡人认为,由于孔学定于一尊,才造成两千多年来学术专制,使“今中国学术之黑暗与进化之迟滞”[7]1911年武昌起义后,各省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并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模仿西方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的组织原则,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政治化、制度化儒学就在这建制中退隐。然而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曾抬出儒学和孔子,这就更坚定了知识阶层以儒学为保守、落后的认识,也加剧了对儒学的批判和解构。吴虞说:“主张孔学者,其精神必与共和政体相反,此其较然者也!”[8]这个被誉为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在鲁迅发表的《狂人日记》中,将儒学的“仁义道德”当做“吃人”后,吴虞对其做了论证,并说:“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来了。”[9]满口讲儒学关键理念“仁义道德”的人,却张口“吃人”!“理能杀人”,“仁义道德吃人”,儒学便成为以“软刀子”杀人的凶手!

五四运动树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提倡道德革命和文学革命,掀起了批儒批孔高潮。陈独秀等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提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就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0]。将民主和科学与孔教和礼法,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学与西学绝对对立起来,要拥护此,必反对彼,做非此即彼的价值选择。由于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被当时知识界所认同,并成为主导思想,在知识界普遍崇拜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潮流中,中国传统儒学,孔学的价值评价就不可避免地被非理性的情感化所代替,儒学的被片面化、被误解,也就是情理中了。

1949年以后儒学、孔学在大陆的命运,基本上是被否定的。冯友兰在《四十年的回顾》中说:“《论语》中讲仁的地方最多,孔子并且提出‘已所不欲,毋施于人,作为实行仁的方法。可是孔子所说的‘已所不欲,毋施于人’,也就只打算对于他本阶级以内的人适用,他绝不会想到他自己不愿意受别人剥削,因此他也不剥削别人。”[11]把孔子说成是剥削阶级代表,其思想为剥削阶级服务。

在“文化大革命”中,儒学是作为“四旧”之一被打倒的,后又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把儒学作为反动的、落后的、保守的思想,孔子为反动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孔丘钻营奔走,为奴隶主大贵族出谋献策,效尽犬马之劳。他疯狂地诅咒奴隶起义,攻击鲁国新兴势力的代表季氏及其他各国的改革措施。同时,他为了篡政夺权,利用教育作为搞复辟的工具,他一方面按奴隶主阶级的要求,整理并窜改文化典籍,一方面招徕门徒,传移、宣扬复辟之道,大造反革命舆论,为奴隶主贵族培养接班人。这样,以孔丘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儒家学派,他们以研究学问为名,处心积虑地进行复辟奴隶制的阴谋话动[12]”。把孔子说成是历史的罪人。又无中生有地把两千年后的林彪与孔子联系起来,“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把‘克已复礼’作为反党的政治纲领,把天才论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妄图在中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壁资本主义,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13]。孔子便成为罪大恶极,帮助林彪颠覆、复辟、建立法西斯王朝祸首。

毛泽东在197385写了《读<封建论>呈郭老》七律一首:“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14]批孔学为秕糠,颂秦政行百代,他以秦皇自比。“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百倍”[15]毛泽东的儒学价值观、秦皇价值评价以及其孔学观,是反儒反孔的。

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仍然把孔子作为“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而且在以后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为封建统治阶级所赏识和利用。他的那套唯心主义理论和仁义道德的虚伪说教,被改造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统治达两千年之久”[16]。又说:“孔丘的天命观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最后根据,也是他直接制止劳动人民犯上作乱的法宝”。[17]儒学和孔子仍然受批孔批儒思维定势的影响。

中国大陆在十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解构“文革”思维形态,实现由“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首要任务的转变,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儒学的被遮蔽、被误解才会被拂去。学术思想界面临着第三次发现儒学。

在全球化的大环境、大背景下,第三次发现儒学要比前两次艰难曲折。其发现儒学,意蕴着发现中国自己,儒学自我。它必须度越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视阈,超越西化优越论的观念,对儒学做出价值重估,对孔子做出价值重审,它必须冲决欧风美雨的网罗,突破苏云斯雪的桎梏,对儒学做出重新诠释,对孔子做出重新定位。

发现儒学,在儒学面对全球化,面对21世纪的人类所面临的人与自然冲突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冲突的社会危机,人与人冲突的道德危机,人的心灵冲突的精神危机,文明之间冲突的价值危机之际,儒学能否开发出回应和化解此五大冲突和危机的资源?能否应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发现儒学,就是发现为人类的21世纪和平、幸福生存下去的孔子的智慧;发现为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的儒学化解之道,发现能融合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不二的思维之方;发现东西南北文明对话,互相谅解、同情的价值理念。这样,儒学才能在世界文明对话中获得话语权,才能在世界文化之林中获得安身立命之所。

发现儒学,就是发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对民族的生命存在和民族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民族价值理想、终极关怀的执着追求,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文化思想、精神灵魂。各个民族都有各不相同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的脊梁,无脊梁的民族就不能挺立于世,永远只能卑躬屈膝;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的主心骨,无主心骨的民族就没有自己的主体之见,永远只能任人指使;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之根,无根的民族就不能发芽结果,永远不能生生不息。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的气质、心理、品格、神韵的体现;也是这个民族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思维方法、行为方式、审美情趣、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表征;亦是这个民族实践民族自我发展的主导意识的表现。民族精神无形中指导着这个民族的价值趋向、为人处事、行为选择、审美导向;指点着人的行止、喜怒、态度、中和。发现儒学,就是发现儒学如何塑造了中华民族精神?如何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制度文明、道德文明、精神文明?而成为世界“礼仪之邦”、“文明之乡”。

发现儒学,就是发现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自立心、自律心。中国近百年来落后、挨打,使一些人产生了殖民地意识,崇洋媚外,一切都是西方的比中国的好,对中国传统的东西弃之犹恐不及,甚至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一些享有治外法权的洋人,自视为“高等民族”,视中华民族为“劣等民族”,以至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上海的公园里,挂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一些人在这种心态中,把中华民族的落后、挨打、耻辱归咎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落后,甚至视儒学为主犯,从而导致民族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其实是要虚掉整个中华民族,虚掉中华民族的自信、自尊、自立和自律,其结果是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发现儒学就是重新恢复、发现由儒学塑造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和位育、公平正直、经世致用、团结御侮、革故鼎新的民族精神,重新建立中华民族的自信、自尊、自立和自律的观念和机制。

发现儒学,就是重新发现中华儒学和文化、思想、哲学、艺术的“自我”和“讲自己”。20世纪初以来,西学像钱塘江大潮似的涌进,在西学强烈冲击下,中华民族传统的学术方式、表述方式、言说方式全面退缩,或全面退隐。造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学术出现严重断裂现象,加上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和教育的单向化,也加剧了这个断裂的拉大。在现代性学术规范的观照下,换言之,在西方现代性学术方式统摄下,中华民族绵延了两千年、创造了中华文明的学术、表述、言说方式统统丧失了其合法性。中华民族的文化学术、思想哲学,以至思维和书写方式都被逐渐纳入西方学术规范、思维模式之中,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中,中华民族传统话语言说方式被西方话语言说方式所替代,其独特的学术、哲学的问思方式亦被西式的致思方式所代替。中华民族的文化学术、思想哲学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我是谁?我是谁?确实成了大问号。

发现儒学,首要是发现我是谁。在全球化、西式化的当下,世界多元化逐渐趋同,而逐渐丧失其差分性,慢慢形成全球文化的同质文化,这种全球文化的同质文化,说到底是一种以西方文化为核心、为实质的文化,以及以此文化为话语的言说方式。如果世界文化果真只有一种文化,那么,这是世界文化的末日,是人类的悲剧。我们说去掉西方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遮蔽,拂拭去西学对儒学的尘埃,重新恢复中华民族文化的真容,显露儒学的本真,明确儒学文化身份的我,并不是说要拒斥与西方强势文化的交流、对话、互动、参照和吸收。其实多元的异质文化、学术、哲学和交流、对话、互动是当代学术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必然趋势。儒学若封闭自我,自我设限,只能使儒学的生命智慧枯萎,既不能发展自我,亦不能在世界文化学术之林中获得话语权。当今儒学要主动地、积极地请进来、走出去,即拿来又输出,儒学才能在与外来文化的融突中,化生新的和合体,以新理论思维形态展现在世界文化之林。

发现儒学,就是重新开发儒学资源,在中华民族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交流、对话、互动中融突而和合为中华民族新文化形态,塑造中华民族现代化中的新文化精神。这种新文化形态和新文化精神,是对当代人类所共同而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化解的中国化的、儒学化的致思的结晶,是对当代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和主题的把握,是当代社会、文化、学术、精神的需要,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这便是和合学与和合精神。这是第三次发现儒学,不过这个发现还是“在途中”。

 

 

 

 



[1] 参见拙文:《哲学迷失与哲学创新》

[2] 《仁学》、《谭嗣同全集》每54页,三联书店,1954

[3] 《仁学》、《谭嗣同全集》每54页,三联书店,1954

[4] 《论进步》、《新民说》、《梁任公文选》第54页,上海、文化书局1934

[5] 君衍:《法古》、《童子世界》第31期。

[6] 凡人:《开通学术议》、《河南》第5期。

[7] 凡人:《开通学术议》、《河南》第5期。

[8] 《对于祀孔问题之我见》、《吴虞集》第24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9] 《吃人与礼教》、《吴虞集》第17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0] 《陈独秀文章选编》第317页,三联出店,1984

[11] 《四十年的回顾》第64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12]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孔丘反动思想资料批注》第2页,中华书局,1974

[13] 同上,第3页。

[1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3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5] 转引自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路》第45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16]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中国哲学史》上册,第23页,中华出局1980

[17] 同上,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