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以中为准则”，是张栻思考卦变、损益和通变问题所坚持的基本原则。“适中”是最根本的道理，它通过损益而得以落实。损益以通变，适中而求理。张栻是否认同汉易的卦变说虽无法判定，但二者的共性在于都注重卦爻的消长上下并为之做出解释。“中”之度取决于人而非对象，当损不损，不当损而损，都是人不能恰当守中的结果。损益之理的根本点是适中致一。“执中”需要“通变”，“执两用中”不是在确定的两极之间量度取中，而是在恰当与不恰当、可与不可的变数中适时地选取恰当或可的一方。君子修身进德，需择时而取中。

关键词：张栻;卦变;中;适中;损益;通变;

作者简介：向世陵，四川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王启溦，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原载《周易研究》2024年第2期。

张栻作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家【1】，其学术贡献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对张栻的哲学或理学思想，譬如道器论、性命说、仁说以及经学诠释等，学者们已有相当深入的阐发。但就经学哲学而论，仍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去发掘。像《周易》卦爻的变化及其内在机制，就是一个还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它们构成了张栻易学理论的重要内容。

一、别异的“卦变”说

张栻解《易》注重把握其中之理，但此“理”不是泛泛言之的道德天理，而是日常生活实践中人们需要时时留意和遵守的事物的规律和道理，其关键点在于“中”和“适中”。适中之理，通过损益的方法而得以落实，并成为张栻易学方法论的一个中心内容。它集中体现了“易”作为变易的根本特色。张栻说：

天下之理，不过适中。损者，所以裁束而归于中道尔。有当损者，有不当损者，一以中为准则，无过不及矣。唯中故能适时之宜，合理之正，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损益也，特时有过则当损，不及则当益尔。【2】

“天下”的道理多种多样，但张栻认为适“中”是最根本的道理。如何才能做到适中呢？最好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遵循圣人所昭示的损益之方。在这里，“中”本身就意味着理之“正”，它是当然的存在，在“适时”的情境下是最佳的选择，并因此构成损益的内在标准和行事的依据。它自身不能也不应该损益，因为一旦损益就不是“中”了。当损益者，只能是过或不及。

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损卦集中体现了“适中”的原则，同时也是对这一原则最贴切的把握，因为它披露了易变的精髓。张栻称：

卦三阴三阳，本不可有损益也。唯其阳偏于阳饶而向长，阴偏于阴乏而向消，故损九三向长之阳，以益上六向消之阴，则阴乏得阳而济，阴消得阳而止，三阴三阳，居然适停，此损之所以为理之当然者也。（《张栻集》，第1558页）三阴三阳之卦在六十四卦中约占三分之一，计有二十卦，各卦阴阳平衡，本可谓之“中”，故不应当再有损益。然而，这只是静态地看问题，因为阴阳都在运动变化之中，阳长阴消本为自然之理，那么，在承认阳长阴消的必然性的前提下，要使易变能够趋向“中”，并符合人类自身的利益，“卦变”就成为一个好的解释方式。

按张栻之意，损卦䷨应当是从泰卦䷊变来。阴阳爻的向长向消之质（性）与阳饶阴乏之量的和合，决定了“损”九三之阳而“益”上六之阴，从而形成损卦。损卦形成，是阴卦“得阳”的结果，从而中止了其匮乏消退的过程，三阴三阳的总量在新的损卦中安然保持稳定，这就是“损”卦所表现的理之当然。

张栻的《易说》是残缺本，从杨世文先生所“钩沉”的《易说》来看，我们不能明确张栻是否认同汉易以来流行的卦变说。在汉易当中，该卦的卦变亦是由九三上进变上九、上六下降变六三，经如此刚柔爻的上下往来，泰卦终于变形为损卦。这在形式上与张栻之论有相似性，张栻或许亦有类似的考量。譬如他在解释随卦䷐时说：“兑上震下为随。彖辞曰：‘元亨。’孔子曰：‘刚来而下柔。’以男倡女随为义。”（《张栻集》，第1562页）这里的“彖辞”是指卦辞，而“孔子曰”则是指《彖传》。汉易的解说，是随卦由否卦变来，即原否卦䷋之上九（刚）降到初位而变为初九，初六则相应上进而成为上六，从而形成随卦。张栻于此虽引用了汉易认定为卦变根据的“刚来而下柔”，但其解释却是以义理层面的“男倡女随”即阳刚先下而阴柔跟随来发挥的，没有证据显示其是否与汉易有关。

在张栻《易说》的《系辞下》中，有一段话曾言及“卦变”：

以卦言之，乾之三奇乃阳物也，坤之三耦乃阴物也。三奇三耦索而为六子，互体卦变积而为六十四，此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也。（《张栻集》，第43页）意思是说，乾阳的三奇与坤阴的三耦互相索取，经三索后得出六子，即下索得长男长女，中索得中男中女，上索得少男少女（参见《张栻集》，第64页）；在有乾坤和六子即八卦之后，上下八卦再互以对方为基础（“互体”）而产生“卦变”——八卦次序相重，最终积为六十四卦。这里，张栻所说的“互体卦变”，并不等同于作为汉易特定的解卦之方的互体和卦变，因为张栻的重点在于三画卦（八卦）“积”而为六画卦（六十四卦），而不是六画卦已成后卦与卦之间的相互变化，例如上面提及的否卦变为随卦。他所说的“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就是指阴阳性质互渗而由不同刚柔爻合成卦体。

因此，综合来看，张栻所说的“卦变”，就是单纯指卦的变化，而不是汉易特定意义的卦变说。他考虑的重点不是一卦六爻因刚柔爻性质不定而引起的卦的变化，而是并列的两卦的上下卦换位，例如“盖女下于男所以为蛊，蛊变则为渐”“随变则为归妹”（《张栻集》，第1562页）。蛊卦䷑艮上巽下，上下卦换位（而非颠倒），则变成渐卦䷴；随卦䷐兑上震下，上下卦换位，变为归妹卦䷵，由此形成张栻所称的卦的变化。在这里，张栻重视的，是阴阳男女的上下尊卑关系导致的吉凶，“大凡阳上阴下则理顺而吉，阴上阳下则理逆而凶”（《张栻集》，第1562页）。尽管汉易与张栻都言“上下”，但张栻关注的不是刚柔爻的上下进退，而是上下卦阴阳爻爻画的量的多寡。像蛊卦与归妹卦，都是二阴爻居上，二阳爻居下，“故有邪慝之象”；相反，渐卦与随卦，都是二阳爻居上，二阴爻居下，“故有得正之象”。（参见《张栻集》，第1563页）张栻讨论了阴阳爻错杂的三阴三阳卦，但并不执着于全部的阴阳卦爻，而是视其情况，选取其所需要的部分去说明问题，即只取一卦之二相连爻的阴阳性质论事，以突出他想要表达的阳上阴下的理之“正位”。

关于按卦体与卦画解卦的区别，他的看法是：

以卦体论之，则蛊与渐相反。以爻画论之，则渐与归妹正相反。盖渐之三阴处皆得正位，又在内，归妹之三阴皆失其位，又在外，此渐所以为进得正，而归妹所以为不正而动也。（《张栻集》，第1563页）显然，张栻所说的卦体相反，不是指易学史上通行的“反对”卦，而是指蛊与渐两卦的上下卦相反；但从爻画看，渐与归妹则具有相反相错的“反对”义。不过，他所说的正位与失位，并不同于主流的观点，即不以规范的阳奇阴偶论爻之六位，而是以阳上阴下判定得正与否。在这里，渐卦上下卦的三阴爻均分别处于阳爻之下（在内），故得正位；归妹卦的三阴爻则分别处于阳爻之上（在外），故为失位，与通常理解的归妹卦《彖传》所云之“位不当”系指其二、五爻不当位并不相同。对于《彖传》论定的“柔乘刚也”，张栻是坚守的，但又加上了先后动随的因素，“以女先动而乘男为义”，不仅女乘男，而且女动而男随，整个颠倒了次序，所以卦辞说“征凶，无攸利”。（参见《张栻集》，第1562页）

二、损益“致一”与通变适中

张栻不多谈卦位，但也不反感，对于阳奇阴偶的卦位说，他也不时地有所使用。如解损卦六三爻辞“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时，他说：“三居下体之上，位之高，物之盛，数之当然也。故圣人于此，极言万物损益之理。”（《张栻集》，第1559页）损益之理的根本点在于适中致一，损卦六三爻居下体之上，处于高盛之位，理当有损，这也是损益之理最典型的体现。具体而言：

以下体而观，三本阳也，变而为阴，是三人行损一人之象也。以全体而观，上本阴也，变而为阳，亦损一人之象也。（《张栻集》，第1559页）

“三”本当阳爻居阳位，为乾象九三，现变而为阴成兑象六三，是三阳（三人）减损一阳（一人）之象，这是仅就下体论；从上下卦全体看，上体本为坤象上六，现变而为阳成艮象上九，是三阴（三人）减损一阴（一人）之象。故不论从下体还是全体看，损卦都在表明“损者，所以裁束而归于中道尔”的卦变原则。

这个作为变化目的的“中道”，实际就是阴阳、柔刚、男女的对待原则，所以“三”必须要减损为“二”，“二”才能适中致一。他说：

天下之理，一阴一阳，一男一女，一唱一和，一柔一刚，大至于天地，细至于虫鱼，事事物物，莫不皆有自然之对，非有待于一人焉者，此天地之至理也。（《张栻集》，第1559页）

天地万物无不有对，此乃天地之至理，从二程以来，这一道理被反复强调。而且，此对乃是互补型的，不能有阴无阳，也不能有男无女，性质相反相成，才可能有万物的生生不息。所以，“一人”少了不行，“三人”多了也不行。“赘者不得不损，亏者自然相求”（《张栻集》，第1559页），卦由是相交而变也。他又说：艮、兑交而为咸，咸交而为损。损之中，三与上复交焉。此夫妇交感化育之事也。《中庸》曰：“其为物不贰，故其生物不测。”天地发生，万物不过，二气交贯，诚一无二，况人者天地之心哉！是故《系辞》曰：“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张栻集》，第1559页）“对”是为了“交”，兑上艮下交而成为咸（感）卦，咸卦上下卦换位相交变为损卦；在损卦的形成过程中，三爻与上爻又再相交。突出相交，就是突出夫妇交感化育之事。张栻的重心，不在卦变，而在生物，故夫妇本为二，但又合为一体，推广到整个天地间的阴阳二气交贯，展示的都是同一的因二相交而致一的万物化生的现实。正因如此，人与万物，都遵循着三（有过）则损一、一（不及）则得友这一根本原则。那么，要达到“适中”，其内在的机制就是或损或益，以归于中道（致一）。

虽然一般都说“过犹不及”，但张栻主要考虑的还是“过”，所谓“当损而不损，过也；不当损而损之，亦过也。《易》所以戒焉”（《张栻集》，第1558页）。那么，要把握当损与不当损这个“适中”尺度，就不能立足“不及”与“过”之本身，而要在当损不当损的时刻，主体付诸实践，实际去损与不损，即“中”之度取决于人而不是对象。当损不损，不当损而损，都是人不能恰当守中的结果，故此“过”既有过量（持守过度）也有过错（减损错误）之意，以致不能实现“致一”。

关于《周易》中蕴含的损益致一之理，程颐曾作过阐发，其曰：

夫子又于《系辞》尽其义曰：“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絪缊，交密之状，天地之气，相交而密，则生万物之化醇。醇谓醲厚，醲厚犹精一也。男女精气交构，则化生万物，唯精醇专一，所以能生也。一阴一阳，岂可三也？故三则当损，言专致乎一也。天地之间，当损益之，明且大者莫过此也。【3】

依《系辞传》所概括的损益之理观之，天地阴阳，变化醇厚，精气交构，专一能生，生生不息的世界，一切都是在损益（三损一、一得友）中进行调整，如此才得以生存发展。就天道运行而言，日中则仄，月满则亏，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互更替，本身就是损益致一之理最充分的展现。

张栻于此继续发明说：

损之六三所谓“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能致一者也；益之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不能致一者也。窃观天地絪缊，万物化醇，此二气所以致一也。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此六子所以致一也。（《张栻集》，第42页）

联系到损益二卦，损卦六三爻辞体现了人得其友而合二而一，是“能致一者”。相反，益卦上九爻辞的三句话——“没人助益他，有人攻击他，个人立心不能持守”，其共性都是不能致一。

一方面，天地絪缊，阴阳和合为一，万物变化醇厚，这是阴阳二气的致一；另一方面，男女构精，双方精气交构，促使万物化生，这是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六子”各自配对的致一。前者致一在万物的化生，后者致一在人类的繁衍，如此的损益之理，核心就是生生。所以他又说：“絪缊化醇，男女构精，损六三之意远矣，其辞乃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而已。此其旨远，其辞文也。”（《张栻集》，第45页）《系辞下》所说的“其旨远，其辞文”，在张栻看来，就是《周易》以“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所作的直观经验告白，目的在于阐扬阴阳男女和合致一从而生生不绝的道理。

但是，是否做到和合致一必须有一个标准，这就是中，中是对立矛盾的互动协和。“圣人作《易》，所以体天地之撰者，如损、益之盈虚，剥、复之进退，乃体天地之撰者乎！”（《张栻集》，第43页）圣人著作《周易》，是想通过它去分析把握天地间一切事物的神妙变化。因为天地间的一切，无外乎阴阳之造化和刚柔之消长，而它们都是通过损益盈虚、剥复进退这些“自然之对”互补而取中实现的。也正因为如此，损益之需要，根本点在于行为不适中，或过或不及，故既不能一直损，也不能一直益，“损而不已必益，为盛之始；益而不已必决，为衰之始”（《张栻集》，第81页）。损益与盛衰都有一个量度的问题，君子修身进德要细心把握“中”，牢记“中”是最后的标准。

三、“执中”需要“通变”

《系辞下》“三陈九卦”一段，强调君子的德行修养，同时也言及利害关系，称“损以远害，益以兴利”。但是，张栻因强调儒家的义利之辨，故不认为这涉及物质层面的利益或利害关系，以为“‘损以远害，益以兴利’，非谓去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也。害于己者远之，如惩忿窒欲是也；利于己者兴之，如迁善改过是也”（《张栻集》，第48页）。他不同意墨子有名的兴利除害之说，而将损益利害都解释为个人的反身修德即减损欲望和增益德行。当然，从广义上说，君子的德行修养既有利于己身，也有利于维护社会国家秩序。

那么，从方法上看，如何才是正确的“适中”和“取中”呢？于此，张栻与朱熹曾有讨论，朱熹认为：“两端者，凡物之全体皆有两端，如始终、本末、大小、厚薄之类。识其全体而执其两端，然后可以量度取中，而端的不差也。”（《张栻集》，第1220页）张栻所引朱熹的这段话，与朱熹《中庸章句》所解“执两用中”大体相似。后者曰：“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4】但张栻并不同意朱熹的观点，以为朱熹过于执着而有失权变，张栻的看法是：

此说虽巧，恐非本旨。某谓当其可之谓中。天下之理莫不有两端，如当刚而刚，则刚为中；当柔而柔，则柔为中。此所谓“执两端，用其中于民”也。（《张栻集》，第1220页）

“执两用中”的“本旨”应当是“当其可”。“天下之理莫不有两端”大家都可以接受，但关键在于这个“两端”并非是像大小、厚薄这样确定的两极度量，而是视具体情况而论的恰好即“当其可”。换句话说，“中”虽是确定的目标，但何为“中”却是随时变化的，由此导致了“适中”的不易和“中”本身的不确定性。所以，“执两用中”在张栻看来，不是在确定的两极之间量度取中，而是在恰当与不恰当、可与不可的变数中适时地选取恰当或可的一方。所以，不论是刚卦还是柔卦、刚性还是柔性，只要它当其可，那就是中。执政为民，就是要抓住这一要害。

张栻的观点，渊源于程子。程颐在回答学生关于“执两用中”的提问时，强调“执中”需要“通变”。他说：“若子莫执中，却是子莫见杨、墨过不及，遂于过不及二者之间执之，却不知有当摩顶放踵利天下时，有当拔一毛利天下不为时。执中而不通变，与执一无异。”“且如初寒时，则薄裘为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则非中也。”【5】程颐本来是批评墨家“二本而无分”的兼爱观的，但在这里又相对认可了“有当摩顶放踵利天下”之中，而不是在杨、墨的“过不及二者之间执之”。从程颐到张栻，执中需要通变的看法，可以说是一脉贯穿。

“通变”而有适中，而是否“适中”又关联着“时”，初寒与盛寒之不同时，决定了如何才是适中之裘。“至于九六迭居，此刚柔变通以趋时者也。或以刚位而居之以柔，或以柔位而居之以刚，无非趋时以尽变者乎！”（《张栻集》，第28页）从通变到尽变，突出显示了张栻易学注重变化的特征，而变化的目的仍在于适中。刚爻居柔位，柔爻居刚位，爻、位形式上虽不协，但因符合时之所需，从而通过灵活变化而达到了适中的目的。

在这里，刚柔变通体现了易卦生成的内在机理，它并非源于人的主观喜好，而是有客观的标准存乎其中。不同时有不同时之中，不能任意为之。因为问题的根本点，在“时有过则当损，不及则当益”，是否损益执中，要看“时”之需要。故张栻对朱熹“随时为中”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以为“‘为’字未安。盖当此时则有此时之中，此乃天理之自然，君子能择而得之耳”（《张栻集》，第1219页）。君子择时而取中，即要求君子掌握和依循易变的规律，而“为”字则过于突出主观性。不论是一般的天地变化，还是具体的卦爻变化，目的都在当其可而损益，以符合于“中”。“一以中为准则”，是张栻思考卦变、损益和通变问题所坚持的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1.这里的“理学”为广义的“宋明理学”意义上的“理学”，而非狭义的“程朱理学”。

2.[宋]张栻著，杨世文点校《张栻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558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标点有改动。

3.[宋]程颐《周易程氏传》卷三，载[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10页。

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页。

5.[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载[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第213-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