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

 

我提出“和合学”17年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与白

发相伴，与脸纹相随；又历经冷暖悲欢,苦乐交替,终于深深体悟到理论体系创新、学术观点

创新、科研方法创新的艰难曲折、祸福莫测。这不仅要经过炼狱般的煎熬，而且要有敢于下

地狱的勇气，否则是与创新无缘的。

朋友们多次询问我为什么建构“和合学”理论思维形态？能否剖白心路经程，致思情境，我也不得不做一些交代。

 

一

 

冷战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震撼人心的大转变。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大革命，人们饱尝战争、对抗的痛苦。苏联东欧的解体，冷战时两个阵营的二元对抗和军事竞赛转变为多元冲突和经济、科技竞争。在此世界格局大转型之际，一切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思维的、观点的创新都应适应后冷战的新格局、新形势，为世界人民的福祉设计新方案、新构想，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做出新谋划、新贡献。

当此之时，世界有远见、有智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谋略家都在思量解答之方，提出新战略构想。然而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与时逆行，坚持冷战时的对抗文化、冷战思维。他认为冷战后的国际冲突将是文化对抗、文明冲突，主要是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互相奥援，而对西方文明产生威胁。“西方文明为顾及自身利益，对内应加强团结，放慢裁军速度；对外应拉拢东欧和拉丁美洲，跟日本和俄罗斯合作，限制儒家与伊斯兰国家的军事扩张，并挑拨儒家与伊斯兰社会的歧异，使他们无法联手对付西方”［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93年,夏季号。他描绘这幅世界战略图，显然是对抗文化、冷战思维衣钵的传承。他又说：“在这个新世界里，最危险的暴力冲突形式是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核心国的战争。这两种形式的冲突和由此导致的在今后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政治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将是穆斯林的复兴和中国的崛起。西方与那些文明的挑战者——穆斯林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尤其困难和对立的。潜在的、最危险的冲突是在中美之间。”［美］亨廷顿：《再论文明的冲突》，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1)。这是他在1999年2月4日在经念科罗拉多学院建校125周年“文化在21世纪：冲突与聚合”专题讨论会的演讲。他把穆斯林的复兴和中国的崛起作为西方文明的挑战者、对立者，而且以“最危险的冲突”归结为中美的冲突，这就明目张胆地以穆斯林和中国替代苏联和东欧作为西方冷战的对象、假想的敌人，作为其进行遏制、制裁和攻击的目标，制造二元对抗的新冷战世界格局。正由于这种新冷战思维的观照，便编造了假情报，悍然发动侵略伊拉克战争，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制造了人道主义的大灾难。今后，这种大灾难不知又会加到谁家的头上！

当今，这种对抗文化、冷战思维是世界不太平、不安全的根源之一，是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消极性、破坏性的力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西方中心主义、西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强烈的表现。他以西方利益为最高利益，西方（美国）的价值观为终极的价值观，西方的政治原则为第一位的政治原则。在他看来，非西方（美国）国家、民族、文明，应以西方的利益为利益，价值观为价值观，政治原则为政治原则。一切服从、遵奉西方的，不能有自己国家、民族、文明的利益、价值观和政治原则。大有唯我独尊，一统天下之势。这样，世界众多国家、民族、文明在这个国际大家庭中就没有平等、民主、自由、公平可言。这就是说，恰恰是西方自己践踏了自己所宣扬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利益、价值观和政治原则。

亨廷顿扬言，儒教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威胁者、挑战者、最危险者，这不仅是对儒教的无知，而且是理智的缺失和对事实的罔顾。近来西方的一些智者，对儒教文明有所觉解，提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得回头2 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孔子是儒教创始人，他的智慧与亨廷顿所描绘的儒教文明实乃风马牛不相及。然孔子的智慧却是亨廷顿所编造的“文明冲突论”的“克星”：一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亨氏的“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相对待；二是孔子“仁者，爱人”，与西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者制造人道主义灾难相对待；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西方中心主义者己立而不允许别人立，己发达而制裁、遏制别国、别民族发达相对待；四是“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与西方单边主义者制造新冷战和战争相对待。

鉴于此，激发了我思考如何化解文明冲突论？如何化解冷战遗留的对抗文化、冷战思维？以什么文化理念化解文明冲突？和平发展的形而上理念是什么？等等。于是我从中华民族传统学术文化宝库中开发出“和合”思维，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而建构了“和合学”理论思维体系，以化解亨氏的对抗文化、冷战思维；“和合学”以其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全面地化解了亨氏的所谓“文明冲突论”。

 

二

 

人类在21世纪所共同面临的冲突，错综复杂，千头万绪。概括起来有五大冲突和危机：一是人与自然冲突及其生态危机。自然生态的脆弱性、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消费的疯狂性、欲望的无限性，使人类面临最严重的冲突和危机。目前来自95个国家1 360名科学家联合发布报告：24%地表陆地已成耕地，1/2可利用地表水已被消耗，2/3的自然资源已被破坏殆尽。参见《大地》，2005（5、6）。人类将何以为继！二是人与社会的冲突及其人文危机。地区的、部落的、集团间的小规模战争冲突不断，世界大战的几率在减少。恐怖活动改变了传统战争的形式，而极大地威胁着人类的安全和生命财产。全球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各国自身贫富不均的扩大，是造成国际和各国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影响人的安身立命。三是人与人的冲突及其道德危机。人情淡薄，亲情疏离，道德滑坡，关爱缺失。社会拜金主

义、重利轻义、寡廉鲜耻、个人至上之风渐长。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贪污盗窃、谋财害命

之事不穷。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和谐相处，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四是人的心灵冲突及其信仰危机。人是社会错综复杂冲突的交织点、集中点，是各种冲突终极的载体和终始。因而，人的心灵时刻面临着形形色色的冲突而需要做出回应和化解，以求心灵的协调、平衡、和谐，以免心灵的阻塞、不通、病变。五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及其价值危机。文明的程度和水平，标志着人道的开放程度和人性的解放水平。各文明间人道和人性的开放、解放程度和水平的差分，就有发生冲突的可能，即使同一文明之各派，亦由于这种差分而冲突。然而，文明冲突绝不能运用亨廷顿从西方中心主义、霸权主义出发的冷战思维、对抗文化，采取拉拢一派打击另一派，挑拨离间，扩大分歧，制造冲突的方法，这种方法，用心险恶！体认文明冲突是为了化解冲突，儒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和为贵”的理念是化解文明冲突的利器。为了全人类的福祉，我把中华民族传统学术文化资源中的化解冲突和危机的深邃思想、智慧洞见发扬出来，体贴和合话题，而转生为“和合学”理论思维体系，以全面回应和化解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从更广的文化视野、更强的和平祈求、更切的幸福期望来观照文明冲突，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觉解亨氏“文明冲突论”的谬误，“和合学”的魅力。

 

三

 

和合学的建构，不仅仅是为了回应亨氏“文明冲突论”的挑战和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危机之道，而且是走出中国哲学危机、超越“合法性”问题，建构中国的自己哲学的需要。中华哲学如何创新？如何“自己讲”、“讲自己”？需要深刻体贴中华哲学每一次转生的特征、性质、内因、外缘；准确把握中华哲学理论思维形态转生的内在“游戏规则”或逻辑必然之则。近百年来，中华哲学的各种论著，虽汗牛充栋，然探索此“游戏规则”者，尚属罕有。我依据40年来对中华哲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心得，以及对中华哲学概念范畴全面系统的梳理和体认，曾体贴出三条“游戏规则”，或曰中华哲学的创新标志。

一是核心话题的转换。哲学思想总是以核心话题的方式体现特定时代的意义追寻和价值创造。这一转换是哲学创新的话语标志。先秦是中华哲学的元创期，标志这一时代精神的核心话题是“道德之意”，其主导概念是“道”。诸子百家虽有“指意不同”的“百虑”，纵论天道、地道和人道之“殊途”，但“同归”、“一致”于论道，这是对殷周以来“天命”话题的超越。两汉是中华哲学的感通期。学术思想探究的话题是“天人之际”，董仲舒针对先秦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分说，以《王道通三》将其贯通起来，而提出“天人感应”论。魏晋南北朝是中华哲学的玄冥期，其核心话题是“有无之辩”，王弼贵无，裴FEB7崇有。隋唐是中华哲学的融突期，其时代精神及思想凝聚，体现为佛教的中国化创新，推本“性情之原”，既是佛性论的深层结构，又是其哲学的核心话题。宋元明是中华哲学的造极期。理学的核心话题是理气心性之辩。这个核心话题一直延续到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家接着宋明理学讲，其核心话题并没有超越理气心性，没有实现核心话题的转换。

二是诠释文本的转变。文本是思想言说的符号踪迹，是智慧觉解的文字报告，是主体精神超越自我的信息桥梁。哲学家必须凭借对一定文本的学习、思索和诠释，才能凝练时代精神的核心话题，融入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人文语境。诠释文本的转变，是中华哲学创新的承继特征，是学术流派创立的文献标志。先秦所依傍的诠释文本是“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特别是“三易”（《周易》、《归藏》、《连山》），分别开启了儒、道、墨和其他各家。两汉所依傍的诠释文本是《春秋公羊传》。《公羊传》讲求微言大义，适应了汉代“大一统”的需要，满足了“究天人之际”的追求。魏晋玄学所依据的诠释文本是“三玄”（《老子》、《庄子》、《周易》）。王弼注《老子》和《周易》，横扫两汉象数感应方法，以义理之学诠释文本，主张以无为本，回归自然。向秀和郭象注《庄子》，发挥逍遥之义，体现了儒道思想走向融合的趋势。隋唐时，讲读、译注和诠释佛经成为学术风尚。当时居强势文化地位的佛教各宗派，虽普遍尊奉经、律、论“三藏”典籍，但各择佛经作为自家的“宗经”。如天台宗以《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为诠释文本，华严宗以《大方广佛华严经》（简称《华严经》）为诠释文本，禅宗先以《楞伽经》印心，后以《金刚经》传法，六祖慧能独创《坛经》，明心见性。宋元明清理学是儒、佛、道三教长期融突的智慧结晶，理学家们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两篇文章，加以章句，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作为理学所依傍的诠释文本，这是以往所没有的，并把《四书》抬高，超越了《五经》。现代新儒家其所依诠释文本沿袭宋明新儒学，没有选出新的诠释文本作为其理论的依傍，所以冯友兰将其“新理学”定位为接着理学的程朱讲，这是很妥帖的。

三是人文语境的转移。中华哲学的创新在宏观演替上,表现为人文语境随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历史变迁而不断转移。先秦“天道远，人道迩”。历经炎黄融突和合的华夏诸族，通过夏商周三代“制礼作乐”，民族意识日益觉醒，道德精神不断独立，终于达到了“郁郁乎文哉”的文明境域。中华古代哲学正是在三代礼乐文化及其典章制度的人文语境中萌生和创发出来的。两汉时，一变先秦的仁智对话录，道德散文诗的文风、语境，以华丽的辞赋、形象的比拟、神秘的类推、循环的象数和奢华的气象，渲染“天人之际”，推动“独尊儒术”，宣扬“汉家制度”，成为当时的人文语境。汉末魏初，儒学经学衰败，以品评人物“才性”为话题的清谈之风油然而起，学术思想又显出一线生机。魏晋玄学的人文语境，一方面是生命智慧毅然回归田园，忘我地赏析自然山水；另一方面是主体精神异常孤独，峻峭瘦弱，表现出既无可奈何，又放浪形骸的玄远风度。

唐代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给人文语境注入了新鲜的思想血液和精神营养，诗歌创作是其主题旋律。在学术思想领域值得称道的是“西天取经”，佛教经典取回大唐，安家落户，成为中国化佛教，在其本土印度衰落。另是“古文运动”，儒教伦理从烦琐的章句训诂中复活，仁义道德在主体精神的“性情之原”中扎下了新根系，营造了气度恢弘的人文语境。宋代重文德轻武略，在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既豪放又婉约的人文语境中，结出堪与唐诗媲美的宋词，凝结出能与先秦诸子学相呼应的理学理论体系。并广开书院，讲授儒典，兴建学校，培养士子，促进了文人士子对民众生活的亲身感受和对哲学思想自由创造的风气。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崇高的历史使命，激发出哲学创造的动力，而涌现出可与先秦媲美的一批大哲学家，一改唐代哲学贫乏的状态，而使哲学得以繁荣“造极”。

此三条中华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创新的“游戏规则”，是逻辑地蕴涵在每一次哲学理论思维形态转生之中的，是存在于中华哲学的创新标志之中的。由于以往没有发现此三条“游戏规则”，或曰规律性，因此，中华哲学的创新是不自觉的。但中华历史上的每一次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却都自觉不自觉地暗合了此“三规则”，它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此“三规则”的有效性和普适性。这就是说，要进行中华哲学的创新，要实现中华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必须遵照此“三规则”去做，否则很难说是中华哲学的创新和中华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

和合学以和合为核心话题，这是对“道德之意”、“天人之际”、“有无之辩”、“性情之原”、“理气心性”等话题的超越。和合学核心话题所讲述的“和合故事”，不是凭空杜撰，而是当今时代精神的彰显和需要，是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新建构。“和合学”所依傍的诠释文本主要是《国语》，辅以《管子》、《墨子》，与以往所依傍的诠释文本有别，《国语》虽是春秋时的文本，但没有被作为儒家经典，因此也避免了被后人所窜改的命运，保持着较本真的面貌。由于“语”是古代的记言，记载了有关天地万物的化生，天时人事的变动，阴阳律吕的变化、邦国成败、顺逆之数等的自由辩论、答问的言语，使我们较真实地听到了当时有识之士的智慧心声，感受到民族精神脉搏的强烈跳动，以及有关天时人事、人生价值的精彩对话。这是“和合学”作为中国哲学创新的诠释文本的依据。

“和合学”的人文语境是生命智慧的觉解，时代精神的显示，社会风尚的趋向。在后冷战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网络普及化，和平、发展、合作成为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呼声和诉求，而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在经历浩劫性的“文化大革命”动乱后，人心觉醒。安定团结、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建构和谐社会成为人们共同心愿和要求，在这种国内外格局大变化的语境下，“和合学”应天顺人，和合化生。

“生也有涯，无涯惟智”。我虽有“文江学海思济航”之志，但无“致广大而尽精微”之才。这里所思所想，难免纰缪。此书出版该书曾以《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为题于1995年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0年来，早已脱销。承蒙读者厚爱，时有询问该书再版信息，而近来尤甚。这次再版，稍为修改。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贺耀敏社长和周蔚华总编辑及李艳辉、杨宗元编辑的帮助，才得以奉献于读者面前，若能引起读者关注和指正，是为万幸。

　　　　　　　　　　　　　　　　　张立文

　　　　　　　　　　　　　　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                                                  　　　　　 2006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