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与我

华中科技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蔡鹏

    在我的成长和学习过程中经典就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只是在这个过程中经典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发生在我从中学过度到大学之时。在中学时我所耳闻的经典是当时环境下所宣教的，在大学时我目睹的是经典文本本身。在我现在看来前者是一种被强加于我的观念，后者是我与经典的直接对话。

    我们这一代学生在中学的时候脑子里就被灌输进了新社会与旧社会的观念。孩子的接受能力总是大于思考和怀疑的能力。因此我那时总是认为新思想和旧思想水火不容。所谓的旧思想，顾名思义是指所谓旧社会时人们的思想，具体下来就是指儒家的思想，也就是我所指的经典《论语》里的思想。所谓的新思想则指新社会的思想，具体下来就是“五.四”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它们之间泾渭分明，不能含糊。旧思想总是封建的，迷信的，吃人的。新思想总是先进的，科学的。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一种偏执的观念：中国当代科技和国力的落后是由于两千多年来儒家的封建思想所造成的。在这种观念的支持下产生了对科学的崇拜，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加之鸦片战争屡败于西洋，更加助长了以上所论。我私下和同学谈论，必理直气壮地称与旧思想决裂，并自以为是地为此而论证。常称《四书五经》能抵御西洋的炮弹吗？能自强者，惟有科学。科学能给我们带来先进的武器，有了它们，就可以打败入侵的敌人，获得国家的独立与自豪。通过科学我们还可以获得财富并因此而过上幸福的生活。执有这种想法，我中学就一心学习数理化，就这样报考了一所科技大学，学习工学。以上就是经典与我处于误解的时期，在那时我对经典既陌生又熟悉。之所以说陌生是因为那时我还没有读过《论语》，熟悉是指我那时天天诋毁和批判她。

    到了大学，随着自由度的增加，我不再像中学那样每天只知道读书，于周围的事情不闻不问。于是对自己生活的世界开始有了了解。当多次在与陌生人的交往中受骗后，我就开始怀疑所有的陌生人。每当走在大街上，总是怀疑站在自己身边的或是主动与自己谈话的人不怀好意，时时保持高度的警惕。在街上或是公共汽车上看到的总是冷漠的面孔，久而久之，我自己也变得冷漠了，无论是脸面的，还是内心的。生活在这样没有“诚信”的世界中，我感觉不到想象中的幸福。于是我开始问自己，科学能产生“诚信”吗？无独有偶，在各种媒体上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几个凶徒正在对着弱者行凶，而周围目睹者，多是观望，少有能出手襄助的人，就连能报警的人都少之又少。社会的正义感还有吗？我又一次问自己。科学能使人们有力行正义的勇气吗？经过痛苦的分析，我不能从科学中得到肯定的答案。那怎么样才能获得诚信与勇气呢？由于和传统（旧社会）的决裂，没有了根和源，所以我苦思无解。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听了一位老先生的讲座。现在内容大多忘去，其主题是要追本朔源，阅读中华经典。他认为《论语》是中华最基本的经典。至此之后，我走上了阅读经典的道路。

    一开始，我阅读的注意力放在怎么解决诚信，勇气等问题上。《论语》中有关“诚信”的章节很多，比如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试想当每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的世界不就会更美好吗？宋代的司马光可以说是“诚信”的典范，特别是“诚”，能做到“事无不可对人言”。但要注意，这样的“诚信”只能用于君子的社会，用于小人的社会，就会自寻苦吃，因为小人会利用你的“诚信”。无怪乎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说到“勇气”，《论语》中也有许多论述。例如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对于无勇的人，不能称为君子的，甚至不能称为“士”。因为“士”不光含有学者的意思，还有骑士或武士的含义。所以御和射被孔子列入六艺中，成了“士”的“必修课”。以此来保证行“勇”的效果，而不至于“行险以徼辛”（《中庸》）。只讲求“勇”还不够，因为“勇”如同器柄，执于君子之手则能躬行仁义，落入小人之手则有大害。故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又说：“恶勇而不礼者”（《论语·阳货》）。以上就是我阅读经典的切身经历。就《论语》而言，每章由几句或一句话组成，且各章看似各不相关。但只要心有所思，在阅读的过程中就能找到其中的关系，看到各章实为一体，前后相承。

    以上是初读《论语》的体验，随着阅读次数的增加。我又得到了另一中体验。当我打开《论语》阅读时，其中的某章某句会突然跳入我的眼睛中，会有某种顿捂和震撼。比如有一次当我读到：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时，这样一句平时读来很平常的一句话，曾多次从我的眼睛底下溜过，这次却突然跳到我的眼睛里，使我悟到了对付空虚的方法。孔子可以博弈，难道我不可以打打球，洗洗衣服吗？在洗衣服等事中间体验到某种无名的充实。于这些日常小事的经验中我渐渐觉得“道”就在我们的生活中，不用外求，无怪乎于《中庸》之中有“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之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等语。于是子夏的教育方法是“当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论语·子张》）。这一点在王阳明先生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总之我觉得经典中的道理并不是高高在上与我无关的，更不是因只有历史价值而获得保存的木乃伊，而是与我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是我“思”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