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永捷：中国哲学：“高级学问”的话语危机
作者：彭永捷时间：2004-11-22
中国哲学：“高级学问”的话语危机
彭永捷
原载《读书时报》2004年6月10日第24期
讲授中国哲学史已经有几个年头了。在教学实践中，总是一再体验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高级学问”的无奈和尴尬：哲学系的学生，在学习中哲学史之前，先要有“马哲”这门“初级学问”的底子，掌握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然后再学习“中级学问”——西方哲学史，掌握一套西方哲学的术语和名词，最后才学习中国哲学史这门“高级学问”。基于教师和学生的知识背景，要想使学生能够理解这门“高级学问”，就不得把这门“高级学问”讲授的对象，翻译成“中级学问”和“初级学问”的语言，这样才能使学生理解。
这种往往“习焉而不察”的教学方式，不免使我疑惑“一个中国人，总要试图通把中国思想文本翻译成西方哲学说话，才能言说、表述、解释和理解中国哲学，这难道不有些奇怪吗？这样一种“翻译”，是讲授、理解和欣赏中国传统思想文本的恰当方式吗？当我们的学生接受了这样一套“翻译”时，他或她就真的能把握到一点中国传统思想的皮毛了吗？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讲授“高级学问”的教师，如果不把中国哲学史当作一门如此这般的“高级学问”，还会讲授“中国哲学史”吗？
冯友兰先生把中国哲学史的计法，分作“接着讲”与“照着讲”两种。以西方哲学来接着传统的“理学”而讲出现代三新学——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以及当代的种种哲学建构，我们多少是学会了“接着讲”，可是，在王国维证明“哲学皆六经固有的”，谢无量、适、冯友兰等前辈学者撰写了各自的“中国哲学史”，在从传统的经学中开出一条“哲学”的路后，当代的中国学者还会“照着讲”吗？
回顾差不多一百的“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史，我们发现。原来开出一条所谓“现代人文学术”道路的同时，也是体面而有效地终结“传统人文学术”的过程，而这“现代人文学术”其实就是西方人文学术。我们仍借用冯友兰先生使用过的一些词语来发问：基于中国传统的人文学术和基于西方传统的人文学术，究竟是“高低之不同”还是“花样之不同”？如果我们认为引进西方的“哲学”学术对于中国文化确有必要，那幺尽可引入，也可以尝试与另传统思想之间比较研究，可是又何必非要用它去重塑一个中国的“哲学传统”，而且当作对中国思想传统的惟一阐释方式，而且还以此终结中国自身的思想传统？难道我们依照谭嗣同的方式，将“仁”解释成“以太”、“电子”，真的就实现了中西学术的会通，将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了吗？我们都得承认人文学术有地域性，因而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事实上，一些学者强调，即使自然科学，也同样是多元的。也存在地域性差异）具体到中国哲学上，地域性差异究竟是仅仅体现在研究对象上，还需要也体现在说话方式、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上？难道仅仅因为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哲学史”，我们所书写和讲授的所谓“中国哲学史”，就真的是“中国哲学”的“史”吗？
我们依西方哲学之起源，把哲学理解为“爱智之学”——即追求知识的学问，把哲学家理解为拥有闲暇而把追求奥秘和知识作为惟一目的的人，两相对照，难道中国古人的“究天人之际”司于这种“爱智之学”吗？孔子、老子、孟子、庄子，是哲人还是哲学家？
我们很容易指责中国古代哲人疏于“逻辑”论证，短于长篇大论与构造宏大体系，可是，我们有什幺理由要求庄子舍弃他的“三言”（寓言、重言和卮言）而去学习苏格拉底的“助产术”？我们不能质问亚里士多德为何没有发明“三表法”，为何我们就有理由质问墨子为什幺不去研究“三段论”？我们判定惟有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自身展开为“客观理念”、“主观理念”并回到“绝对理念”是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我们为什幺就理所当然地否认朱熹把“理”与“气”下贯到“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道心”与“人心”、“未发”与“已发”、“天理”与“人欲”就不是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
庄子之为庄子，既区别于中国孔孟以及道家的老字、杨朱，否则便不成其为庄子，同样海德格尔之为海德格尔，既区别于胡塞尔，又不同于对其有影响的老庄，否则便不是海德格尔，我们以庄子来阐释海德格尔。这是庄学的一部分。而无关于海德格尔，我们以海德格尔来阐释庄子，这是现象学运动的一部分，而又无关于庄子，庄子之为庄子，海德格尔之为海德格尔，各足其性，毫无欠缺。我们可以以“海”解庄，可是，我们为何不探讨这样一种可能性：就庄子之为庄子来欣赏庄子，就海德格尔之为海德格尔来欣赏海德格尔，我们为何不就其 “是其所是”而是之，偏要就其“非其所非”而非之呢？
一些学友总是用“解释学循环”来提醒我们，我们已经习惯了“以西解中”这种方式，我们已经沉浸在西方哲学说语中。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西方话语和中国史料之间寻求圆满。这也就是告诫我们，只能“接着讲”了，“照着讲”已经不可能了，为什幺不可呢？学者们有多个理由。
或以为，中国哲学史，本来就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研究中国思想，对于这种说法，我们的看法没有分歧，只是我们对目前通行的这种范式要有自觉，意识到目前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只是一种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比较哲学研究，是一种在西方哲学话语里言说的“中国哲学”，亦即所谓“汉语胡说”的模式。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说法逼迫我们冒出更大胆的念头：或许对“照着讲”来说，“中国哲学史”学科本就不能指望，它会继续照目前这个样子，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地，作为中国人追逐西方哲学的游戏继续存在着；要“照着讲”中国思想，只能令另起炉灶了，比如说建立中国的“古典学”或在学科体制内确立“国故学”的合法地位。
或以为，我们已经几代人浸润在欧风美雨中而不知返，到如今想“回到传统”——真正地读懂传统，已经不可能了。如果让你来“照着讲”，你真的就能“照着讲”吗？我不能确定的回答，理由是，这要试过了才知道。思想的话语系统，并非日常语言，我们不能想象德国人用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哲学用语日常交谈。我们也不能想象先秦的人们天天讲老子式的“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哲学话语来自于日常用语，然而又超越于日常用语，确定一个思想的语汇，是思想者或哲学家的工作，近二十年来，中国哲学史界字议-范畴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可以作为这项工作的一个支撑点。也许，现代教育体制下的中国哲学专业人材已经缺乏了亲近传统的训练，这个工作只能靠体制外的某些有家学渊源的人来解决了，也许，我们这代人最多只是把这个问题明明白白地说出来，我们所做的就是努力促成中国哲学专业人材培养方式的变革，避免不断复制和我们一样研究“高级学问”的专业人材，再继续培养一批又一批身居中国本土的“汉学家”。探索、改革、开放，同样是中国哲学专业需要的精神。
或以为，即使我们能“照着讲”，“弦断有谁听”？实际上，如果“拂弦人”的问题不再困扰我们的话，我们让毫无哲学基础（如果中学教科书里灌输的那些到大学哲学系后还要费劲洗去的教条忽略不计的话）的本科新生读懂庄子，应该并不比他们读懂柏拉图或读懂马克思更加困难。
当然我们也不敢对此有太多的乐观。一位学界好友常常提醒那些以标榜自己的外语比自己的母语还要好而自豪的家伙们：这意味着你的母语修养远比你的外语差！当然，大学英语（或其它外国语）VS大学语文、外语教学凌驾在母语教学上的教育现实，使我们也不敢过于乐观。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汉语是其母语，而人们总是习惯于用母语来思考的，对于我们来说，汉语作为一种活的语言，又并不只是语词符号，还和它深厚的人文财富坚密相联，而与传统发生深刻断裂的我们，通过汉语获取的人文财富却少之又少，再加上语言修养本身的不足，妨碍了我们思考的能力，妨碍了我们的灵感，妨碍了我们的创造性。
在高瞻运瞩之士中，卫护传统文化的学人提醒我们，应当从中国文化复兴的角度来看等重建民族话语的意义，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着严重的危机，这个危机来自于学科外部的批评帮助和学科内部的自我反思，恰恰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内在活力的一种表征。由反思活动所引起的这种危机，难道仅是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身的危机吗？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这种反思活动，在当代中国学术领域中又并不孤单，实际上类似的反思已经弥漫于整个中国的人文学术界，特别是与传统学术密切相关的人文学科，这场危机已经是整个中国人文学的危机，而且，远远不止于此，这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危机，是文化创造力的危机。
彭永捷
原载《读书时报》2004年6月10日第24期
讲授中国哲学史已经有几个年头了。在教学实践中，总是一再体验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高级学问”的无奈和尴尬：哲学系的学生，在学习中哲学史之前，先要有“马哲”这门“初级学问”的底子，掌握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然后再学习“中级学问”——西方哲学史，掌握一套西方哲学的术语和名词，最后才学习中国哲学史这门“高级学问”。基于教师和学生的知识背景，要想使学生能够理解这门“高级学问”，就不得把这门“高级学问”讲授的对象，翻译成“中级学问”和“初级学问”的语言，这样才能使学生理解。
这种往往“习焉而不察”的教学方式，不免使我疑惑“一个中国人，总要试图通把中国思想文本翻译成西方哲学说话，才能言说、表述、解释和理解中国哲学，这难道不有些奇怪吗？这样一种“翻译”，是讲授、理解和欣赏中国传统思想文本的恰当方式吗？当我们的学生接受了这样一套“翻译”时，他或她就真的能把握到一点中国传统思想的皮毛了吗？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讲授“高级学问”的教师，如果不把中国哲学史当作一门如此这般的“高级学问”，还会讲授“中国哲学史”吗？
冯友兰先生把中国哲学史的计法，分作“接着讲”与“照着讲”两种。以西方哲学来接着传统的“理学”而讲出现代三新学——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以及当代的种种哲学建构，我们多少是学会了“接着讲”，可是，在王国维证明“哲学皆六经固有的”，谢无量、适、冯友兰等前辈学者撰写了各自的“中国哲学史”，在从传统的经学中开出一条“哲学”的路后，当代的中国学者还会“照着讲”吗？
回顾差不多一百的“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史，我们发现。原来开出一条所谓“现代人文学术”道路的同时，也是体面而有效地终结“传统人文学术”的过程，而这“现代人文学术”其实就是西方人文学术。我们仍借用冯友兰先生使用过的一些词语来发问：基于中国传统的人文学术和基于西方传统的人文学术，究竟是“高低之不同”还是“花样之不同”？如果我们认为引进西方的“哲学”学术对于中国文化确有必要，那幺尽可引入，也可以尝试与另传统思想之间比较研究，可是又何必非要用它去重塑一个中国的“哲学传统”，而且当作对中国思想传统的惟一阐释方式，而且还以此终结中国自身的思想传统？难道我们依照谭嗣同的方式，将“仁”解释成“以太”、“电子”，真的就实现了中西学术的会通，将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了吗？我们都得承认人文学术有地域性，因而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事实上，一些学者强调，即使自然科学，也同样是多元的。也存在地域性差异）具体到中国哲学上，地域性差异究竟是仅仅体现在研究对象上，还需要也体现在说话方式、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上？难道仅仅因为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哲学史”，我们所书写和讲授的所谓“中国哲学史”，就真的是“中国哲学”的“史”吗？
我们依西方哲学之起源，把哲学理解为“爱智之学”——即追求知识的学问，把哲学家理解为拥有闲暇而把追求奥秘和知识作为惟一目的的人，两相对照，难道中国古人的“究天人之际”司于这种“爱智之学”吗？孔子、老子、孟子、庄子，是哲人还是哲学家？
我们很容易指责中国古代哲人疏于“逻辑”论证，短于长篇大论与构造宏大体系，可是，我们有什幺理由要求庄子舍弃他的“三言”（寓言、重言和卮言）而去学习苏格拉底的“助产术”？我们不能质问亚里士多德为何没有发明“三表法”，为何我们就有理由质问墨子为什幺不去研究“三段论”？我们判定惟有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自身展开为“客观理念”、“主观理念”并回到“绝对理念”是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我们为什幺就理所当然地否认朱熹把“理”与“气”下贯到“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道心”与“人心”、“未发”与“已发”、“天理”与“人欲”就不是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
庄子之为庄子，既区别于中国孔孟以及道家的老字、杨朱，否则便不成其为庄子，同样海德格尔之为海德格尔，既区别于胡塞尔，又不同于对其有影响的老庄，否则便不是海德格尔，我们以庄子来阐释海德格尔。这是庄学的一部分。而无关于海德格尔，我们以海德格尔来阐释庄子，这是现象学运动的一部分，而又无关于庄子，庄子之为庄子，海德格尔之为海德格尔，各足其性，毫无欠缺。我们可以以“海”解庄，可是，我们为何不探讨这样一种可能性：就庄子之为庄子来欣赏庄子，就海德格尔之为海德格尔来欣赏海德格尔，我们为何不就其 “是其所是”而是之，偏要就其“非其所非”而非之呢？
一些学友总是用“解释学循环”来提醒我们，我们已经习惯了“以西解中”这种方式，我们已经沉浸在西方哲学说语中。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西方话语和中国史料之间寻求圆满。这也就是告诫我们，只能“接着讲”了，“照着讲”已经不可能了，为什幺不可呢？学者们有多个理由。
或以为，中国哲学史，本来就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研究中国思想，对于这种说法，我们的看法没有分歧，只是我们对目前通行的这种范式要有自觉，意识到目前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只是一种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比较哲学研究，是一种在西方哲学话语里言说的“中国哲学”，亦即所谓“汉语胡说”的模式。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说法逼迫我们冒出更大胆的念头：或许对“照着讲”来说，“中国哲学史”学科本就不能指望，它会继续照目前这个样子，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地，作为中国人追逐西方哲学的游戏继续存在着；要“照着讲”中国思想，只能令另起炉灶了，比如说建立中国的“古典学”或在学科体制内确立“国故学”的合法地位。
或以为，我们已经几代人浸润在欧风美雨中而不知返，到如今想“回到传统”——真正地读懂传统，已经不可能了。如果让你来“照着讲”，你真的就能“照着讲”吗？我不能确定的回答，理由是，这要试过了才知道。思想的话语系统，并非日常语言，我们不能想象德国人用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哲学用语日常交谈。我们也不能想象先秦的人们天天讲老子式的“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哲学话语来自于日常用语，然而又超越于日常用语，确定一个思想的语汇，是思想者或哲学家的工作，近二十年来，中国哲学史界字议-范畴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可以作为这项工作的一个支撑点。也许，现代教育体制下的中国哲学专业人材已经缺乏了亲近传统的训练，这个工作只能靠体制外的某些有家学渊源的人来解决了，也许，我们这代人最多只是把这个问题明明白白地说出来，我们所做的就是努力促成中国哲学专业人材培养方式的变革，避免不断复制和我们一样研究“高级学问”的专业人材，再继续培养一批又一批身居中国本土的“汉学家”。探索、改革、开放，同样是中国哲学专业需要的精神。
或以为，即使我们能“照着讲”，“弦断有谁听”？实际上，如果“拂弦人”的问题不再困扰我们的话，我们让毫无哲学基础（如果中学教科书里灌输的那些到大学哲学系后还要费劲洗去的教条忽略不计的话）的本科新生读懂庄子，应该并不比他们读懂柏拉图或读懂马克思更加困难。
当然我们也不敢对此有太多的乐观。一位学界好友常常提醒那些以标榜自己的外语比自己的母语还要好而自豪的家伙们：这意味着你的母语修养远比你的外语差！当然，大学英语（或其它外国语）VS大学语文、外语教学凌驾在母语教学上的教育现实，使我们也不敢过于乐观。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汉语是其母语，而人们总是习惯于用母语来思考的，对于我们来说，汉语作为一种活的语言，又并不只是语词符号，还和它深厚的人文财富坚密相联，而与传统发生深刻断裂的我们，通过汉语获取的人文财富却少之又少，再加上语言修养本身的不足，妨碍了我们思考的能力，妨碍了我们的灵感，妨碍了我们的创造性。
在高瞻运瞩之士中，卫护传统文化的学人提醒我们，应当从中国文化复兴的角度来看等重建民族话语的意义，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着严重的危机，这个危机来自于学科外部的批评帮助和学科内部的自我反思，恰恰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内在活力的一种表征。由反思活动所引起的这种危机，难道仅是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身的危机吗？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这种反思活动，在当代中国学术领域中又并不孤单，实际上类似的反思已经弥漫于整个中国的人文学术界，特别是与传统学术密切相关的人文学科，这场危机已经是整个中国人文学的危机，而且，远远不止于此，这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危机，是文化创造力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