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韩 儒 学 文 化 的 民 间 交 流
——以代表性的个案来说明

郑 成 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副教授
中韩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常务副主任

孔子创立的儒学从中国传入韩国、日本、越南及其他东亚和南亚诸国，使上述诸国的政治、思想、道德、法律、文化、教育乃至风俗习惯、社会风貌，无不打上儒学思想的烙印，其中，对韩国的影响尤为深刻。“自古以来，韩国就在中国文化的绝对影响之下，这种影响波及到日本，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这一文化圈的最大特征是汉字的使用；儒教和佛教普及是其共同点。这种表征一直延续到今天。一提中国，韩国人就会联想到孔孟之国，联想到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之邦，它绵延着那种静思及风雅的东方精神的源泉。这是一种和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比起‘苏格拉底的申辩’，《论语》更显亲切；比起西方的某些文学作品来，《三国志》更投合韩国人的兴趣。韩国人至今 仍 然 生活 在这样 的环境里。” 韩国属于“中国儒学文化圈”，韩国的民族文化中刻有深深的儒家文化的烙印。当代韩国历史学家全海宗先生也认为，“给韩国影响最大的中国文化是儒教文化（儒学、政治制度——包括科举制度、教育制度和生活伦理）和通过中国传来的佛教。韩国从未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 本文试图论述中国移民特别是中国孔子后裔、朱熹后裔，韩国崔溥及其后裔对中韩儒学文化的民间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一 孔子后裔与中韩儒学文化的民间交流

在古代，由于战乱和灾荒等各种原因，从战国时代开始，中韩两国人民就互相往来，甚至互有迁移。特别是在唐宋元明清等历代迁居韩国的移民，有的世代相传，子孙繁衍，生生不息直至李朝时期。公元1349年（元顺帝至正7年，高丽忠定王元年），元王嫁与高丽国王的元鲁国大长公主嫁与高丽恭愍王时，时元翰林学士、孔子第52世孙的孔绍（昭）以翰林学士身份随从来高丽。高丽任其平章事，封为桧昌君，遂昌原孔氏始祖。 其后裔在高丽历代相传。孔昭来高丽后在水原中逵面九井村定居 。孔昭在水原建阕里庙，供奉孔子像。在此之前，高丽政府虽已塑孔子像，并加谥号以尊崇孔子，但民间尊孔，祭祀孔子并不盛行。自孔昭在水原建阕里庙，供奉孔子像后，高丽民间开始祭祀孔子。
    公元1792年（李朝正宗16年），孔子后裔子孙繁衍，人丁兴旺，当时，孔子后裔聚居处有3个地方。一是孔绍原来居住之地——水原，有“三十余家” ；二是龙仁；三是岭南，“孔姓者甚多矣” 。
李朝时，孔绍之后世孔頫，在李朝太宗时（公元1401年~1418年，明惠帝建文3年，明成祖永乐16年）任太学士。
    至李朝时，世代居住在韩国的孔子后裔中，孔瑞麟的声望最高。孔瑞麟为“巳卯（公元1759年，李朝英宗35年）名贤冠冕”， 李朝英宗朝时官至大司宪。此后，孔氏后裔“世世不绝”，也有很多人任官吏。
孔瑞麟第七代孙是孔学洙。李朝朝廷曾拟任为官吏，但没有结果。孔学洙的儿子孔源仁及其孙子孔胤恒均为儒学者，曾任殿讲讲生。孔子后裔还有孔明烈、孔胤道，他们也是李朝名儒，并有著述于世。其中孔明烈著有《东国阕里志》（2卷）。孔胤道在公元1792年时为60岁，居善山。   
孔子后裔至李朝正宗时期在朝廷做官的有孔允东，任庆基殿参奉。公元1792年（李朝正宗16年），李朝国王正宗召见孔允东，曾询问其孔子后裔在韩国的居住情况：“自尔孔之东以来，世居水原，墓址宛在，檀杏成乔，诚非偶然。以圣人后裔，若能自勉，以诗礼见称，则世道之幸也。孔姓之居水原者几家？散在他处者几派耶？”孔允东回答说：“居水原者三十余家，而间多流寓于龙仁。至于岭南，则孔姓者甚多矣。” 可见，李朝正宗时期，孔子后裔人数较多。此外，孔子后裔孔枝秀，当清入主中原后，避居李朝。清朝要求刷还明朝之人时，孔得庇护，后隐居晋州。 此为韩国境内孔子后裔又一支脉。
宝于光（宇光）：为孔子门生宝牟贾之后裔。为南宋翰林。南宋亡后，避难入居高丽，并携带秘阁藏书17000卷。高丽国王为之嘉奖，封其为寿阳君，为达成宝民始祖。
在中韩建交之前的1989年，韩国“曲阜孔氏大宗会”代表团一行15人，回山东曲阜参加首届中国孔子节。根据统计，韩国居有孔氏后裔58000人（一些人已加入韩国籍）。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前外务长官孔鲁明自称是孔子的后裔。今年6月，我对现任韩国驻华大使金夏中进行专访时，他曾透露了这一事实。据说，孔鲁明首次访问山东 时与时任省委书记姜春云会谈时间原定40分钟，结果由于孔子的关系，时间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一个多小时。这一场面至今已被称为中韩两国友好的交往的一段佳话。

二 朱熹后裔与中韩儒学文化的民间交流

    现在，韩国这块土地上居住有近15万宋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朱熹的后裔。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之曾孙朱潜东渡韩国之始，为南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春，原任浙江乌程（今吴兴）县令的翰林学士主潜（字景陶，号清溪，系朱熹曾孙） 因目睹蒙古军步步南侵，干戈不息，而偏安江南的南宋朝廷权臣主和误国，毫无救亡图存之意，愤然“袖家谱携二男一女，与门人叶公济、赵昶、陈祖舜、周世显、刘应奎、杜行香、陶成河七学士浮海而东。 ” 遂为新安朱氏始祖。他们乘船至高丽全罗道之锦城，乃以为家。这就是朱熹后裔定居韩国的开端。
    程朱理学传入高丽，主要是高丽文人安土向、白颐正等精英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不能否认，朱赞等朱熹后裔定居高丽，建孔庙和书院为宋明理学在韩国民间的传播和发展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朱潜于南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生于“建阳县三桂里玉枕峰下考亭之正寝”，时曾祖父朱熹63岁。他在建阳考亭过了幼年时代，7岁时，朱熹去世。朱潜的父亲朱钜是一位很有民族气节的英雄，曾任福建顺昌县令。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居住于我国北方的靺鞨族奴隶主称蒙帝，灭西河燕南，大肆南下侵扰。面对这种形势，朱钜受命与车骑将军崔锡秀一道率军北伐，在一次战斗中“力战不屈而殉节”。朱潜为此怀着不共戴天之仇，东渡朝鲜半岛。
朱潜所生的两个儿子朱余、朱许和女儿亦随父定居高丽。朱余后改名朱余庆，高丽王廷任其为密院直司，封为汝阳公。朱徐为朱余之弟。朱潜之女则嫁给高丽人具存裕。
朱余庆生子三人：朱悦、朱忻、朱怩。
朱悦在高丽高宗时（公元1214年~1259年）登第，在高丽高宗时朝、元宗时期、忠烈王时期皆任高级职务。高宗时“累迁监察御史，历宰相、静二川、昇天、长兴二府，皆有声绩。元宗朝以兵部郎中连按忠清、庆尚、全罗，成名日振，人皆敬畏。国有大事择使命则必首举之。忠烈即位，重悦才名，授翰林学士迁三司使。” 朱悦“文章富赡，笔法亦奇”， 有诗文问世。
朱悦有子三人，即朱印长、朱印远、朱印还。朱印长历任高丽全罗按廉使兼巡查使、吏部尚书。朱印远历任安州兵判官、礼部侍郎、庆尚按廉使兼劝农事、兵部尚书。朱印远任会议府事。
高丽全罗南道和顺郡的道岩南洛阳山下，曾有朱潜之墓和朱潜女婿具存裕之墓。惜今已亡失。同道和顺郡云山南铁场里后麓，曾有朱潜长子朱余庆之墓，同道和顺邵绫州连珠山之怀德洞贞震原有朱潜之孙朱悦之墓，为高丽忠烈王时所葬。其后，李朝纯宗议政府右赞成兼成均馆祭酒宋焕基之撰墓表，至今犹存。在韩国全罗南道光州南部绫州连珠山浼安洞曾有朱悦长子朱印长之墓，今已亡失。
这支入籍朝鲜半岛高丽的朱子后裔世代繁衍，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数百年来，他们始终保持着“紫阳（朱熹号“紫阳”）世家”好学力行，重仁义，尚气节的优良家风，并以大贤后裔受到韩国历代朝野人士的尊重和爱戴。人们尊称朱潜所居之地龙潭之朱茁川新爱村为“人夫里”、“君子里”、“朱子川”。朝鲜朝高宗皇帝曾诏曰：“贵哉朱之为姓，云古五夷，以其地名之近而尊尚，况朱字姓穷天地，亘万古，凡有血气者熟不爱之尊之之教••••••”。至今位于韩国全罗北道镇安郡龙潭的朱子川一带，有许多地名于朱熹有关。如龙潭朱子川有一座山名“武夷山”，其溪名“九曲溪”。  
九曲溪之一曲有仙鹤洞，二曲有武夷岩，三曲有七隐山 ，四曲有白鹿洞，（旧新安村），五曲有华山峰，六曲有卧龙峰，七曲有玉笋峰，八曲有颜程洞，九曲有鼓舞洞。这与福建闽北武夷山中的“武夷岩”、 “玉笋峰”名称完全相同，“白鹿洞”则取自朱熹讲学的江西的庐山白鹿洞书院。朱潜曾居住过的绫城，名其地曰“考亭”，这与朱熹晚年定居福建建阳之考亭一样。韩国朱子后裔以自己家乡的山名地名为侨居异国他乡的地方命名，充分表达的他们对家乡的眷恋之情，也是中韩人民友好交往的体现。这种人缘、地缘的同名现实，亦说明了中韩儒学文化关系源远流长。
朱熹后裔在李朝时期也世代相传，子孙繁衍。朱熹后裔中声誉较高的有朱锡冕。李朝时为官曾任协办，撰写《朱氏系谱》一书。他们于公元1507年（中宗朝）编印了一部朝鲜朱氏族谱，其后于1603年（宣祖朝）、1675年（肃宗朝）、1696年（肃宗朝）、1733年（英宗朝）、1753年（英宗朝）、1765年（英宗朝）、1808年（纯祖朝）、1832年（纯祖朝）、1849年（宪宗朝）、1882年（高宗朝）共编印过10次族谱。但这些族谱都未能统宗，不能全面反映朝鲜半岛朱子后裔的繁衍情况。李朝高宗元帅记录总局长朱锡冕（朱熹31世孙），于1902年上疏高宗皇帝，要求朝鲜半岛的朱子后裔同一用“新安朱氏”之称谓（朱熹祖籍地为古新安郡），意表慎终追远之意。这一请求得到高宗皇帝的恩准，诏曰：“疏具悉，其为朱子阳后裔，既有明据，则宜其复贯新安矣！”同时，编纂出版了全国同一的《新安朱氏世谱》。这部韩国同一世谱的出版发行，增进了全国各地后裔的感情，为建立全国性的朱氏宗亲组织奠定了基础。
1973年5月31日，由各地先后建立的“新安朱氏宗亲会”和“门中代议员总会”共同组建韩国统一的朱氏宗亲会——新安朱氏中央宗亲会。会长是被称为“钢铁大王”的朱昌均先生担任。该总会的成立，增进了韩国各地后裔和旅居日本的朱子后裔之间的交往，并筹集资金兴办有益于社会的公益事业，为韩国社会的 发展作出了贡献。尤其值得称道得是，韩国朱子后裔在光州南部的绫州（朱潜逝世之地）建有壮观的朱子庙，每年5月5日举行祭礼活动。祭礼按照《朱子家礼》规定的程序进行。司仪有韩国朱子后裔中辈分最长，且德才兼备者担任。司仪官身着古装，头带乌纱帽，手持一本祖传的《家礼》宣读。声调抑扬顿挫，类似我国古代的吟诵。主祭者穿大江蟒袍，戴乌纱帽。主祭者也都穿蓝、青等各色古服。另有二位身着五彩古服的少女（由族中最美的少女担任），负责斟酒、洗盏、更衣等。祭礼还有乐队伴奏，乐手们身穿红色古装，头带乌纱帽，席地而坐。一律丝竹，乐队伴奏唐调，优雅庄敬。祭礼分两段进行，先祭朱子，后祭朱潜。整个祭祀活动要进行四个多小时。参加祭祀的不仅有韩国各地朱子后裔，而且由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5月5日为韩国儿童节）。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前来瞻仰，以缅怀朱熹这位先哲创建得东方文明的历史功绩。韩国这种活动已延续了数百年之久，即使在战争时期也未间断，可见他们对朱熹的崇敬之情。
韩国朱子后裔世代不忘其先祖故乡，对朱子故里怀着无限眷恋之情。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一直无法回到中国寻根问祖。中国改革开放后，国门大开，韩国后裔派出代表团，于1990年在新安朱氏中央宗亲会会长朱昌均的率领下，首次组团来福建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与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纪念朱熹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与会期间，他们到建阳寻根访祖，拜谒了朱熹墓，实现了韩国朱子后裔世世代代所梦寐以求的寻访故土的夙愿，并出资两万美元，委托建阳市人民政府在朱子陵园前建一座“思源亭”，以表示韩国朱子后裔怀念之情。尔后，1992年春，韩国朱子后裔代表朱昌均会长的带领下，又一次踏上其先祖的故里，参加由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与建阳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纪念朱熹创建考亭书院八百周年活动”。朱昌均会长在朱熹陵前为韩国朱子后裔捐资建造的“思源亭”揭幕，并在亭前立碑记载韩国朱子后裔来故土寻根访祖，建“思源亭”的始末。这座“思源亭”，可以说是中韩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象征。1993年，中韩两国朱子后裔共同发起成立了“世界朱氏联合会”，其中，不能不提到我的恩师延边大学朝鲜问题研究所前东方哲学室主任朱七星教授，是他引导我走向韩国哲学研究之路，朱七星教授作为朱熹的后裔现任“世界朱氏联合会”副秘书长，朱教授等中韩两国朱子后裔创办的“世界朱氏联合会”为增强世界各地朱氏联谊，推动两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促进社会文明与人类进步，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韩国朱子后裔自1990年首次组团来福建闽北朱子故里寻根访组后，几乎连年不断，对中韩两国的儒学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韩国文化方面贡献卓著。孔子后裔、朱子后裔在韩之活动本身就为韩国盛行儒教，对儒学的韩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同时也有助于韩国的文化建设。

三 崔溥及其后裔与中韩儒学文化的民间交流

韩国李朝时期偶然漂流到的中国，并被誉为“东方的马可波罗”崔溥及其后裔对中韩儒学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从中也能看出古代的一个普通韩国人是如何看待儒学的。
崔溥（1454-1504）字渊渊，号锦南，全罗道罗州人。生于1454年（朝鲜朝端宗二年，明景泰五年）。1477年（朝鲜朝成宗八年、明成化十三年）中进士。1482年中文科乙科第一，相继任校书馆著作、博士、军资监主簿、成均馆典籍、丝宪府监察、弘文馆副修撰、修撰。1486年中文科重试乙科第一。1487年任弘文馆副校理、龙骧卫司果、副司直，官及五品。崔溥于1488年（朝鲜朝成宗十九年、中国明朝弘治元年）赴济州执行公务。听说父亲去世后立即乘船返回故里，不幸遇到风暴飘落至中国宁波府台州附近。起初被疑为倭寇，经审查被排除嫌疑后转送到北京，经过辽东归国。崔溥在中国逗留135天。1489年，崔溥奉王命撰呈漂海日记即《漂海录》，是年七月，朝鲜国王遣使赴北京，感谢明朝政府发还崔溥等43人。1504年（朝鲜朝燕山君十年）被处死。1506年（朝鲜燕山十二年），追赠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崔溥的著述有《漂海录》。
    崔溥不仅对中国儒学文化十分精通，而且其行为准则严格遵从儒家思想，其孝道堪称“楷模”。在韩国，“生子先教以《小学》、《家礼》••••••治丧、居家一皆遵之” “家家皆以入孝出恭、忠君信友为职分事” ，“士子皆以经学穷理为业” ，“精研四书五经，其专治一经者不得齿儒者之列”
出身于儒士家庭的崔溥，自幼受到儒学文化熏陶并接受了正统的儒学教育。他精研四书五经，“以格致诚正为学” 。1429年（朝鲜成宗二十三年，明弘治五年），身在中国四个半月之久的崔溥穿着孝服、戴着孝帽不饮酒，不沾荤以示孝心。崔溥等人漂至宁波，遇贼船又漂流海上。再漂至台州地界，又遇不明身份船6只。
在吉凶未卜之际从吏请示崔溥：前次“不示以官人之仪，以招贼人，几不免死。今宜从权具冠带，以示彼船。”
随从小吏建议他脱孝服，换上官服以应对海盗。
崔溥反问到：“尔何以害义之事导我欤？”
随从小吏申辩说：“当此之时，与死为邻，何暇治义哉。姑当权便取生道，然后以礼治丧，不害于义。”
溥拒之曰：“释丧即吉非孝也，以诈欺人非信也。宁至于死不忍处非孝非信之地。吾当顺受以正。”
崔溥到了北京以后，因受赏赐需换上官服，却使其左右为难：“当丧即吉，恐不合于礼；且以丧服入朝，义有不可。” 多亏受赏时没有礼节要求，可以由其随从小吏代替。但是，谢恩时崔溥必须亲自拜见皇帝，而他又不能穿着孝服拜见中国皇帝，必须换上官服，这是一件多么难办的事情啊！最后，他身边的人帮助他想出了一种好的办法，即在入阙（长安门）时换上官服，拜见皇帝之礼结束后出来再在长安门穿上孝服。这是李朝时期的一位丧父者、儒士，也是一个五品官员躬行儒家伦理道德的真实写照。这在《论语》、《孝经》和《家礼》的发源地中国也难以寻觅。
儒家伦理的特征主要是“忠”和“孝”。孝与忠是统一的，“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在施行孝道的整个过程中，移孝为忠，奉事君主，服务国家，被看作至高无上的伦理道德。对于孝与忠，崔溥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认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未有不尽孝于亲忠于君者。” 在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里，君主就是国家的象征，忠君就是爱国。崔溥受明朝皇帝赏赐后向下属就特别强调：“帝之抚我赏我，都是我王畏天事大之德，非汝等所自致。汝其勿忘我王之德！” 崔溥尽孝于亲，更尽忠于君。甚至连国王姓讳都不轻与人说。问者以“越界无妨”，劝他消除顾虑。崔溥却回答说：“为人臣者其可以越界而负其国，异其行，变其主乎？”
崔溥躬行实践儒家思想，倡导经邦治国的理念。他把中国江南水车传到韩国，学以致用并认为这种水车用力小而上水多，很适宜田多屡旱的韩国，可为万世无穷之利。对其形壮、材料及用法等一一详尽记载 。据全罗道观察使李（言+揖）曰：“闻崔溥到中国，得见水车制度而来。其令巧性木工听溥指挥造作上送。’”“前司直崔溥造水车以进。”可见崔溥回国后奉国王之命，指点灵巧木工仿制。后来，韩国南方大旱，又奉命前往教水车制法，体现了他强烈的使命感。当九死一生漂到中国海岸时，崔溥还特别提醒下属：“我国本礼义之国，虽漂奔窘遽之间，亦当示以威仪，使此地人知我国礼节如是。” 他强调以礼待人，时刻不忘自己的国家是“君子之国”，“礼仪之邦”。
崔溥刚正不阿，在浙江奉化连山驿遭到抢劫后，中国官吏请他告状中国官府，但被他拒绝了。他认为：“彼人之恶诚欲可惩，但以不见夺之物诬为强夺，伏人非罪甚悖于理。” 可见他以儒家的道德要求为其行动指南。
   《漂海录》征引经籍典章，不仅涉及《论语》、《孟子》、《孝经》，还述及沿途各地与中国儒学有关的人物典故，对中韩儒学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现摘取如下，仅供参考：
宁波府贺知章少时所居地 ；绍兴府娄公埠上天章寺前兰亭——王羲之修禊处 ；贺知章千秋观旧基 ；伍子胥庙 ；东坡所撰龙山表忠观碑 ；袁韶奏请建之旌德观祠 ；白文公林和靖苏文忠公三贤祠 ；嘉兴府唐丞相陆贽故里 ；韩信寄食受辱之跨下桥 ；韩信城 ；桃源三结义庙 ；关羽尉迟公赵昂之庙 ；汉高祖故里沛县 ；孔子所生处尼丘山 ；伯夷叔齐庙 ；孟姜女寻夫之处——望夫台 ；等等。这些与中国儒家有关的典故反映了忠诚、孝道、忠贞、礼让、友谊、敬贤、忍辱负重等中国典型的儒家文化以及优秀的传统美德。反映了礼乐思想，以及通过格物、致知、诚意和正心达到修身的儒家思想。它们已成为中韩两国人民的生活准则和行动的指针。
在今天，崔溥逗留中国数月留下的这部弥足珍贵的中国行记《漂海录》已不仅是研究中韩交往的史料，更是中韩两国人民节结下深厚友谊的历史见证。在中韩建交后不到两年的1994年6月2日，崔溥后裔和有关学者就进行了《漂海录》的历史探访。2002年7月11日上午，在浙江省宁海县越溪乡越溪村举行了“崔溥漂流事迹碑落成典礼仪式”。崔溥后裔108人和中韩两国学者以及当地村民500余人参加这一盛会。当日下午，举行了“《漂海录》国际学术座谈会”。会上有学者提出崔溥“先忠后孝”的思想应该重新得到评价，在全球化进程中，韩国表现出来的引以自豪的精神资源正是以崔溥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与会学者认为，21世纪中韩两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崔溥的经历与实践将具有很强的精神价值和社会教育意义。

四 儒学的现代意义

韩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输入儒家文化的国家，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比儒学的诞生地中国更加遵从儒家文化的国家。韩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汉城大学宋丙洛教授曾经总结出韩国和韩国人的22项世界之最，其中第一项就是韩国是世界上第一的儒教国家。杜维明教授在提到儒学传统在东亚各国发展时曾指出：“韩国人说韩国是儒学的母国，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另一有趣的现象是儒家传统的民间化”。这些都说明了韩国吸收融合中国文明制度及儒学思想的忘我投入以及由此形成的韩国文化的独特性。
从韩国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社会中普遍推行的伦理道德准则基本上源于儒家思想。在韩国人的家庭生活中，男子、父亲仍居于中心的地位，婚姻也仍以父母之命为主。媳妇要侍奉公婆，相夫教子，恪守妇道。严格遵守为父母守孝三年的制度，长子在三年丧期内每天清晨和傍晚都必须到父母灵前焚香泣哀，而在每年的忌日、生日、春节和中秋节，则要到坟前隆重祭奠，以示追念。
人们不会忘记，自1910年到1945年，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长达36年之久，在此期间，韩国人不能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制度模式。而日本为达到同化韩国民族的目的，极力扼杀韩国民族文化，取缔了朝鲜语的教育，韩国被强迫使用日本式的姓名即所谓“创氏改名”，韩国文化的正统性受到了威胁，民族文化出现了断层。“二战”后，韩国又被迫接受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的侵入，但是这个国家在实现经济起飞的40多年里，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文化结构仍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韩国社会发展模式是儒家主导型文化结构和现代西方先进的技术成功的结合体。韩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儒家思想传统的国家，“仁”和“义”的观念根深蒂固。1997年，在金融风暴袭来之时，“国难”当头之际，韩国人以“拯救经济，再创汉江奇迹”的姿态来对待危机，韩国上下团结合作，共同度过经济危机的难关，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国民在困难中表现出的牺牲精神、责任感和参与意识。韩国人同政府密切配合，自觉使用国货，抑制高消费，减少奢侈品的进口，取消海外度假计划，还踊跃投身“收集黄金运动”。仅两天的时间，就有13万多人将珍藏的各种黄金首饰捐了出来，共计万余公斤，折合现汇超过1亿美元。黄金有价，情义无价。这一运动体现了民族自强的精神。
    每一位到过韩国的朋友都会看到醒目的写有“身土不二”的广告牌，它象征着韩国人民自强自立、自力更生的坚毅品格，作为韩国政府推动民族工业发展的重要指导准则，已经深深融入了韩国民众日常生活。汉城满街奔驰的都是韩国生产的现代、大宇、起亚牌轿车，挂在韩国年轻人胸前的全是LG、SK、三星牌的手机，家家户户使用的也都是LG、三星牌的家用电器……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发展水平标准的汽车、电子等，韩国产品牢固地占据了主导地位，表现出韩国民族强烈的爱国精神。而在文化产业方面，现在是“韩流”涌动，文化立国。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韩国人两手都很硬。
在2002年世界杯赛场上，太极虎韩国队以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创造了亚洲足球进入世界杯4强的神话。富有儒家气息的助威文化将此届世界杯的韩国队比赛升华为全民族的比赛，以红魔为代表的助威形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赞叹。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在赛场，在街头，数十万人潮在加油声中自动维持着良好的秩序，球迷自发地保持助威场所的清洁。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韩国公民良好的公民道德和秩序意识。韩国人那种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21世纪，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西方始于近代并一直统治至今的现代西方思想和社会结构正面临着重大的转折。面对新的抉择和挑战，儒学文化的价值将会被人们重新认识并挖掘其内在的潜力。虽然孔子后裔和朱熹后裔早已深深融入韩国社会，并与韩国人民血肉相连，但是孔子后裔、朱熹后裔以及崔溥后裔世世代代对儒家道德的实践和孝行以及对中韩两国儒学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这一切我们不应该忘记，而且对东亚文化的重建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今年是中韩建交十周年，也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韩国总统金大中共同倡导的“中韩国民交流年”，10 年来，中韩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体育以及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就。中韩两国传统文化经过两千多年来的积淀，特别是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可以作为文化载体继续为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发挥作用。儒学成为确立21世纪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的有价值的资源，这是时代的强音，未来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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