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的基本用意可以由两个方面来说明，就社会方面而言，是要为社会生活确立一种规范，以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就个人方面而言，是要为个人确立一种安身立命的观念，以获得身心性命的寄托。

义利问题与这两个方面均有直接关系。儒家历来非常重视义利问题。程颢认为：“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朱熹也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与延平李先生书》）义与利都是对行为的审查与考量，但却是两种不同的审查和考量。义是对行为做伦理的审查和考量，以考查其是否合乎规范；利是对行为做经济的审查和考量，以考查其是否有效有利。《中庸》说：“义者，宜也。”韩愈说：“行而宜之之为义”。（《原道》）义是一种行为规范，也是一种价值导向，它所强调的是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利，即利益。利的对立面并不是义，而是害。利与害是要在行为与结果之间做出考量，它所突出的是行为的功利性、有效性。

由此可见，从本原的意义来看，义与利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依据不同的尺度来对行为作出衡量。义的也可能是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利的也可能是义的，也可能是不义的。当义与利相一致的时候，不会有问题发生，但是当义与利不相一致的时候，个人应当持什么样的态度？这就是义利问题的根本所在。

儒家义利观的理论基础是儒家的人性论。在人性论问题上，儒家内部是有分歧的。孟子认为人性善，荀子认为人性恶。在荀子看来，人天生有好利恶害的本能。“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荀子·性恶》）对此，孟子并不予以否认。“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嗅也，四体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尽心下》）但这一好利恶害的本能是人与动物共有的。这一人与动物相同的、共有的本能，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人之性”，但却不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不是“人性”。“人之性”所表证的是人的先天性的因素，这种先天性的因素实际上是人的本能，而不是人的本性，人的本能在很大意义上是与动物相类、相通，以至相同的。“人性”所表证的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因素。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因为人与动物相类、相同，而是因为人与动物不同，与动物不同而为人之所专有者，才是“人性”。

孟子认为，人异于动物之根本所在，正在于人先天地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者，才是人的本性，才是所谓的人性。“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因此，人的本性就其本原意义而言，原本就是善的。这种本原的、先天性的善，正是人向善的基础；人本身原有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正是人向善的发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所以，儒家所宣扬的仁、义、礼、智，并不是外在于人或强加于人的东西，而是根源于人性，并且是由其发育出来的东西，是人性中本有的东西：“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为仁、行义不过是使人性之中本有的善端得以发扬广大而已。

荀子将人好利恶害的本能当成基本的人性，从而认为人的本性是恶。但荀子并不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有好利恶害的本能，而是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在于人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的可贵之处，人高于动物的根本所在在于人之有义，在于人能够以义为行为的准则。

孟子、荀子虽然在人性论问题上有分歧，但在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因此，虽然孟、荀在人性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义利问题上并不存在对立，都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有义，就在于人能够按照义的准则来做人、来做事。

义利关系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当义利不相一致时，应当持何种态度，二是人的行为应当以何者为出发点。

对于前者，儒家认为应当“义以为上”。孔子曰：“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应当以义作为自己最高的行为准则。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论语·里仁》)人之所欲、所恶者，即是人之利；而以其道、不以其道，即是人之义。这表明孔子对于人之利是认可的，孔子所否定的，只是不义之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所提倡的，只是“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只是一种“义以为上”的精神。正因为如此，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富而可求”者，即是合义之利，对如此之利，孔子并不否定。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求生避死是人的自然欲求，但人作为人并不只是肉体的躯壳，同时也是精神意志的主体。作为精神意志的主体，人把有的事情看得比生死更为重要。荀子并不否认人有好利之心。“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荀子·大略》）好利之心，人皆有之，而好利之外，好利之上，更有好义。“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荀子·荣辱》）孟、荀所强调者，也是一种“义以为上”的精神，与孔子的基本思想也是一致的。

关于人的行为应当以何者为出发点的问题，又可以细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及社会的价值导向，二是个人的价值取向。就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导向而言，墨家提倡一种以利为则的价值导向。“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上》）儒家对此持否定的态度。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国君好利，将引领、兴起一种好利的社会风习。“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凡事以利为准则，会引起不同利益团体间的相互报怨，这对国家社会是不利的。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看来，治理国家社会不应以利益为价值导向，以利益为价值导向，必然引起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纷争，从而危及国家社会的安定以至安全。“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国君是民众的表率，“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民众以国君为表率，就会引领、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治理国家社会应以义为准绳，而不应以利为旨归；国家社会的价值导向应当是义，而不应是利。

就个人之价值取向而言，儒家认为应当以义为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应当持一种“义以为上”的态度。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喻，即知晓、明白。君子、小人，既是政治范畴，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也是一道德范畴，指有德之人与无德之人。荀子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於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於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卿士大夫，君子也；庶人，小人也。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君子喻于义也；“无恒产因无恒心”者，小人喻于利也。

董仲舒有句名言，常为后世强调事功者所垢病。“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语出自《汉书·董仲舒传》，而在董氏《春秋繁露》中则为：“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不急其功”与“不计其功”有语义上的差别，当是《汉书》作者班固所改尔。仁人正道、正谊（义）而不谋利，道与义者，为当为之为、为正义的事业；而利者，为做事之直接利益。仁人做事之动机是义而非利，“不谋利”，并非是要去利，并非是要就害，而是以为不能以直接之利害为出发点，而是以为在利之上更有其义。这一观点与孔、孟之观点是一致的。

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家齐”、“国治”、“天下平”。中国古代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就内部机制而言，农业经济的发展在生产技术未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条件下，不会有飞速发展，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就外部环境而言，中国在古代史上一直处于世界文明的领先地位，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一直未受到严峻的挑战。所以，发展经济，对于古代中国，对于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并不是迫切的任务，也不是首要的工作。对于统治者而言，首要的任务是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使民众各守其分，各得其所。所谓“国治”、“天下平”，亦不过是社会稳定、民众安居乐业。故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因为经济的发展并不是首要的任务，因为以治国、平天下为社会政治理想，因为不是要指导人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谋取利益，而是要为个人确立安身立命的观念，所以，儒家很少直接言及利益。“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孔子确实“罕言利”，为什么“罕言利”？为什么不敢公然言利？朱熹解释说：“利最难言。利不是不好，但圣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趋利；方不言，不应是教人去就害，故罕言之耳。”（《朱子语类》卷三十六）趋利，乃人之自然倾向，并不需要他人来教导；而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则非教导不可，故孔子“罕言利”而多言义。孔子往往将义利对举，义利对举也无非是要宣扬一种“义以为上”的精神。

中国现在所处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不仅与孔、孟时代大不相同，与程、朱时代也大不相同。就内部环境而言，中国目前在经济、军事方面还处于落后地位，发展经济是全国各族人民最根本的任务；就外部条件而言，整个世界日趋溶为一体，任何国家想要独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已经成为不可能。由此，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在团体与团体的交往中，在国与国的交往中，“不言利”或“罕言利”，也成为不可能。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活动之直接目的当然是为了利，利益是企业活动的直接驱动力。然而对于具体企业而言，其对于利益的追求本身虽然是正义的，而其追求利益的方式则有当与不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其所取得的利益也有合义之利、悖义之利的分别。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自由经济，企业经营者的行为是完全自由的。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是一种规范经济，企业经营者的行为只有在符合法律和规范的条件下才是自由的。义作为当为之为，作为正义的事业，其正当性、正义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即表现为具体的法律、条例、规范。只有符合法律、条例、规范的行为，才是合理的行为，才是合义的行为，才是正当的行为。所以，企业对于利益的追求是以合义为基本前提的。同时，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自觉经济，企业对于法律、规范的遵守应当是企业的自觉行为，而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当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应自觉地以社会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为重；应当照章纳税、公平竞争；应当彻底杜绝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偷税漏税、坑蒙拐骗等思想念头；应当将合理经营、合法经营、公平竞争作为毫不动摇的精神支柱。这样的企业才是成熟的企业，这样的社会才是成熟的经济社会，这就是经济秩序。而这样的经济秩序、这样的经济社会，在当前中国还没有完全形成。儒家的义利观念对形成这样的秩序、这样的社会，无疑具有促进作用。遵守规范应当成为人们的自觉意识，“见利思义”也应当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

 

（本文第一次公开发表于《儒学评论》创刊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