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哲、西哲、马哲互动与建立中国新哲学

彭永捷

    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浪潮，给中国哲学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它要求中国哲学界加快资源整合和学科调试的步伐，加速培育哲学创新能力和建立中国新哲学，以使对全球化问题的成功回应成为可能。“全球化语境”下的哲学创新，引发了一个需要哲学界去严肃思考和认真回应的重大课题：面对由中（中国传统文化）、西（西方文化）、马（马克思主义文化）三大文化体系构成的当前中国独具特色的文化生态，我们应当如何妥善处理三大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三大文化体系的综合创新，来建设中国当代新文化？哲学界又当如何超越三大学科界线，拆除学科壁垒，共享哲学资源，展开各学术共同体之间的交流与对话，通过三大学术群体的良性互动以推动中国新哲学的早日创生？本文对哲学领域中西马互动的目标、切入点、机制、途径和问题略作探讨。  

    一、中西马互动，应以建设中国新哲学为目标。建设中国新哲学这一文化课题，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考察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在回应近现代哲学不变的主题——“古今中西”之辨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从清末到当代的百余年间，建立中国新哲学，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不懈追求。当前中西马三种文化并立的局面，则为近代以来建立中国新哲学这一传统课题，给出了一种新的发问方式：哲学作为一种学术，从“唯意识形态论”的绝对束缚下走出来，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逐渐趋向合理方向发展后，如何在当下这种由中哲、西哲、马哲三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哲学系统构成的哲学生态下，通过分属于三个二级学科（其它二级学科都可通过中、西、马的划分纳入到这三个子系统中）的学术群体的互动，来思考、讨论甚或有可能达成建立新的哲学？  

    知古可以鉴今，我们不妨以理学诞生经验为借鉴：唐宋时期，中国文化呈儒、释、道三教并立状态。儒、释、道三教的文化论争，包含着正统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理学家大多出佛入老，然后返之于“六经”，在融会创新中，以理学的形式将儒、释、道三教汇于一炉，从而解决了儒、释、道三教之间的长期对立和文化论争。同样，未来中国新哲学的建设，也有赖于中、西、马三种哲学的良性互动。  

    二、中西马互动，应以回应现实问题为切入点。中西马三个哲学体系，都有自身独特的话语系统和言说方式，有自身独特的学术焦点和思考向度，因而只有面向问题，才能找到中西马之间的结合点或交汇点。在面向问题时，中西马分别以自身熟悉的方式给予回应，发掘本学科的学术资源，并通过交流和对话来相互丰富和相互补充。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以相对超越的方式来回应现实世界提出的问题，而当前哲学所面临的问题，具有高度综合性与复杂性。这些问题，既有中国自身的问题，又有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既存在着前现代和现代问题，又存在着后现代问题。在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学科几乎成了中国当代哲学的同义词，“原理”（哲学原理）这一带有科学主义色彩的术语，把马哲定位于哲学理论的惟一提供者。那么现在，哲学研究面临现实问题的综合性与复杂性，需要整个哲学界来共同面对与回应中国与世界面临的哲学课题，从而要求相应改变以往由单一群体来扮演现实问题理论回应者和提供者角色的局面。中哲、西哲、马哲三个学术群体的良性互动，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的哲学资源，能够克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片面化与极端化倾向，确保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健全发展。  

    三、中西马互动，应以良好的对话机制和辩论文化为基本保障。在最近的十余年中，原来意识形态挂帅，学术生态单调化的状态已被打破，学术生态呈现多样化特征，学者勇于著书立说，标新立异，各种学术思想纷呈并立，出现了一些使用不同话语系统的学术群体或知识共同体。这是学术创造活力的一种反映。同时，学术生态的多样化发展，也伴随着一系列的乱象，恰如先秦诸子争鸣的时代，各个学术共同体之间、各个文化子系统之间，尚缺乏良好的对话机制，也缺乏良好的辩论文化。由于缺乏良好的对话机制，在不同学术共同体内的对话难以有效。对话不是面向问题的交流和探讨，而是话语系统本身的碰撞，论争寻求的不是解决问题的共识，而是对各自话语系统的确认。当前学术研究中，这种现象有着必然性。当前，中哲、西哲、马哲三个学科都有所侧重、有所选择地大量引入西方理论资源，但在借鉴西方学术理论时，许多情况下不是借鉴该种学术的研究方法，而是把依据西方经验与事实的理论本身当作方法，简单实用地套入中国的材料，轻而易举地得出结论。这种治学的方法，也就难免导致对话语系统本身的强烈依赖性，因而学术的交锋必然演变为话语系统的碰撞。在承认学术与思想多样化事实的前提下，学术生态的有序化与学术对话的规则化必将成为合理与必要的追求，并成为中哲、西哲、马哲良性与有效互动的基本保障。  

    四、中西马互动，应以反思学科使命为前提。汉语哲学界面临的文化困境，要求各个哲学子系统重新思考学术研究的使命。在纯粹学术研究或文本研究方面，汉语哲学界在中哲、西哲、马哲三个方面都存在着中西对话问题上的文化困境，这个困境的根源在于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学术界在世界文化中地位与影响的根本差异。  

    就“中国哲学”学科而言，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为这门学科定下了经典范式以来，它就一直是以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某种应用。没有以西方哲学做参照，中国哲学这个学科就根本不会产生。中国哲学学科实践，要求借鉴西方哲学的成果。虽然如何“借鉴”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它关涉到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但主动自觉地与西哲和马哲互动，是中国哲学学科取得自身进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中国人治西方哲学，其优势可能在于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来解读西方哲学文本的独特经验，并与西方同行来分享这种经验。这样，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在加强自身的传统文化素养，获得相关知识与专业背景方面，与从事中国哲学的学者们互动是有益的。同时，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由于其专业素养和研究工作的专门、深入，还可以使中国哲学研究者分享他们的成果，并帮助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同行们纠正那些“照猫画虎”的错误——由于中国哲学一直习惯于“依傍”西方哲学，这些由对西方哲学既一知半解又喜欢附会而产生的错误可谓比比皆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学术生态中的一个特殊系统。在过去的理解中，无论中国哲学学科还是西方哲学学科，其研究对象都是哲学史，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研究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又研究并发展当代哲学（哲学原理），这种情况也曾导致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对“中、西、马”的称法表示异议，认为“马哲才是真正的中国哲学”，其含义盖指“中国当代哲学”而言。把哲学分成“中、西、马”的确是非常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成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二分法之外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第三方。从来源上看，西方哲学是马哲的直接来源，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是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对象，所以马哲离不开借鉴西方哲学研究成果；从实践上看，马哲又遇到与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交涉，必须和中国文化深度结合，从合理地解决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定位问题，故而深刻理解中国本土文化和本土哲学，是马哲不能回避的一个话题。  

    五、中西马互动，应以哲学资源与哲学经验的共享为平台。哲学资源和哲学经验的共享是哲学创新的一个必要前提。当前哲学界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哲学创造能力的衰弱。整个中国哲学界，绝大多数理论研究都是在从事于理论传播和应用，鲜有从事于理论创新者。在面对现实问题时，某些偏执的令人无法思议的论战，往往就源于理论自身的僵化。对于热衷于套用某种既成学说的学者来说，当现实问题或实际经验使得自身所依据的理论发生不适时，由于自己是作为某种理论、学说的传播者、应用者而参与的，而不是创立者、探索者、发展者、修正者，故而不是恰当地修正自己所坚持的理论，而是在任何时候将对现实问题的探讨变成对理论、学说本身的辩护。  

    如果客观地承认中国哲学界与西方哲学界在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方面的差异，那么在向西方学术界虚心学习时，应当不仅学习他们依据西方经验和西方问题所创立的各种学说、各种理论，而且同时学习他们面对现实问题的创新能力。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为哲学创新提供了非常合适的土壤，它提出了独一无二的发展课题：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后发国家，其所面临的问题，在时间上涵盖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个阶段，在空间上涉及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问题之综合性、复杂性、独一无二性，都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足够多、足够大的课题。在回应这些重大问题时，不同学术共同体间通过交流和对话分享哲学经验，尽可能广泛地开发哲学资源，为一种新的理论的创生寻求更多的生长点，是实现哲学创新的现实途径，也是中西马哲学互动的有效平台。  

    六、中西马互动，应抓住全球化语境下重建中国哲学主体性的新机遇。近百年来，中国出了一批大哲学家，例如熊十力、梁漱冥、金岳霖、冯友兰、牟宗三等。但这批中国的大哲学家，似乎注定成为不了世界级的哲学家，其原因在于中国与西方发展阶段上的差异性。中国哲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不具有普世性。当西方哲学家开始反思现代性的时候，中国哲学家所思考的重心则在于反思前现代性以及思考如何使中国社会获得现代性。在20世纪后半页，中国大陆哲学界所面临的问题，比中国出不了大哲学家更为严重，中国几乎就没有出哲学家，原来的哲学家们在经历了多次的思想改造和政治斗争之后，连哲学家的身份也彻底地放弃了。由此所造成的恶果，一直延续到现在。  

    在进入21世纪，随着学术氛围和思想环境的相对宽松，学术与思想领域渐有活力。在全球化语境下，面对全球性问题，中国哲学界有了不可多得的参与全球文化对话和参与对治全球性问题的发言权，中国文化再次与西方文化有了一个交流和对话的共同平台。由此，重建中国哲学主体性，激活中国哲学自身的创造活力，在借鉴和吸收西方哲学成果的同时，依据中国哲学经验和哲学资源，面对中国自身的问题和全球性问题，发展和创新哲学理论，成为当今中国哲学界的一个时代课题。  

    第七，中西马互动，应以研究主体的自我敞开和自我超越为实现根本途径。中西马哲学之间的互动，应被视作哲学界自我调整、自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当前的哲学研究中，学者们由于学科的制约，被划分为中哲、西哲和马哲三大学术群体。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学科既是学术研究和学术对话的体制化保障，同时又是妨碍学术发展的学科壁垒得以产生的体制化根源。中西马哲学互动，必须正视现实中存在的严重的学科壁垒这一事实。中哲、西哲、马哲之间的学科屏障并不会自动消除，它要依赖于三大学术群体的自我敞开和自我超越。处在三大学术群体中的每一员，自觉地打破在学术领域自我封闭、自我设限的陈规，同时也应自觉地接纳其它学术群体内的学者超越学科界线而进入自己所从事的领域，亦即允许并鼓励别人在学术上“越界”。当前有部分马哲和西哲专家也兼治中国哲学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是应当受到鼓励的。在中西马哲学互动过程中，由于鼓励学者们跨越学科界线而进入到相对陌生的领域，所以在学术实践中可能会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说一些外行话，这需要哲学同行彼此之间有宽容的心态，学术批评遵循良好的学术规范，营造良好的辩论文化。  

    第八，中西马哲学互动，应推动哲学人材培养方式的变革。在参与和推动中西马哲学对话的同时，哲学界还应当进一步思考产生学科壁垒的根源。它一方面来自于以学科划分的专业分工，另一方面来自于以学科展开的哲学教育。专业分工把学者们圈定在自己的学科界线内，哲学教育则培养着具有单一学科背景的哲学人材。今天哲学界同行之所以需要努力通过自我敞开和自我超越以拆除学科壁垒，打破学科界线，原因就在于过去奉行的哲学教育给我们已打上了深深的学科印记和专业界线，使得我们每个人都被束缚在狭隘的学科范围内。既然我们已充分认识到当前这种过于狭隘的学科界线在塑造已进入哲学界的研究者在跨学科视野和学识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那么就应当努力推动哲学教育的改革，尽力避免这一缺陷在新的哲学人材培养过程中再次被复制。通过推动哲学教育和哲学人材培养方式的变革，培养具有“厚基础”、“宽口径”的哲学通才，培养他们开放的心灵和包容的胸怀，努力使学科不再成为他们全面继承和自由汲取中西马哲学智慧的障碍。  

    早在上世纪前半叶，中国哲学前辈们就曾表达过他们对中国新哲学诞生的展望。例如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部分写道：“西洋哲学及其方法已输入了中国，人们虽一时不免为西洋哲学所震炫而低伏，但需要新哲学的呼声已可以听到，我们期待着一个可以媲美先秦的哲学灿烂的情形之到来。”①面对由中哲、西哲、马哲三大哲学体系构成的当前中国独特哲学生态，我们应当有理由相信，通过中、西、马三大哲学体系的融通，通过三大学术群体的自我敞开和自我超越，一个恢复了中国哲学主体性的时代，一个激活了中国哲学创造活力的时代，一个形成中国新哲学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注释：  

①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7页。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