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是具有极高明智慧的民族。先圣先贤在仰观俯察天文地理中问天、问地、问天下。于是有屈原的《天问》，陆九渊对天地何所穷际而深思至忘寝食。朱熹问地、问天，气的轻清为天，重浊为地。自古以降，中华民族就具有天下和平的价值理想。“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圣人设教，使人心由恶变善，天下和平。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和合五教以保百姓；和实生物，心平德和，天地人和谐合作。天下和平合作的价值根基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家和万事兴，国和万事成；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天下太平，修齐治平；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下和合，共为一家；仁民爱物，天地万物本吾一体。深厚的天下和平合作的价值理论根基，构建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辉煌文明，亦创造了时至今日依然璀璨的中华文化。和平合作天下观的思维方式，深深扎根在中华文明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中，和而不同性，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不但可和平合作相处；万物的多元、多择、多边性，是天下和平合作的思维基础；立己立人性，是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达己达人性，各民族、各国共同发展，是世界和平合作的保障；仇必和而解，是使世界和平合作的根本大法。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愿望。

关键词:中华文明；和平合作；天下为公；价值理想

“文明以止，人文也”。中华民族是文明又人文的民族，是能致远善思的民族，是具有极高明智慧的民族。在天、地、人三才之道中，天大、地大、人亦大，人上顶天下踏地。古人在“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观鸟兽之文”中，问天、问地、问天下。故有屈原作《天问》，柳宗元著《天对》。陆九渊年幼时问他父亲“天地何所穷际”，父亲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寝食”¹。朱熹问地，“地者，气之渣滓也，所以道轻清者为天，重浊者为地”。²在当今万物互联的智能信息时代，天下是全球人民的天下，它应是什么样的天下，它的价值理想是什么？它构建的价值根基、思维方式是什么？应有一个回答。“东风好作阳和使”，“嫁与山花不用媒”。和平合作的东风吹向了世界各地和天下万物，人们迎接温暖大地的和平合作春风。

一、天下和平合作的价值理想

天下和平的天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祈求和平、合作、和谐，其卓越的智慧可谓源远流长、无与伦比。殷周时期，将“和”从作为声音相和应，进一步推至处理自然、社会、人际、家庭、邦国之间关系的指导原则，其亦是关涉社会政治、治国理政、万物化育的首要价值。《易经·中孚》有言:“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湖水清澈，微风徐来，鹤在树阴下欢乐鸣唱，其子相和，一幅和平欣悦的景象；同时也有好酒，和悦共饮，这就营造了一个恬淡自然、和平美好的人文环境。所以《咸卦·彖传》亦言:“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孔颖达疏:“圣人设教，感动人心，使变恶从善，然后天下和平。”³《周易》就已提出了“天下和平”的概念以及“吾与尔靡之”的和悦合作观念。为什么要天下和平?怎么和平?那就是圣人感人心而致天下和平。对于被其所感的天地万物，其情亦可以自然呈现出来。天地、圣人共相交感、感应，致天下和平，这是中华民族古人的价值理想。

协和万邦的天下。《尚书》就自觉地把“和平”“合作”作为处理社会、人际、邦国与邦国之间关系的必要原则。“邦”字从《说文》之解，就是“国”。尧时就有“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⁴之法。当时天下有很多诸侯国，“协和万邦”就是国与国之间都应该和谐相处，方有“黎民于变时雍”。这里的“雍”就是“和”的意思。由此可知，尧任用德才兼备的贤人，才使各族人们和平、和睦地相处，乃至各个邦国之间能彼此和谐。在周取代殷之后，追随殷朝的“淮夷”等发动叛乱。周公就代表成王发布诰令说:“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尔邑克明，尔惟克勤乃事。”⁵你们的家庭、邦国有不和睦的，要亲九族合作和睦起来，要营造和平合作的社会国家环境，不可叛乱，和平生活。当时要求各邦国的国君、官员都应为“和”做努力。《周礼》进一步规定了各官员的最大、最高的职责是和邦国，如“天官冢宰”主管朝廷宫中事务，而其中的“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六典”中序列第三的“礼典”，更是明确提到了“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⁶的思想。小宰之职为掌建邦之宫刑，以治王宫之政令。官府六职中的序列第三有:“三曰礼职，以和邦国，以谐万民。”⁷“春官宗伯”掌邦礼、主管祭祀和典礼，也负有类似义务，他的职责是“佐王和邦国”，使邦国内部、各邦国之间、万民之间都和平合作相处，天下太平。从《周礼》可看出，其对各官员的职责规定非常明确，各官员、各邦国，都应将“和合”作为自身的职责所在，以使天下和平合作。

和合之美的天下。作为“春秋外传”的《国语》有载:“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这里的“五教”是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⁸。通过这些伦理道德的教化，就可让百姓和平安乐地生活，反之则会出现动乱。所以墨子说:“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⁹家庭内部、父子兄弟相互怨恨，天下百姓亦互相损害，国家就会离散动乱，天下百姓就不能过安居乐业的生活。因此，管子也主张和合，“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管子·兵法》)，使人民认识到和合、和平的重要，亦即“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¹⁰。修养道德，才能和合，天下才能和平合作。

万国咸宁的天下。如果在宗庙、家庭、乡里中，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乡邻之间，共赏音乐，就能感动人心，使人的心灵、行为活动发生变化，达到和敬、和亲、和顺的中和状态。这就是荀子所说的“足以治万变”，“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¹¹《礼记·乐记》亦载:“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¹²天下的安宁、和平，可以通过推行乐教而实现。凡音的起始，是人心感物而动产生。所以听音乐能感动人的心灵。因此听音乐不是简单地分辨音的高低，是使人平心静气、心理上产生和敬、和亲、和顺，才是乐教的目标所在。《周易·乾卦·彖》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万国咸宁”就是说天下各国都应该安宁、和平。由此可以看出，和平实为当时人们的共同愿望。朱熹于此处注解:“太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保合者，全于已生之后。”“万国各得其所而咸宁，犹万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大和也”¹³。万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表达了世间万物、天下万国各个端正性命和各得其所得到的，从而达到安宁、和平。

和平而乐的天下。史伯、晏婴在与各自国君的“和同之辩”中¹⁴，分别论证了和合是多元的、多样的、也是多边的这一观点。也只有如此，才能通过“和合”，达致“和实生物”“心平德和”的境界。生物之间、物物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差分的、平等的，所以只有使人能心平、德和，才能够最终达到以心平心，乃至民无私心的理想状态。和合而生成天下万物。唯有多元和合，方成和羹、和声。人们食和羹“以平其心”、听和声“心平德和”，终至“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天下太平。《吕氏春秋》曰:“乐之弗乐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后乐……故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¹⁵心之和平是天下和平的关键，心和平而人人自觉、自为天下和平而担当，和平是人人所须守护的职责。

天地人合作的天下。《周易·乾·文言传》记载:“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¹⁶合有融合、合作之意。圣明德备的大人与天地相感通，互相合作，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符合合作的道德。与日月合作，互相照临四方万物的成长。与四时春夏秋冬合作，天地遵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得序列而不违。与鬼神合作，即阳为神，阴为鬼。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天地人互相合作，营造天下和平合作的世界。《淮南子》载:“阴阳合和而万物生”¹⁷，阴阳互相合作和合而生万物，以诠释天地万物从哪里来。天地人若非合和，就与天地、日月、四时的德、明、序相违，与鬼神的阴阳相悖，万物就不能化生。

天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的心声和愿景，是全球人民的价值理想。

二、天下和平合作的价值根基

天下和平合作的天下观，深深地扎根在中华文明与中华儿女的心灵之中，其如参天大树，根深叶茂、不可动摇。自古以降，中华民族就有着对天下和平合作的憧憬和永恒的追求，她胸怀世界，超越任何具体邦国、王朝政权的意识形态，体现着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想追求。

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中的这句话，虽是孔子弟子说的，但也表达了孔子思想的意蕴。换言之，天下之内皆吾兄弟。中国古代认为兄弟之间应遵循兄友弟恭的道德原则，兄对弟要友好，弟对兄应恭敬。他们之间是和谐、和平、友好、合作的关系，而不是兄弟之间由怨恶而斗争。这是人与人之间基本的道德规范。这种思想教导人们“家和万事兴”，国和万事成。在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社会，家和才能推致国和。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千百年来，从先秦到近代，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天下为公”。“天下为公”是指社会上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都不能谋私、行私，若人都为私，便有违大道之行，也即违背天道的大公无私。世间的动乱、战争，是由一少部分人和个别掌权者，为谋己身私利而无故挑起。“天下为公”，是人类对美好和平合作生活所普遍存在的憧憬和意愿。《礼记·礼运》规定了一些原则和制度设计，这是实现世界大同的具体制度措施，如“货不必藏于己”的经济制度，“力恶其不出于身”的劳动制度；“男有分，女有归”的分工制度，“选贤任能”的官吏选拔制度，“老有所终，幼有所长”的劳保养老制度以及“讲信修睦”的国际关系原则。这些皆是天下和平合作的可靠保障。

天下太平，修齐治平。《大学》有言，如何保证天下和平?落实到每一人，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就需要人人皆达到道德高尚的境界。明明德于天下的过程，是使天下太平的过程。在中国文化思想中，世界和平是儒释道三教的共同要求，如道教的《太平经》就有很多地方讲到“太平”，“澄清大乱，功高德正，故号太平。若此法流行，即是天下太平之时”¹⁸。反对动乱，通过修行，使天下太平。“天道无亲，唯善是与。善者修行太平，成太平也”。¹⁹天道并无亲疏之分，只有善者通过修行太平，功高德正，而成就太平。中国佛教讲普度众生，求得西方极乐的太平世界。“天下太平”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共同心声。这就是说，天下太平(和平)就是要每个人都加强自身修养。若每个人都能认清世界形势，比较和平与战争的利与害、兴与危，就能自觉选择和平合作，然后诚意、正心，断绝私利、追求共同理想，就能达到天下太平的目标。这是使天下不会发生动乱、战争，而天下太平的思想基础。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是人类的父母，吾人的身体与人性是天地所赋予的，普天下的人民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天地万物都是人类的亲密伙伴。王夫之注说:“由吾同胞之必友爱，交与之必信睦，则与民必仁，于物必爱之理，亦生心而不容己矣。”²⁰人人相爱，亦必仁爱天下万物，营造和平合作生活的环境。因而天地万物和人类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国家民族没有优劣、强弱、大小之别，世界是一个人人可以安居乐业的和平合作的世界。

天下和合，共为一家。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夫是之谓人师，是王者之法也。”²¹天下是一家人，无论国家、民族、宗教信仰，都是一家人；大家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彼此都希望能够和睦、和谐、和平、合作地生活。《礼记·礼运》说:“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唐孔颖达疏曰:“此孔子说，圣人所能以天下和合共为一家，能以中国共为一人者，问其所能致之意。”²²天下为一家，中国如一人。换言之，天下都是一家人，所有的人犹如一人，自然希望天下和平，一家人安居乐业不会妻离子散、背井离乡、到处逃亡。这是人们最基本的对生命、生活安定的诉求。

仁民爱物、仁爱天下百姓、爱护天地万物。朱熹在《中庸》注中说:“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其效验至于如此。”²³这亦是张载对“为天地立心”的诠释。既然天地万物与吾是一体的，那么爱己就是爱天地万物。孔子云:“泛爱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墨子言“兼相爱”，爱他人、他家、他国，就像爱自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国家一样，这便是一体之爱。王守仁亦云:“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²⁴其仁，即人所共有的仁爱之心。此仁爱之心，与鸟兽、草木、甚至瓦石皆可相联互通，故若人人有此仁爱之心，自然而然可致“天下和平”。

深厚的“天下和平”合作的价值理论根基，构建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辉煌文明，亦创造了时至如今、依然璀璨的中华文化。传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今天我们亦孜孜不怠、持续为天下和平合作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和平合作天下观的思维方式

“天容海色本澄清”，风扫乱云天地明。天下和平的思维方式，深深扎根在古老的中华文明传统之中，它以一次再次的更新形式呈现出来。为什么中华文明久久地追求天下和平合作，是基于其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自作主宰”者，具有实践和反思能力的自为者，具有把握自然、社会、人生的思维方式的能动者。思维方式通过实践反映存在，通过思维者的主客互动，思维自己形成自己，并通过实践反思的思维方式与时偕行，钩深致远地唯变所适。

多元、多样、多边性。从思维的根底动力来观，这是“和实生物”多元性、多样性、多边性的自然要求。“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²⁵，“和羹”是由多种多样相互冲突、矛盾的食料、调料和合而成的至上美味，处处体现着多元性。在多元的融合冲突中，原来的多种事物在不断地化醇、纟因缊中，发生化学作用，彼此融合，从而诞生了新事物与新结构。这种化学变化中的融合、纟因缊、变化，其实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解之为“以他平他谓之和”。各事物是平等的，彼此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优劣之别，这就是说，各事物、各国、各民族应当平等相处，在互相对话、交流、交通、切磋中，互学互鉴，共同为天下和平合作的人类美好未来作贡献。如果思维对信息智能时代万有联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在世现实和人民要求和平的实践进行反思，那么，作为天下和平合作的思维基础，就不会导致一元论思维的独霸性、独裁性。

和而不同性。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各事物、各国、各民族、各宗教尽管不同，但不同是事物的自然本性。正如家庭有男有女、有父有子，均是不同的。世界上各国、各民族、各宗教亦不同，中国有56个民族及多元宗教，但多元一体，和而不同，仍可以和谐、和睦、和平、合作相处。家庭中，正如“商契能和合五教”所言，如果家庭成员各自做到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就可以彼此和谐、和合、和平、合作相处。世界各国若皆能以和合为原则以及亲仁善邻的思想要求自己，各国之间亦可和谐、和睦、和平、合作相处。只要不是“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结党营私，人为地把世界分为三六九等，搞乱世界，什么“之春”，颜色变化等，就不会有不和平的事情发生。和平、合作相处是世界人们的共同愿望，是自然、社会、人生发展的必需，亦是人类生存生活的需要和思维的基本诉求。

立己立人性。自己的国家、民族独立了、站起来了、富裕了，为了世界和平，就应该帮助、资助别的国家、民族独立、站起来、富起来。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论语·雍也》)。如中国目前推行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这是中华民族一贯的仁爱精神的体现。因为世界贫富差距持续拉大，是世界发生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如董仲舒所言，每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时，国家就会发生动乱。因此，世界和平就需要从根源上消除贫富差距，立己立人，富裕国家应帮助贫困国家，这是世界和平合作的重要保证，也是重要的思维方式。

达己达人性。孔子说:“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国家发达了，也要帮助他国、其他民族与自己一样发达起来。世界上存在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只有世界上各国、各民族共同发达，世界和平才能有永久的保证。如果存在诸多不发达国家且不断扩大，这将会成为世界不安宁的重要因素。现在一些发达国家不仅不帮助不发达国家发展、发达起来，甚至不希望其发展、发达起来，害怕损害他们的利益，因而制裁、扼制其发展、发达，以便从中牟利，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是违背天理良知的，也是违背人性良心的，是不人道的。他们挑起动乱、发动战争，使一些不发达国家民众深受其苦、只得背井离乡，到处逃难、无处栖身，以至葬身海底。这就是霸凌主义者的不正、不义的行为，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极大阻碍，有违世界各国普通民众的和平合作意愿。

仇必和而解性。张载说:“有象必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²⁶天地万物有形形色色的形象、现象，形象、现象之间有各种各样矛盾、对峙、冲突；有矛盾、对待、冲突必有相反、否定、违戾，从而产生仇恨、敌对；仇恨、敌对双方、各方通过交流、沟通、对话、谈判等形式，达到互相了解、理解、谅解，消除误解、误判、误导，如此反反复复地进行，以使矛盾、对待、冲突得到化解、和解，促使天下和平合作。然而个别心怀叵测或霸凌主义者，并不要天下太平合作，他们在动乱、战争中大量捞取财富和利益，而罔顾世界他人生命财产的安全。仇必和而解是中华文明的卓越智慧，也是中国一以贯之最高的行为根本原则，是中国向全球提供的化解一切矛盾、对待、冲突的最佳方案，是使天下永久和平合作的根本大法，亦是中国思维方式反思的灵魂。

基于多元、多样、多边性，和而不同性，立己立人性和达己达人性及仇必和而解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进一步引导世界各国有效开展交流合作与互学互鉴。而包容性、开放性、合作性、共赢性、共享性、和合性应是此间不变的要义与主题。所谓包容性，是建立在“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的共同体基础上，对世界多样、多元，各不相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宗教以及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伦理、审美情趣、风俗习惯，都应以厚德载物的心态，“志量恢宏纳百川”胸襟，不分尊卑贵贱，不别优劣等级，互学互鉴，互谅互解，互包互容，和谐和乐相处。所谓开放性，柏拉图说:“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人不能单独存在，正因为人需要许多东西，就必须互通有无，满足各自需要，单边主义、孤立主义，会使人类的生活窒息。唯有开放才能发展。所谓合作性，就是尽全力帮助人的人，他自己反而更充足；给予他人愈多，自己反而更丰富。互相合作，是助人助己，富人富己。所谓共赢性，是建立在和平、发展、合作基础上。和平才能发展，合作才能发展更完满。如此，才能获得共赢。若破坏和平、发展、合作，只能是害人不利己，以致共输，两败俱伤。所谓共享性，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有最大的获得。唯有共同发展，把共享蛋糕做大，才能有更多的共享成果。所谓和合性，是建立在天下是一家，中国是一人的基础上。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天下万事万物由和而生，由合而成。融实和合而生生不息。只有如此，才能使全人类永葆青春。

参考文献

1. 《象山先生行状》，《陆九渊集》卷 33，北京: 中华书局，2008 年，第 388 页。

2. 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卷 1，北京: 中华书局，1986 年，第 6 页。

3. 阮元校刻: 《咸卦·彖传》，《周易正义》卷 4，北京: 中华书局，1980 年，第 46 页。

4. 阮元校刻: 《尧典》，《尚书正义》卷 2，北京: 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19 页。

5. 阮元校刻: 《多方》，《尚书正义》卷 17，北京: 中华书局，1980 年，第 229 页。

6. 阮元校刻: 《大宰之职》，《周礼注疏》卷 2，北京: 中华书局，1980 年，第 645 页。

7. 阮元校刻: 《小宰之职》，《周礼注疏》卷 3，北京: 中华书局，1980 年，第 653 页。

8.  徐元诰: 《郑语》，《国语集解》卷 16，王树民等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2002 年，第 466 页。

9. 吴毓江: 《尚同上》，《墨子校注》，孙启治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93 年，第 109 页。

10. 黎翔风: 《兵法》，《管子校注》卷 6，梁运华整理，北京: 中华书局，2004 年，第 323 页。

11. 王先谦: 《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88 年，第 380－381 页。

12. 孙希旦: 《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005 页。

13. 王铁校点: 《周易·彖上传》，《周易本义》，《朱子全书》第 1 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 90 页。

14. 史伯与郑桓公的 “和同之辩”，见录于 《国语·郑语》; 晏婴与齐景公的 “和同之辩”，可见于 《左传·昭公二十年》。

15.  许维遹: 《仲夏纪·适音》，《吕氏春秋集释》，梁运华整理，北京: 中华书局，2009 年，第 114 页。

16.  阮元校刻: 《乾卦·文言传》，《周易正义》卷 1，北京: 中华书局，1980 年，第 7 页。

17. 刘文典: 《天文训》，《淮南鸿烈集解》卷 3，冯逸等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12 页。

18. 王明编: 《太平金阙帝晨后圣帝君师辅历纪岁次平气去来兆候圣贤功行种民定法本起》，《太平经合校》卷 1－17，北京: 中 华书局，1960 年，第 10 页。

19. 王明编: 《太平金阙帝晨后圣帝君师辅历纪岁次平气去来兆候圣贤功行种民定法本起》，《太平经合校》卷 1－17，北京: 中 华书局，1960 年，第 4 页。

20. 王夫之: 《乾称篇上》，《张子正蒙注》卷 9，北京: 古籍出版社，1956 年，第 267 页。

21. 梁启雄: 《王制》，《荀子简释》，北京: 古籍出版社，1956 年，第 107 页。

22.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北京: 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422 页。

23. 徐德明校点: 《中庸章句》，《朱子全书》第 6 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33 页。

24. 王守仁: 《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 26，上海: 世界书局，1936 年，第 470 页。

25. 徐元诰: 《郑语》，《国语集解》卷 16，王树民等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2002 年，第 470 页。

26. 张载: 《太和篇》《正蒙》，载 《张载集》，北京: 中华书局，1978 年，第 1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