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汉武帝、董仲舒等拂拭了落在儒学和孔子身上的尘埃，重新请理了被遮蔽的儒学和孔子的形象，重新恢复了儒学和孔子的文化价值，即重新发现儒学。但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演化，汉武帝、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慢慢地淡化了，儒学经学作为国家政治的主导思想惭惭地异化了。东汉末年以至三国的动乱，独尊的儒学已无力担当化解社会冲突的重任，特别是道教的兴起和印度佛教的传入，在社会动乱中传播着影响力。

在社会动乱中，学术又呼唤着“执—统众”，渐成为魏晋时解释社会冲突的指导思想，意蕴着学术以两汉的经学证实走向魏晋的玄学尚虚，从《春秋公羊学》转换为“三玄”（《老子》《庄子》、《周易》），学术风向的转变及依傍诠释文本的转换，意味着儒道之间有与无，名教与自然观念的变化，何晏，王弼，“祖述老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而立“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用，无爵而贵矣。”[1]以无为本，有恃无而化生成形，无从万物本体意义上说即是“一”，“无”（“一”）对“有”（“众”）具有统摄的功能和作用。

名教出于儒学，自然出于道家，王弼以崇本息末说明名教本于自然，即有本于无。后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换言之，玄学置儒为末、为被化生、成形、成德的地位，道为本、为化生、成形、成德的所恃和根据，汉代“独尊儒学”被解构了，儒学又开始被遮蔽。

南北朝时，随着佛教取得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寺院经济迅速发展，政治思想地位提高。自魏以来，寺院“侵夺细民，广占田宅”[2]，“朝士死者，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3]”。或“寺夺民居，三分且一”[4]。佛教由于其般若智慧，而获人信仰，寺院“穷极宏丽”，“资产丰沃”，“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5]。在寺院享有免税免役特权的情况下，人民往往破产以趋佛，以至“天下户口，几亡其半，”[6]加深了社会的危机，儒学亦受排斥。梁武帝萧衍，“晚乃溺信佛道”，“溺于释教，弛于刑典”[7]。他四度捨身入寺。中大通元年（529）他到同泰寺，“上释御服，披法衣，行清净大舍……升讲堂法坐，为四部大众开《涅槃经》题。”[8]结果“群臣以钱一億万奉赎皇帝菩萨大捨，僧众默许”[9]。他每次捨身，国家要耗费大量钱来赎身，造成国家财政的困难。

由于萧衍溺于佛教，他曾于天监三年（504）下诏以佛教为“正道”。“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为）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朕舍邪外，以事正内诸佛如来。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发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其公卿百官，候王宗族，宜反伪就真，捨邪入正。”[10]这样外来佛教便获得法定的“正道”独尊的地位，而本土的儒教，道教便为邪道、伪道。他下令要大家反伪就真（佛），捨邪入正，并认为儒、道都是世间之善，不能超凡成圣。在萧衍的影响下，“比来慕法，普天信向，家家斋戒，人人懴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11]。在这种堕本勤末，耕夫日少，杼轴日空的情况下，国家人民何以生存。儒学的此岸耕织精神被遮蔽了，经世致用思想被解构。

隋朝佛教仍占“独尊”地位，这与统治者倡导紧密相联。杨坚诏曰：“朕归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发菩提，共修福业，使当今见在爰及来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12]。炀帝杨广亲受菩萨戒，智顗把“总持菩萨”的法名奉给他，炀帝也把“智者大师”的尊号赐给智顗。[13]虽炀帝受菩萨戒文中鼓吹自己“基承积善”，“庭训早趋，胎教夙渐”，“戒善为先”，[14]其实他荒淫无耻，为恶多端，很快而亡国。然而，佛教“独尊”，儒学式微，“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15]儒学被佛教边缘化了。

唐时佛教鼎盛，成为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一大特征。李渊祀佛求福，李世民借崇山少林寺僧人平王世充等。佛教在政治、经济和理论上均获得空前的发展。太宗曾诚心发愿：“皇帝菩萨戒弟子，稽首和南方诸佛、菩萨、圣僧、天龙大众……惟以丹诚，归依三宝。谨于宏福道场，奉施斋供，并施净财，以充檀舍”[16]并两次下诏，普度僧尼。李渊父子的崇佛，至使“天下僧尼，数盈十万”。[17]傅奕反佛，太宗对他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18]可见太宗对佛“情深护持”。特别是对玄奘的礼敬和翻译佛经事业的支持，使佛教理论和宗派得以高度发展。这时中华民族的知识精英面对儒教生命智慧的式微和佛教博大精深的般若智慧及微妙难解的涅槃实相，而被佛教的中国化创新所吸引，从而开出天台，华严，特别是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并影响东亚、南亚和世界各国，相反，佛教发祥地印度在14世纪都几乎湮灭。

在经济上佛强儒弱，“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19]；在思想信仰上佛盛儒衰；在观念价值上佛教成为当时强势文化，儒已成弱势文化。面对这种形势，韩愈在汉末至唐近400年的动乱和在佛道俩教的激荡、冲击下，为争儒教的生存地位，他撰《原道》、《原性》、《原人》等篇；试图回归儒学的源头，重新发现被遮蔽、误解了的儒学。后人认为，这几篇可“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20]即重新呈现儒学的基本内涵，“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为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21]儒学所讲的道德仁义与佛老不同，但由于“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22]儒学被长期遮蔽了，以至成为杨墨老佛的附庸，所以佛老都说“孔子，吾师之弟子也”[23]。剥夺了孔子与佛老平等的地位。韩愈要重新恢复儒学被歪曲了的身份地位。基于此，韩愈提出了可与佛教“法统”相对应的“道统”说，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孟、其后不得其传。这个儒学的“道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24]。从而凸显了儒学的主体身份和独立地位。

虽然韩愈在重新发现儒学中有其功绩，但由于他没有出入佛老，“而于本然之全体则疑其有所未睹”[25]，所以不能从理论上与佛教平等对话，以至援佛入儒，即变入于老佛为入于儒。由于接踵而来的是唐末和五代的大动乱，韩愈的“发现儒学”完全被现实的动乱摧毁了，礼乐制度、伦理道德亦被破坏。“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延、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与！”[26]道乖、失序，便违背了儒学的基本精神道德仁义。“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27]这就是说，韩愈等所重新发现儒学的努力被破坏殆尽，儒学又被蒙上厚重的尘埃。

如果说韩愈等开两宋重新发现儒学之先河，那么，两宋道学家才真实地焕然大明儒学，第二次重新发现儒学、发现孔子。《宋史·道学传》载：“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28]。否定汉武帝、董仲舒在秦“焚出坑儒”后第一次发现儒学的历史价值是失之偏颇的，改为两汉之后，较合事实！《道学传》接着说：“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暸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在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子者与。”[29]概括地描述了周、张、程、朱重新发现儒学，拂去厚重尘埃，使儒学焕然大明的进程。

道学家重新发现儒学的要旨，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30]，可谓真谛。第一，为天地立心，建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形而上之道。苏辙曾以智慧眼光指出韩愈发现儒学的缺失：“愈之学，朝夕从事于仁义礼智刑名度数之间，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31]所以，道学家的历史使命是在外来印度佛教、本土道教与儒教的冲突中，从形而上之道层面做出回应。这就是把元典儒学中还滞留在伦理道德层次的心性之学，从形而上学本体论高度给以观照，使传统儒学以心性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之学和价值理想、终极关切建构在具有理性力度的形上学本体思维之上，诠释了心性与本体、伦理与天道、性命与修养的联结，以及人与生存、意义、可能三个世界的关系，使儒学道德学说获得形上性、整体性的论证。传统儒学内部逻辑结构、价值结构和道德结构等经此调整，而获得新的智慧生命。改变了以仁义礼智为道德之实，而道德之位为虚的情境。

第二，为生民立道，建构新的道德仁义规范机制。道学家重新发现孔子的仁学，它既是人与人的关系之学，也是生生之学。人之心即人心。孔子自述他修业进德的历程：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从修业而言，心在体认外在各种制度规矩、道德规范中，道德心与外物一致，而不相违；从进德来说，心作为道德主体意识，由于体认的提升，而达道德自觉和完善，即“存天理，去人欲”，与道德规范完全一致，而达自由境界。道学家宣扬《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彰明高尚道德，革除旧染，而为新人，以趋至善道德境界。人最可贵之处便是“知止”，这是“至善”的所在。为人君、臣、子、父、国人，便止于仁、敬、孝、慈、信。三纲领化为八条目，便是由内圣到外王的心性修养过程，即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度越的内圣，而开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使内圣与外王不二，这便为生民立道立命。

第三，为去圣继绝学，弘扬儒学传统元典精神，拂拭一切曲解、误读和尘埃，重新发现“绝学”，使之焕然光大。所谓“绝学”就是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所传承的儒学。韩愈排列了“道统”的谱系，并以自己为传道者，但道学家不认同，这可能与他对“道统”的内涵无明确界说有关。道学家接过“道统”论，并由朱熹发现了《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句话，作为尧、舜、禹心心相授的“道统”真传[32]。他说：“《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33]。尽管王守仁心学与朱熹理学有异，但对“道统”本真的体认上有相似之处。他说：“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原也。”[34]并认为“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35]”宋明理学家对“道统”真传的重新发现，[36]使“绝学”得以复兴，并发扬光大而影响东南亚。

第四，为万世开太平，建构长治久安的、大同理想的可能世界。太平之世就是太和、和合之世。张载所描述的太平世界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37]。无论是二程，还是朱熹，都要复三代王道之治，就是以存天理的太平世界。朱熹与陈亮所论争“王霸义利”，也是想设计一个万世太平的世界。这是对儒学价值理想的新发现。

宋明理学重新发现儒学，是在新时代、新学风氛围中转生的新儒学，它是对“绝学”创造性的新诠释，是对儒学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位，是对儒学意义的价值重审。因此，有人称其为宋明新儒学，这是中华民族学术思想演化史上第二次发现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