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史记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梁斐

小时侯启蒙时，不曾如古人去读《三字经》等蒙学著作，但是师长们都授以《史记》，并且诩以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如此以后数年间，这套旧版的中华书局《史记》，从最初靠它识字，到后来能比较流畅的阅读，一直常置案头。再往后，就能观得些许文意，加之少年血气，则每每观至精彩处，若鸿门宴、毛遂自荐、刺客列传，或为之拍案而起，或唏嘘不以，常自以为深得太史公之文法奥妙。但是对于数量众多的表、书、志，则多废之不观，甚至一些本纪及若干世家，也是观之不足，以为索然无味，不及列传诸篇，能尽显司马迁笔力。

后来读到清人冯班的《钝吟杂录》，其卷六有云：“今人读《史记》，只是读得太史公文集耳。不曾读史。”方才汗颜有所领悟。想来也是，若仅是七十列传，虽是精彩，但《世说新语》等文学作品中也同样不乏精彩之处，史记又何以承载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宏愿呢？

如此方才重读表、书、志诸篇。但其中有太多不理解的地方，虽取《二十五史补编》中诸篇参阅，也还是难如人意。后听闻前人有“读史先读志”之说法，方才通读《通典》及秦、西汉会要，如此则较之以前，能稍有理解。幸而那个时候《通典》的点校本已经出版，否则当时决然没有自己句读的能力。

如此一番，也明白读书不应只读一本，还需参引其他，相互校读。之后读史记，往往以篇为单位，如本纪、世家、列传，多取《左传》、《汉书》相关诸篇对读，如诸志，则多参引通典、通考、会要以及近人著作。如此读史记一轮，更明白昔日实未尝读懂《史记》。也明白史家非仅记录名人佚事、乡俗掌故，还需要对政治制度、经济、社会、交通等诸多领域都要深入研究。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其论推而广之，则天下事皆是史料，而杰出的史学家，正是能从繁多的史料中，归纳出可贵的历史规律和教训。这或许才算是“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吧。

然当时不重版本，以为中华书局点校本足以，后读王重民、安平秋等先生的文章，方才明白史记版本之复杂。因所熟习的中华版本于旧时金陵书局版，于是购得张文虎所作金陵书局版《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稍做比对。颇有所获，但是金陵版所取校勘底本，亦有不足。

后得观百纳本史记，又以为宋版书贵若黄金，必是可靠无忧，当可以之为底本。但是当看到张元济先生那厚厚的校勘记时，才明白宋本也并非全都可靠，况宋人亦有妄改古书的弊病。而且史记版本繁多，其中源流颇为复杂，一言难尽，即是百衲本史记之黄善夫本，亦非全本。

多年以来，一直以中华书局的三家注为主。对于清代学者的研究著作，因为集中出版的并非很多，所以一时间难以网罗参考。后来得知日本学者泷川的《史记会注考证》乃史记整理的第二次高峰，其中大量吸收的清代学者的史记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该书国内近年来罕有出版，而一些拥有版权的出版社也不曾再版，寻觅两年，终不见踪影。

多年来读书，得益于中华书局以及各个古籍出版社的整理校订出版工作，但有时也往往受限于出版现状。或者是未能出版，或者是早些时出版后之间未能再版，或者是再版后价格颇高，难以承受。如新近出版的《史记订补文献汇编》，以补《二十五史补编》独重表、志而疏于列传的缺点，学术价值很高，但价格也同样颇高。

直到今年，才购得北岳出版社出版的《史记会注考证》，匆匆浏览，未敢精读，只因泷川的著作不重版本，而且日本学者已经为其做了校订，但是校勘记却未是百闻未尝一见。故而只好将细读《考证》的时间推迟。

现在回想读《史记》近十年来，于读史之甘苦多有体会，而今选择了出版专业，也未尝不与此有关。当年张元济先生致力于出版事业，为国人保存整理了诸多善本，并加以出版，惠及学界。而今出版界，急功近利之风盛行，多趋一时之利，而少顾及文化传承。今后或许能投身出版事业，愿勉力而行，稍尽薄力，也不枉读史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