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年起，我就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下了深厚的缘分。在小学的寒暑假，家人怕我在家里调皮，便把我送去了私塾念书。那几年的时间里，我先后接触了不少古书如《论语》《孟子》《古文观止》等，古代思想家崇尚的立志、修身、博学深深影响着我。我暗自下定决心，要以文立身、以文化人。

1956年，党中央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我也产生了考大学的念头。当时我已经在温州泰顺工作了6年，虽然农村工作很忙，但我仍然抓紧一切时间复习高中功课，并如愿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从边远山区泰顺到古老繁华的首都北京，我内心特别激动，不仅是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善，更是因为获得了实现人生目标的机会。

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我像一块海绵，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各种知识，既延续着自己的爱好，多多阅读中国的古书，也接触了不少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在中西文明的比较中，我发现西方哲学家并不认可中国的哲学范畴。黑格尔就曾说过，“东方的思想就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之外”。然而，在古希腊语义里，哲学代表着爱智慧，我想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有追求智慧的权利，也都在追求智慧的过程中产生思想，这不就是哲学吗？不能因为理论概念、逻辑不同，就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如何打破西方对于中国哲学的误读？这成为推动我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动力。大学毕业时，我被提前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工作。对于我的学术生命来说，这是一件大喜事，也是符合我学术兴趣的大好事。我获得了十分难得的学术起步机遇，让一直以来积累的中国古典文化有了运用的机会，使我得以实现学术上的向往和抱负，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绩。

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我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哲学。要做中国哲学研究，必须有很好的古文功底。为了强化自己的古文基础，我专门去北京大学选修“文字音韵训诂”课。当时哲学界流传着一句话：没有一个哲学家不研究《周易》。因为《周易》是中国古典哲学典籍中最难理解的，也是检验研究者古文功底的试金石。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查遍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相关资料，完成了《周易》全书的注译，并在1980年出版了《周易思想研究》一书。

在研究《周易》的同时，我也关注宋明理学的研究。宋明理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又一座高峰，有着精致、完备的理论体系，尤以理学和心学为盛。要想透视宋明理学的发展脉络，就不能绕过朱熹、王阳明等哲学家的思想。经过仔细考虑，我决定从朱熹入手，通过对他的哲学思想研究，由点及面、由微观到宏观，进而把握宋明理学以至整个中国哲学。1981年，《朱熹思想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令我感动的是，张岱年先生为此书写了推荐信：“张立文同志此书对于朱氏体系的各个方面做了比较全面的说明，对于朱氏学说中的细微曲折之处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条理清楚，论证详明。”此后，我还完成了《宋明理学研究》，这也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宋明时期诸大家的合论。

这两段经历是我真正走上学术研究的起步。正是在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深入研究中，我开始思考：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的思想系统？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那时探讨中国哲学容易局限于究竟是唯物还是唯心的对立中，而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或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是由诸哲学范畴构成的。西方哲学家之所以会误解中国没有哲学，就在于他们认为中国没有独立的哲学范畴和逻辑结构。我们要打破这种误读，就应明白中国哲学逻辑结构既不能承袭西方的“分门别类”，更不能削足适履地适应现成的原则、原理，而是要从实际出发，梳理总结中国哲学固有的原则、原理、规律、方法。

由此，我写作并出版了《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和人道篇。在这两本著作中，我依据范畴的性质、含义及其内在联系，对其加以整理、排比、综合，系统地确定各个范畴的地位与作用，并按照范畴的历史顺序和逻辑序次，构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哲学范畴体系。比如，“阴阳”作为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重要概念，我梳理了它从先秦到近代的发展情况。为了梳理中国哲学独立的逻辑结构，我提出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的构想，并出版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

《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和人道篇、《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出版以后，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不少哲学史、思想史方面的著作会运用范畴逻辑结构的分析方法，韩国、日本等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更是将这几套书作为案头必备书。这让我更加坚定一个信念：要自觉地构建中国独立的哲学体系，让中国哲学走向世界。

20世纪80年代，全国掀起了蔚为壮观的“文化热”。在思想解放、时代变革和学术发展的共同推动下，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重新解读和阐释的热潮。在这波热潮中，有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落后、保守、封闭的，它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我并不认同此类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思维、行为方式经由五千多年的历史，已然凝聚在中国人的血脉中，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一言一行，比如儒家倡导的“忠恕”“仁爱”等思想，就是厚植于中华民族的重要底色。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绝不能靠彻底与中国传统断裂而获取；现代化的自由、民主与法治，也不能靠简单地全盘打倒传统而获得，而只能对传统进行综合创造。为了阐释自己的观点，我写出了《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主张将传统学从文化学中分离出来。在中华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在不断地凝聚、不断地消失，又不断地创造，对于好的传统，我们必然要继承，不能因某一时的文化风潮就一棍子打死。

在研究传统学的过程中，我在思想上已然摆脱了“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的教条模式，有了“自己讲”的觉醒。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哲学大致经历了“照着讲”“接着讲”两个阶段，当时的学者认为中国哲学不是原生型的，只能“照着”或“接着”西方哲学讲。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哲学又经历了唯心与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着讲”。“自己讲”则是要毅然地排除一切干扰和执着，卓然独立、自作主宰地自己讲。

在我看来，出现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根结就在于中华文化自身的主体性不强，而要想树立文化方面的主体性，我们就必须创新、创造。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我认为这否认了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并在《新人学导论——中国传统人学的省察》中，提出“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人需要追寻人生价值意义，并在追寻中迸发创新创造的生机活力。

在对中国哲学史进行专门研究的过程中，对中国哲学自身特点的真切认知，以及对中华传统文化再显辉煌的憧憬，使我深刻认识到：唯有依据中国哲学本真，自下定义，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哲学的“自己讲”，才能在世界哲学之林中获得自己独立的、应有的地位、价值和话语权。

21世纪之初，人们都在思考人类将走向何方，我亦是如此。在经过充分观察和思考后，我总结了新世纪人类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即人与自然冲突产生生态危机、人与社会冲突带来社会人文危机、人与人的冲突产生道德危机、人心的心灵冲突带来精神危机、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产生价值危机。

面对五大冲突危机，中国哲学能在多大程度上作出化解和贡献？我认为，这关系着中国哲学在21世纪的新生。为此，我构建起了“和合学”的哲学系统，并于1996年出版了《和合学概论》一书。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尚和合”的传统。“和合”一词最早见于《国语·郑语》，有和谐、相合之义，之后贯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庄子讲：“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我从中国古典哲学、中华传统文化中总结提炼，赋予“和合”新的内涵，即自然、社会、人际、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在相互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和合为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与西方文化提倡的竞争和博弈精神不同，和合学提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希望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更好地应对、化解人类社会将会面临的矛盾与冲突。

刚提出“和合学”理论时，我也听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有些人认为和合丧失了党性原则，是“和稀泥”，不讲斗争，也有人认为和合学模糊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但我心里清楚，和合学的根本在于讲和平、合作，是符合世界人民要求的，也更加坚定要做好和合学的研究。

在我和一代代学生的努力下，和合文化逐渐被大众所熟知。尤其是在当下，西方文化思维中的对立竞争、非此即彼，已无法适应世界发展大势。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只会割裂相互依存的世界。而中华思维中提倡的和合共生、和而不同、多元包容，正契合了当今世界的实际需求，为世界大同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正如习近平主席多次表示的：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

中国哲学应走向世界，这是几代中国学人的愿望，并为之不断努力。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我希望以自己对于时代精神核心话题的体认，讲述中国哲学对安心立命、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的至诚追求，让中国哲学能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已九旬高龄，但我仍然关注着学界的前沿动态，保持思考、写作，朝着目标不断追求，以达到真、善、美的境界。

【名家小传】

张立文，1935年生，浙江温州人，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率先构建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新人学理论体系；构建了以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为五大原理的和合学理论体系。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600余篇，出版《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和合哲学论》《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张立文学术自述》等专著35部。主编《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学术通史》《国际儒藏·韩国编·四书部》等40余部著作，并由韩国学术信息出版社出版《张立文文集》（38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