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华民族自宋以降，经历元清两次草原文明对农业文明和工商文明的残酷的打击，使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差距逐渐拉大[1]。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工业文明依靠其军事和经济势力不断侵略中国，不断强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给国人以巨大的耻辱感。各列强假“租借”之名，行瓜分中国之实，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图存成为中国人的共同呼声。在民族危亡的深渊中激发了戊戌维新运动，维新派人士认为要救亡必须学西方，他们拿来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作为冲决君主专制的网罗、伦常的网罗的指导。谭嗣同批判“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2]他抨击“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3]。二千多年来，由于儒学的政治化、制度化，谭氏的批判是对于以儒学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冲决，是对于以儒学为理论基础的君主制度体系的冲决。这种“冲决”的思维方式，便导致“破坏”的思维理念。梁启超说：“吾请以古今万国求进步者，独一无二，不可逃避之公例，正告我国民，其例维何？曰：破坏而已”[4]。这种“破坏”思维理念便导致了“不破不立”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紧张，换言之，要学西学，必须冲决儒学，冲决孔子。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与这个制度相依的、政治化、制度化儒学也随之成为批判的对象，“孔子专门叫人忠君服从，这些话都很有 益于 君的”[5]。“《论语》一书多半言仁……其根本观念盖在防人犯上作乱，欲使天下为忠臣孝子”[6]。凡人认为，由于孔学定于一尊，才造成两千多年来学术专制，使“今中国学术之黑暗与进化之迟滞”[7]。1911年武昌起义后，各省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并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模仿西方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的组织原则，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政治化、制度化儒学就在这建制中退隐。然而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曾抬出儒学和孔子，这就更坚定了知识阶层以儒学为保守、落后的认识，也加剧了对儒学的批判和解构。吴虞说：“主张孔学者，其精神必与共和政体相反，此其较然者也！”[8]这个被誉为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在鲁迅发表的《狂人日记》中，将儒学的“仁义道德”当做“吃人”后，吴虞对其做了论证，并说：“ 孔二 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来了。”[9]满口讲儒学关键理念“仁义道德”的人，却张口“吃人”！“理能杀人”，“仁义道德吃人”，儒学便成为以“软刀子”杀人的凶手！

五四运动树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提倡道德革命和文学革命，掀起了批儒批孔高潮。陈独秀等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提出“要拥护 那德 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 那赛 先生，就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0]。将民主和科学与孔教和礼法，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学与西学绝对对立起来，要拥护此，必反对彼，做非此即彼的价值选择。由于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被当时知识界所认同，并成为主导思想，在知识界普遍崇拜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潮流中，中国传统儒学，孔学的价值评价就不可避免地被非理性的情感化所代替，儒学的被片面化、被误解，也就是情理中了。

1949年以后儒学、孔学在大陆的命运，基本上是被否定的。冯友兰在《四十年的回顾》中说：“《论语》中讲仁的地方最多，孔子并且提出‘已所不欲，毋施于人，作为实行仁的方法。可是孔子所说的‘已所不欲，毋施于人’，也就只打算对于他本阶级以内的人适用，他绝不会想到他自己不愿意受别人剥削，因此他也不剥削别人。”[11]把孔子说成是剥削阶级代表，其思想为剥削阶级服务。

在“文化大革命”中，儒学是作为“四旧”之一被打倒的，后又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把儒学作为反动的、落后的、保守的思想，孔子为反动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孔丘钻营奔走，为奴隶主大贵族出谋献策，效尽犬马之劳。他疯狂地诅咒奴隶起义，攻击鲁国新兴势力的代表季氏及其他各国的改革措施。同时，他为了篡政夺权，利用教育作为搞复辟的工具，他一方面按奴隶主阶级的要求，整理并窜改文化典籍，一方面招徕门徒，传移、宣扬复辟之道，大造反革命舆论，为奴隶主贵族培养接班人。这样，以孔丘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儒家学派，他们以研究学问为名，处心积虑地进行复辟奴隶制的阴谋话动[12]”。把孔子说成是历史的罪人。又无中生有地把两千年后的林彪与孔子联系起来，“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把‘克已复礼’作为反党的政治纲领，把天才论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妄图在中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壁资本主义，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13]。孔子便成为罪大恶极，帮助林彪颠覆、复辟、建立法西斯王朝祸首。

毛泽东在 1973年 8月 5日 写了《读＜封建论＞呈郭老》七律一首：“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14]批孔学为秕糠，颂秦政行百代，他以秦皇自比。“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百倍”[15]毛泽东的儒学价值观、秦皇价值评价以及其孔学观，是反儒反孔的。

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仍然把孔子作为“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而且在以后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为封建统治阶级所赏识和利用。他的那套唯心主义理论和仁义道德的虚伪说教，被改造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统治达两千年之久”[16]。又说：“孔丘的天命观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最后根据，也是他直接制止劳动人民犯上作乱的法宝”。[17]儒学和孔子仍然受批孔批儒思维定势的影响。

中国大陆在十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解构“文革”思维形态，实现由“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首要任务的转变，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儒学的被遮蔽、被误解才会被拂去。学术思想界面临着第三次发现儒学。

在全球化的大环境、大背景下，第三次发现儒学要比前两次艰难曲折。其发现儒学，意蕴着发现中国自己，儒学自我。它必须度越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视阈，超越西化优越论的观念，对儒学做出价值重估，对孔子做出价值重审，它必须冲决欧风美雨的网罗，突破苏云斯雪的桎梏，对儒学做出重新诠释，对孔子做出重新定位。

发现儒学，在儒学面对全球化，面对21世纪的人类所面临的人与自然冲突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冲突的社会危机，人与人冲突的道德危机，人的心灵冲突的精神危机，文明之间冲突的价值危机之际，儒学能否开发出回应和化解此五大冲突和危机的资源？能否应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发现儒学，就是发现为人类的21世纪和平、幸福生存下去的孔子的智慧；发现为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的儒学化解之道，发现能融合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不二的思维之方；发现东西南北文明对话，互相谅解、同情的价值理念。这样，儒学才能在世界文明对话中获得话语权，才能在世界文化之林中获得安身立命之所。

发现儒学，就是发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对民族的生命存在和民族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民族价值理想、终极关怀的执着追求，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文化思想、精神灵魂。各个民族都有各不相同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的脊梁，无脊梁的民族就不能挺立于世，永远只能卑躬屈膝；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的主心骨，无主心骨的民族就没有自己的主体之见，永远只能任人指使；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之根，无根的民族就不能发芽结果，永远不能生生不息。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的气质、心理、品格、神韵的体现；也是这个民族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思维方法、行为方式、审美情趣、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表征；亦是这个民族实践民族自我发展的主导意识的表现。民族精神无形中指导着这个民族的价值趋向、为人处事、行为选择、审美导向；指点着人的行止、喜怒、态度、中和。发现儒学，就是发现儒学如何塑造了中华民族精神？如何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制度文明、道德文明、精神文明？而成为世界“礼仪之邦”、“文明之乡”。

发现儒学，就是发现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自立心、自律心。中国近百年来落后、挨打，使一些人产生了殖民地意识，崇洋媚外，一切都是西方的比中国的好，对中国传统的东西弃之犹恐不及，甚至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一些享有治外法权的洋人，自视为“高等民族”，视中华民族为“劣等民族”，以至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上海的公园里，挂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一些人在这种心态中，把中华民族的落后、挨打、耻辱归咎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落后，甚至视儒学为主犯，从而导致民族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其实是要虚掉整个中华民族，虚掉中华民族的自信、自尊、自立和自律，其结果是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发现儒学就是重新恢复、发现由儒学塑造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和位育、公平正直、经世致用、团结御侮、革故鼎新的民族精神，重新建立中华民族的自信、自尊、自立和自律的观念和机制。

发现儒学，就是重新发现中华儒学和文化、思想、哲学、艺术的“自我”和“讲自己”。20世纪初以来，西学像钱塘江大潮似的涌进，在西学强烈冲击下，中华民族传统的学术方式、表述方式、言说方式全面退缩，或全面退隐。造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学术出现严重断裂现象，加上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和教育的单向化，也加剧了这个断裂的拉大。在现代性学术规范的观照下，换言之，在西方现代性学术方式统摄下，中华民族绵延了两千年、创造了中华文明的学术、表述、言说方式统统丧失了其合法性。中华民族的文化学术、思想哲学，以至思维和书写方式都被逐渐纳入西方学术规范、思维模式之中，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中，中华民族传统话语言说方式被西方话语言说方式所替代，其独特的学术、哲学的问思方式亦被西式的致思方式所代替。中华民族的文化学术、思想哲学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我是谁？我是谁？确实成了大问号。

发现儒学，首要是发现我是谁。在全球化、西式化的当下，世界多元化逐渐趋同，而逐渐丧失其差分性，慢慢形成全球文化的同质文化，这种全球文化的同质文化，说到底是一种以西方文化为核心、为实质的文化，以及以此文化为话语的言说方式。如果世界文化果真只有一种文化，那么，这是世界文化的末日，是人类的悲剧。我们说去掉西方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遮蔽，拂拭去西学对儒学的尘埃，重新恢复中华民族文化的真容，显露儒学的本真，明确儒学文化身份的我，并不是说要拒斥与西方强势文化的交流、对话、互动、参照和吸收。其实多元的异质文化、学术、哲学和交流、对话、互动是当代学术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必然趋势。儒学若封闭自我，自我设限，只能使儒学的生命智慧枯萎，既不能发展自我，亦不能在世界文化学术之林中获得话语权。当今儒学要主动地、积极地请进来、走出去，即拿来又输出，儒学才能在与外来文化的融突中，化生新的和合体，以新理论思维形态展现在世界文化之林。

发现儒学，就是重新开发儒学资源，在中华民族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交流、对话、互动中融突而和合为中华民族新文化形态，塑造中华民族现代化中的新文化精神。这种新文化形态和新文化精神，是对当代人类所共同而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化解的中国化的、儒学化的致思的结晶，是对当代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和主题的把握，是当代社会、文化、学术、精神的需要，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这便是和合学与和合精神。这是第三次发现儒学，不过这个发现还是“在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