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丛林”语境下的的文化中心论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 孔子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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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丛林”语境下的的文化中心论
 
 
 
“哲学丛林”语境下的的文化中心论 
 
来源:孔子在线    作者:饶贵民    时间:2012-6-5    点击:2314

    工业文明的到来,一方面促使人的“延展”,即在借助工业文明成果,迅速拓展了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与劳动空间,在革新的劳动工具帮助下,“自我”被消解;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人的“超越”,即在“自我”消解的前提下,人对“自我”的寻找。从雅斯贝尔思之所谓的“轴心期”时代,以哲学为文化底色的民族文明即形成,全球以中国、印度和西方为中心,形成三大文明中心,如中国文明重视伦理及德性,印度文明重视信仰及因明,西方古希腊则重视思辩及体系建设。至工业文明之时,哲学为底色的文明则逐渐被消解,当尼采呼喊“上帝已死”时,意味着轴心期时代所形成的价值文明,已被彻底解构。此后,无论西方哲学,或中国哲学都尝试对哲学进行重塑:如西方哲学放弃对形而上学的追求,将研究重点放置到现实的现象中来,西方哲学呈现出分析哲学的路径,如胡塞尔影响至今的现象学;中国哲学则在意识形态理论中体系中,尝试摸索一条既切合传统文明又呈现当代特色的道路,如张立文先生创立的“和合学”。中国哲学更注重于对传统价值的发掘,以期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思想资源。回到人的“延展”这一主题上:当代人的“延展”更是通过多种方式来实现,如机械动力、电子科技等等,人的解放程度也达到了历史的峰值。但这种“延展”也是人的价值陨落及主体性的泯灭,在人的“延展”过程中,人或为职业手段所异化,或为劳动成果所异化,将手段与目的、工具与价值混淆。如当前“幸福”的重述,在物质资料达到前所未有丰富的今天,大部分人实现了温饱无忧,却陷入到寻找幸福的疑惑之中。

    同时,新世纪以来的人类文化面临深刻的文化转型期。这个文化转型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同步性、复杂性、多元性:所谓的同步性,即无论发达国家或是落后国家,都在遭遇着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冲突,都在遭遇着本民族文化与异族文化之间的冲突;所谓的复杂性,即这些问题不再是农业文明时期,通过政治或经济控制的手段即可解决,它的发生机制复杂,发展过程中各个要素的介入复杂,解决问题的手段也异常复杂;所谓多元性,即文化转型带来的危机和必须解决的问题有各种文化中心论威胁文化的多元发展,各国各民族之间会引起文化冲突,乃至诱发战争。

    在如上背景之下,世界文明的发展,会呈现两大趋势:一是“旧瓶装新酒”,即回溯到“文明轴心期”,继续以三大文明发源地为中心,在旧有的文明基础上,三大中心文明继续整合新的文明资源,继续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二是“百花齐放”,即在信息文明的推动下,原来的文明类型及模式彻底支解,各国家、各民族重新站在统一起跑线上,重新塑造自己的文明,以适应时代的变迁。如上所论,哲学作为时代的精髓,须对时代问题进行回应,同时作为文明底色的哲学,也是民族特征的主要体现。

 

1、从“哲学丛林”到“哲学重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开国门,自觉融入“地球村”,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与世界接轨。西方当代哲学资源、中国古代优秀哲学资源,也以需求为标杆,纷纷涌现。哲学最早起源于人类对天道的反思,由于命题过于集中,故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哲学逐渐开始了对无所不包的大全科学的追求,几乎每个体系都包含数学、物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天文学、政治哲学等,而且这些科学被认为是统一的和内在关联的。中国亦如是,如老子所讲“道”,如孔子所讲之“吾道一以贯之”,如诸子百家亦以“集中”的形式,对自己的学术进行建构,这些均是人为自然立法的具体表现。

    工业革命之后,鉴于各个国家实际科技水平的差异,哲学的代际更新速度加快,当西方已经开始反思工业革命对人性的撕裂时,被坚船利炮敲开大门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引入。不仅世界如此,每个国家也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实现着价值哲学的平衡。如欧洲诸国在近代一直在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两端徘徊,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尝试在历史或信仰的价值中,发掘适合时代发展的哲学精神。似乎进入工业文明时期之后,整个世界很难再回归到“文明轴心期”,以一种“大一统”的哲学形态介入到知识世界,即世界进入“哲学丛林”时代。

   然而,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必须在整合世界素材的基础上,提出关乎形上学、伦理学及实践论的相关体系,或寻找到新的思辨起点,或是寻找到解释世界的终极原因。所以,无论在《精神现象学》中还是在《小逻辑》中,黑格尔都强调一种总体的观念,一种关于起点与终点关系的“圆圈论”。哲学大厦是一个整体,起点作为大厦的奠基石不是一种直接的结果,而是时时体现在整个大厦之中的。哲学与知识不同,知识是经验的堆砌,哲学则是一个观念的体系,在黑格尔看来,尽管旧形而上学需要经验主义在内容上的拯救,但他依然倾向于以观念作为自己体系的出发点,不过,他所谓的出发点并不具有直接的合法性,它只是一个假定,有待整个体系的说明。所以,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中指出:

    哲学是独立自为的,因而自己创造自己的对象,自己提供自己的对象。而且哲学开端所采取的直接的观点,必须在哲学体系发挥的过程里,转变为终点,亦即成为最后的结论。当哲学达到这个终点时,也就是哲学重新达到其起点而回归到它自身之时。这样一来,哲学就俨然是一个自己返回到自己的圆圈,因而哲学便没有与别的科学同样意义的起点。所以哲学上的起点,只是就研究哲学的主体的方便而言,才可以这样说,至于哲学本身却无所谓起点。

    “哲学丛林”时代,给哲学带来的并不只是挑战,更多的是有关哲学的发展新契机,即哲学或以继承、或以批判的形式,实现“哲学重塑”。中国当前的历史主题,已由近代的“救亡图存”转化为“共富和谐”,也意味着中国的大国崛起之梦不再遥远,中华文明向世界的贡献不再廉价的市场产品,而是输出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与和谐价值观等具有悠久历史的灿烂文化。因此“哲学重塑”事实上是以中华传统文化及人类悠久文明为底蕴,

整合和突破西方哲学的局限,系统地反思当前文明类型,探索人类存在的当下价值,逐步发觉突出中国特色的哲学资源。

 

2、从“工具实现”到“幸福实现”。

    人为世界立法,从古希腊哲学普罗泰戈拉提出的“人是世界的尺度”,到今天所追求的人的解放与自由,都可以看出人的理性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人介入的世界,只能是自然史,唯有人的存在,给自然赋予了价值的意义,是为历史。人类也在尝试给每一段时空赋予价值,同时自己的生命也须在时间的流逝中寻求终极的意义,是为终极关怀。哲学由此而产生。由此,人的迷茫或烦,只能是目的和手段的冲突,即在追求终极关怀的过程中,被手段异化,为“工具理性”所支配。   

    “工具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的重要内容,最早为韦伯提出。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不断工具理性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一个方面是“文化的理性化”,即人们现代理性意识的出现和提高(不再由不可测知的神秘力量来理解、来支配世界,而由技术、理性的方法来理解、来支配世界的意识就是现代理性意识);另一个方面是“社会的理性化”,即人们的理性意识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在人们具体的实践活动中,通过对外在世界进行理性的、技术的组织和控制,使社会生活逐渐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韦伯将这种促成资本主义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精神称之为“合乎目的的理性”或“形式理性”。后世的法兰克福学派则将这种对人们的思维和行动的手段、工具、方法和途径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倍加重视的思维方式,称为“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对人类控制和协调客观世界的自信,使人类不断探索和创造更高级的工具、方法、手段,不断推进科学技术教育的发展。人们也在不断满足各种需求的同时,越来越相信科学和技术是解决世界上一切问题的钥匙,科技成为越来越有效的手段、工具被人们推崇,然而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人的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

    “工具理性”导致的直接后果,即是终极价值关怀的丧失,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新教伦理强调勤俭和刻苦等职业道德,通过世俗工作的成功来荣耀上帝,以获得上帝的救赎。这一点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工具理性获得了充足的发展。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的动力开始丧失,物质和金钱成为了人们追求的直接目的,于是工具理性走向了极端化,手段成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们身上的铁的牢笼。“工具理性”支配下的价值导向,导致了人的异化,人的价值实现方式也混淆了目的与手段。在整体的价值实现方式,须经历由“工具实现”到“幸福实现”的转化,崇尚幸福价值,才可以克服人文精神日益萎缩下的人的“物化”。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人文精神的建设,人伦道德占据核心地位,注重探究和协调人与自然及与人关系的协调、注重人的自身完善,强调以人为本,激励人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努力在现实生活中去发现人实现人的价值。中国哲学有对“道”皈依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当前的启示即是克服人的“工具理性”之束缚,实现人的“幸福”回归。

 

3、从“经济话语”到“文化话语”。

    福柯从知识考古的角度,对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知识、真理是权力的形式,权力离开了知识、真理也就不成为权力。而“话语权”则是实现权力的主要方式。当前国际竞争的主要形式是经济竞争。目前世界的现实情况是,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通常掌握着更多的话语权。超级大国拥有相当强大的软、硬件实力,在许多方面已经占据了“话语霸权”的地位。超级大国通过话语、施压、解读,对欠发达的国家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所以,话语权背后的权力结构中的强者对弱者形成的控制关系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强者具有话语权,他们决定话语的内容,决定讨论题目的优先顺序和探讨内容,决定社会话语的语境,其实体现的是话语霸权者对社会的支配关系,反映的是社会背后深刻的权力结构。

    当前的国际权力结构,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文明,相反陷入到更为稳固的“话语结构”中,西方的强势文明以一种更为精巧的方式,通过“经济话语权”的掌握,来完成对欠发达国家的价值输入及文化控制。在这种话语结构下,大国对弱国的统御不再是赤裸裸的殖民与侵略,而是更为隐秘的“话语剥夺”与“话语入侵”。  

    但“话语系统”背后给中国文明带来的契机是,该理论系统成立的前提是“知识决定权力的产生”,即拥有文明的民族将在健康的世界体系下,逐渐掌握“文化话语”。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对世界的理解,归根结蒂建立在对“道”的终极信仰。这个哲学范畴,与基督文明中的《旧约》创世观的传统,和古希腊柏拉图哲学中的“中道”,都是世界不同类型的文明对世界生成系统的解释,也意味着世界未来“文化话语”竞争的三大格局。

“文化话语权”的生产需要从“文化话语主体”开始,经过权力的传播链条,在对话语客体产生影响,取得效果之后才生成话语权。所以传播过程中两个环节 “设置议程”和 “构建框架”,对话语权力的生成至关重要。设置议程解决的是 “说什么”的问题,“构建框架”解决的是“怎么说”的问题。所以,中国未来的“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事实上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上,解决话语资源的寻找上;二是寻找到与西方话语模式差异,坚持中国哲学自身的价值追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1998年)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中国文化中的共生、和谐、德性、执中,是中国先民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可以成为未来世界文化竞争的一级。如张立文先生所说的中国哲学要“自己讲”、“讲自己”,中国“文化中心论”并不是一种文化话语霸权,而是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民族基本特征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