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哲学如何可能？[①]

 

彭永捷

 

随着哲学的发展，哲学自身业已改变作为其产生之初纯粹爱智的本性，哲学不仅只是对奥秘的纯粹爱好，不只是单纯满足对自然万物的好奇心，这种作为科学的同胞姐妹的哲学，确实应该终结了。哲学日益成为自觉反省人类文明与人类自身的活动，日益成为帮助和影响人类反思、评价和选择生存方式的助手，日益从超越现实的“无用之用”[②]到介入现实的“有用之用”。哲学来到中国之后形成的“中国哲学”，也不可避免受到中国“道术”[③]传统的影响，“推天道以明人事”[④]，哲学提供现实人事背后的终极天道，背负起诸如文化核心、民族精神、安身立命、精神家园等一系列重大意义。作为人类思想类型之一的哲学起源于古代希腊，她逐渐成为欧洲人的精神家园，并随着欧洲文化的全球化，哲学成为一种世界文化，成为一种“人类的思想”，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思想范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哲学节”（Philosophy Day）也成为全世界哲学人的共同节日。那么，哲学在汉语世界如何被表达？哲学和汉语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哲学怎么处理和汉语世界自身思想传统？以及如何用汉语从事哲学创造与哲学写作？总之，一种汉语哲学如何可能？

 

1．什么是汉语哲学?

什么是汉语哲学？顾名思义，汉语哲学就是指用汉语表达的哲学。这样一个简单的定义背后，却潜藏着并不简单的问题。用汉语表达哲学，只要我们说汉语，而且在谈论哲学，似乎就是汉语哲学了。这至多只是汉语哲学的一个低浅的层面。从域外传入哲学，我们先是以汉语去格义西方哲学，展开最初在汉语和西方哲学语汇之间建立辞典的活动，其后随着知识背景的变化，我们再用所学得的西方哲学背景知识、西方哲学语汇去做被学者们称作“逆格义”或“洋格义”的工作，试图用西方哲学的汉语译名去言说哲学，这是建立汉语哲学的初步工作，通过这项工作，我们做到了“让哲学主汉语”[⑤]。这个层次的汉语哲学，其贡献主要体现在勾通中西思想文化上，使我们了解一个与我们自身以往的传统不同的思想传统和思想类型，并使我们尝试模仿着学习运用这一思想资源和从事这一思想类型的思想活动。通过“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热烈讨论，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能令我们满意的层次。汉语哲学，不能停留于这样一种“哲学在中国”的层次，“让哲学说汉语”，也不能停留于如此使用汉语来言说哲学的方式。

那么究竟什么是汉语哲学？我们对汉语哲学有着怎么的期待？汉语哲学，不仅指使用西方哲学的汉语译名来表达哲学，而且应当指使用汉语自身的思想语汇来进行哲学思考、哲学创造、哲学写作、哲学表达的哲学。这也就意味着，所谓“让哲学说汉语”，也就包含着使用汉语的思想语汇来言说哲学。如此来言说的汉语哲学，将不再只是西方哲学的汉语式表述，而是将哲学融入了中国思想自身的传统。这样的汉语哲学，将不再只是“哲学在中国”，而且是“中国的哲学”。这样的汉语哲学，也不并只满足于把汉语哲学变成一种比较哲学意义上的哲学活动，而将是哲学创造。在此，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和多余无聊的“辨证”，我们事先声明，“哲学在中国”与“中国的哲学”，用汉语言说西方哲学的汉语哲学和用汉语言说中国思想的汉语哲学，中西比较意义上的汉语哲学与作为中国本土创生的汉语哲学，“汉话胡说”[⑥]的中国哲学与“汉话汉说”的中国哲学，我们不是要做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对某一方面做出划个休止符地了断，而是认为它们是“并行而不悖”、“并育而不相害”[⑦]。但我们要明的是，相对于以往大行其道的对汉语哲学的了解和运用，我们当下的难题是，如何建立第二种意义上的汉语哲学。

 

2．为什么要提出汉语哲学的问题？

提出并自觉思考汉语哲学的问题，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汉语哲学的提出更有助于我们自觉思考哲学与我们母语的关系

“物莫非指”[⑧]，哲学是“指”，要想明此“指”，只能先了解“物指”，即哲学是一个家族概念，当我们想界说清楚什么是哲学时，我们只能给别人讲明哲学史和当代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哲学。对于一个具体的哲学而言，哲学总是生存于其具体的话语系统之中。话语系统不是外在的形式，而就是其哲学本身，离开了一种特定的话语系统，一种哲学就不在是其本身。无论是相对于使用外语从事哲学，还是相对于使用西方哲学的中国译名从事哲学，都不如我们使用母语本身提供的思想语汇从事哲学更加灵活和方便。我们使用汉语从事哲学，就必须考虑汉语自身的特点，展现汉语自身的魅力，使我们的思想深嵌到汉语自身的功能之中，充分发挥汉语自身的表达能力。

汉语以汉字为基础，汉字又以形声字为主。由我们所使用的方块字所具有的以抽象表达形象的特点，造就了我们善于以抽象表达形象而非以抽象表达抽象的思维优势。此外，汉字字义的多样性，也造就了我们通过对字义的选择和赋予新的意义来不断地重新解读经典文本，以此来从事思想创造的独特方式。

由于对西方哲学缺乏足够的了解，在已有的汉语哲学中，大量存在错会西方哲学之意而使用哲学语汇的现象，比如一些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一再试图澄清的“本体”与“本体论”。我们究竟把它看作是一种需要给予正名的现象，还是看作哲学来到中国的一个特有现象，看作是创造性的误读，从而作为汉语哲学的一个部分加以默认，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

对于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来说，我们有必要深入思考，如何发挥我们母语的特点和优势从事哲学，从而使得哲学不再成为一种远离我们母语的活动，不再成为一种从根本上“去中国化”的学术活动。

（2）汉语哲学的提出更有助于我们自觉思考哲学与我们思想传统的关系

当我们思考哲学与汉语关系时，也不会局限于单纯从语言方面去考虑这一问题。语言提供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一些表音或表意的符号，汉语的背后，起着支撑作用的是深厚的文化传统与文明成果。正像无论一些带着“天下大同”理想的人如何怀着满腔热情去推动世界语以及创立新的“世界语”，然而却无可避免地得到冷漠一样，一种和计算机编程语言毫无二致的语言，只能适合在与人文无关的技术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当我们说“让哲学说汉语”时，也就包含着让哲学与我们自身的思想传统相融合。这种融合至少应当包含几个方面：一是必须和汉语自身的思想语汇融合，中国传统语汇也同样可以被重新选择、重新使用、重新诠释和重新表述，即可以重新进入当代哲学话语系统；二是必须和我们传统的思想类型融合，当代的中国哲学未必一定要严格按照西方哲学的思想类型范式去思考、写作和言说，也可以结合中国传统思想的范型去思考、写作和言说；三是必须和我们自身的思想成果相融合，从传统思想汲取思想资源，开发传统智慧。传统的思想语汇绝非仅是一些名词，“由词以通其道”[⑨]，思想语汇代表着传统思想的成果。

当我们自觉主动地思考和实践这样一种汉语哲学时，我们所引进和发展哲学的工作，就不再是一种从根本上抛弃、远离、颠覆我们自身传统的活动，而是延续和发展我们自身传统的活动。我们虽然并不能也不应当异想天开、画地为牢、不合时宜地返回和固守我们的传统，但我们可以接续和发展我们的思想传统，推动两种思想传统的融合与创生。

 

（3）汉语哲学的提出更有助于我们自觉主动地吸收西方哲学和更好地继承引进西方哲学的已有成果

就中国文化而言，我们并不缺乏大规模移植外来文化的历史经验，其中佛教文化就是最有代表性和最具有说服力的一例。我们引入泰西传入的佛教，不仅产生了本土化的中国佛教，而且还通过理学对儒、释、道三教的整合，使佛教的思想深入到中国正统思想内部。佛教来华这一历史经验仍然适用于对西方哲学的态度。一百余年来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和引入，早已超越了作为“西方学”――诸如“东方学”或“洋汉学”――的范畴，而是一种“依傍”（如胡适、冯友兰）或完全采用（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并由此形成了“哲学在中国”的丰硕成果。汉语哲学的提出，同样有助于我们自觉主动地吸收西方哲学，有助于我们自觉思考：我们如何更好地移植与译介西方哲学？在汉语世界圈内，比如说海峡两岸对西方哲学的译名有何不同，何者更有胜义？更进一步，我们要思考如何去吸收西方哲学，而不单单是套用、附会西方哲学，将西方哲学变成“为我之学”。对于已有的哲学成就，虽然经由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探讨，我们认识到这样一种“中学西范”、“汉话胡说”的哲学存在着很大的局限，但也并非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态度，而且积极看待已有哲学范式和哲学成就的积极意义。我们并不是要终结已经来到中国的哲学，终结已经形成的中国的哲学传统，而是要进一步尝试如何使哲学成为一种新的“国学”，正如二胡同样被当作民族乐器用来演乐民乐一样，而是更加明确地提出应当消化西方哲学、吸取西方哲学，以创生汉语世界丰富多彩的哲学。这也就意味着，虽然我们探讨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并明确意识到作为人类思想范型的哲学与中国思想之间不可通约、不可替代，但哲学在汉语世界里仍然是一项值得继续的事业，仍然可以探讨如何通过确立新的哲学或思想的典范从而对二者有一个综合或融合。

 

（4）汉语哲学的提出更有助于我们自觉思考引进哲学与哲学创造之关系

     截止到目前的中国哲学，总体上仍处于引进西方哲学、运用西方哲学、模仿西方哲学的阶段，包括此前出现的一批哲学家所试图从事的哲学创造，也都带有强烈的模仿痕迹。由于历史原因，大陆哲学界在中断了哲学创造之后，又到了一个意识到应当从事哲学创造、尝试从事哲学创造的阶段。单纯引进、依傍、模仿、运用西方哲学，势必造成目前这种哲学创造力衰退、文化主体性丧失的状况。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哲学领域，也存在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强调文化的主体性，绝非是用一个文化民族主义就可以简单解释的主张，亦即不是单纯的文化认同问题，它更关涉到文化的创造力问题。汉语哲学的提出，将使我们更加明确汉语哲学与外来哲学的主客关系，更加明确当代哲学的创造性责任，更加明确哲学与文化的主体性。

 

3．汉语哲学如何可能

然则一种我们所理想、所期待的汉语哲学如何可能？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哲学需要完成以下几方面的转变：

 

（1）从解构到建构

关于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学术界基本上是告一段落。这场由中国哲学学科和外国哲学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的学术讨论，大体上已经完成了对以往中国哲学学科范式的解构，应当寻求建立一种崭新的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在中国哲学学科内部已经成为比较通行的看法。我们看到，即使某些以前激烈批评和反对提出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学者，他们的态度也转到了肯定这场讨论的方面。虽然在这场讨论中，对如何建立新的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已经提出一些建设性的观点，但这场讨论总体上是解构性的。现在，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哲学学科还有延续之必要的话，那么就必须去探索如何改弦如何易辙。我们讨论的重点应放在如何建设中国哲学学科上来了，并在再一次地建设中国哲学学科的探索中，破解和超越合法性危机。理想中的汉语哲学，应当是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成果中出现。

 

（2）从汉话胡说到汉话汉说

关于中国哲学话语系统，经历了几次转变。在起初接受西方哲学的早期阶段，学术界的做法是“胡话汉说”，比如把西方的“存在”（beings）概念译成“万有”，把“物理”（Physics）对译成“格致”，我们试图以中国文化的经验去达成对新鲜的异域文化的理解。再往后，学者们则习惯于用柏拉图的理念去解释朱子之“理”，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去回溯一个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相斗争的中国哲学史“传统”，这也就是“汉话胡说”的模式。当然，从中西哲学与思想文化的交流来说，胡话汉说与汉话胡说仍有必要，仍然会延续下去。但我们在此之外，还应积极探讨如何汉话汉说，即如何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观念、义理、语汇、方式引申、发展出当代的哲学。

 

（3）从旧典范到新典范

     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使已有的中国哲学史写作典范失去了其作为惟一正当典范的合法性。就中国哲学史学科而言，处于旧的已破而新的未立状态，处于一个呼唤和期待确立新的学术典范的时代。不单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围内如此，整个中国当代的人文学术，都面临确立新的学术典范的问题。所谓“站在当代的高度”去重新诠释传统文本，也是一个颇令人疑惑的观念。通常所谓“当代的高度”，究竟是何种高度？从通行的做法看，无非是学来某一西方哲学概念，然后用之于中国对象上。此种所谓“站在当代学术的高度”，应该只局限在比较研究意义上获得其学术价值了。

 

（4）从作为历史学到作为哲学

目前汉语世界的哲学研究，总体上属于历史学的范畴，无论是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还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这种研究虽然以哲学为对象，但研究方法和角度是属于历史学的，是哲学史研究。理想中的汉语哲学的出现，依赖于大量具有原创性的哲学研究成果的出现。这些成果，须是创造性地回应现实问题和哲学史问题而产生的思想。在最近十余年，中国哲学界又在产生新的哲学家，有一些学者在试图担当哲学家的角色。在老一辈学者中， 张立文 先生提出一套系统的和合学理论，蒙培元提出儒家的心灵哲学和境界哲学。年青学者中，也有一些学者近年的多项成果都表现出哲学探究的气质。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大量生动活泼、别开生面的原创性哲学的出现，将有可能迎来一个汉语哲学繁荣的未来。

 

（5）从出入西学到返之六经

对于西方哲学的了解，成了我们走入哲学殿堂、接受哲学训练的必要步骤。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从事哲学这一行当的人员，都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良好的西方哲学训练。但相较之下，中国哲学研究队伍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训练更加欠缺，对于传统文献典籍不够熟悉。相较于引用西方哲学资源来说，对于中国哲学资源的引用少之又少，仍是一种“言必称希腊”的态势。怎么样才能产生有深度的汉语哲学作品？宋明儒者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所借鉴。著名的理学家，无一例外地都是出入佛老数十载，而后经历一个返之六经的过程。即以道学宗主周敦颐为例，他早期的思想来自于《太极图》，其传授谱系来自于道家，向上可追至著名道士陈抟。在可被视作宋代理学纲领性文字的《太极图说》中，文首的“无极”概念就来自于道家。然而到周敦颐中年以后所作的《通书》中，他的思想逻辑构架并未变，但使用的话语却发生了变化，儒家的“诚”代替道家的“无极”，成为他的核心概念。再以道学集大成者朱熹为例，朱子年青时亦是出佛入老，甚至还以“紫阳真人”的笔名撰有探讨道教炼丹经典《周易参同契》的作品。但他在老师李侗的启发下，反复熟读先秦儒学经典，融会各家，终成理学大师。出入佛老，成为他们理解儒经、诠释儒经的思想资源。对佛老之学越是了解，越能成就他们的理学造诣。这个经验，同样适用于今天我们处理西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对于仅仅作为一个西方哲学的研究专家而言，是否返之六经关系不大。但对于从事哲学创造以及从事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人来说，如若出入西学而不知返，难以取得重大的哲学成就。

 

（6）从模仿到创造

冯友兰 先生曾说，中西哲学之不同，应是花样之不同，而非高低之不同。但可惜的是，由于哲学是从西方传来的，从中国人从事哲学的最初起，模仿和追逐西方哲学的演变就成了我们治哲学的一般范式。我们习惯于总是把西方哲学作为当代哲学的代表，然后以西方哲学来谈论我们自己的问题，甚至把西方哲学的问题理解为普遍问题和当成我们自己的问题。未来的汉语哲学，将是一个从根本上完成从模仿到创造转变的哲学。西方哲学只能是思想资源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西方学者对什么问题感兴趣，他们的所思所想，只能是我们的一种参照，而不是圣旨。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没有脱离开哲学家所面临的时代、地域、文化传统的普遍性问题。汉语哲学必须深入到汉语世界的传统与现实的土壤中来，才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汉语哲学作品。

 

当我们讨论汉语哲学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的时候，绝不意味着哲学已经成为中国思想的必然宿命，绝不意味着作为人类思想类型之一的中国思想，只能采取另一种作为人类思想类型的哲学的方式。这两种思想可以在汉语哲学中得到交融，形成一种崭新的思想类型，亦哲学亦思想，在这里，汉语哲学的“哲学”，只不过是约定俗成，不再特限于由古希腊开出的思想传统。不仅如此，中国自身的思想传统，无论我们称之为“道术”、“术道”[⑩]或“学术”，或者“思想”，她都可以按照自身的特点得以延续。即使是断裂的传统，也同样可以跨代接续。宋代一些儒者不是追随韩愈在《原道》中的说法，认为儒家的仁义之道，在孟子之后就断了么，但他们却认为千年之后的周敦颐却能“得千载不传之秘”，他们以所谓“千古心传”的方式，接续千年之前的儒学传统。总之，哲学引进到中国，带给我们的应当是更多的学术自由，而不是限制和障碍，应当是丰富了我们的思想传统，而不应当是取代和中结我们的思想传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