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强调个体对于社会、对于团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儒家人文精神的根本。但儒家对于人的独立性、自主性重视不够。道家强调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强调人首先应当是人，但道家对人的社会责任则重视不够。中国当前文化建设应当从传统文化吸取有益的营养，但却并非要复兴传统文化。一个现代人，应当以自由、平等、公正、责任、真诚作为自己的基本信念，作为自己生命、生活的基本价值标准。

 

 

关键词：儒家  道家  责任  自由

 

中国传统文化是围绕人而展开的，文化即是人化，什么是人，怎么做人，做什么样的人，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问题。中国的文化传统，就其对后代发生重大影响而言，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个儒家系统，一个是道家系统。

 

1、儒家的人文精神

 

在儒家学派看来，人是异于并高于动物的族类。人之所以异于并高于动物者，就在于人作为人，具有严格的人伦操守。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这里所去所存者，即是人的人伦操守。荀子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非相》）人之有辨，是指人具有明辨是非然否的能力。荀子还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之所贵者，在于人有义。何为义？韩愈说：“行而宜之之为义”。（《原道》）义者，为其所当为、行其所当行。人之为人，并不在于人有知觉、有生命，而在于人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进而言之，人作为人，首先是社会成员。人作为社会成员，就应当遵守、履行人的一系列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在儒家看来，就是所谓的礼。何谓礼？《左传·隐公十一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记·曲礼上》：“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是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可靠保障，作为社会成员，任何人都不得肆意违反礼。季氏八佾舞于庭，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季氏做了一个臣子不该做的事，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人作为人，就应当严守自己的人伦操守，不仅要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且要为其所当为、行其所当行。所以荀子说：“君子者治礼义者也，非治非礼义者也。”（《荀子·不苟》）《礼记》更为明确地指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孝弟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礼记·冠义》）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一个人，只有当一个人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并且切实做到为其所当为、行其所当行的时候，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人作为人，当然存在着各种欲望，但是在儒家看来，人应当以保守自己的人伦操守作为自己最大的欲望，甚至应当不惜为此而牺牲一切。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闻道”，即是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早上知道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晚上死也不觉得遗憾。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根本就在于懂得并履行人的社会责任。

强调个体对于社会、对于团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儒家人文精神的根本。儒家强调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由此，儒家特别推崇人的角色意识。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君之为君，就要像个君，就要做君所当做之事；臣之为臣，就要像个臣，就要做臣当做之事；父之为父，就要像个父，就要做父当做之事；子之为子，就要像个子，就要做子当做之事。每个人都应当努力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每个人都是社会集体的一个成员。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结婚生子，在西方人看来，完全是个人的私事，而在中国人看来，则是家族的大事，结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是传宗接代。你可以不结婚，但是那样以来，你父亲的责任就没有完成。结婚之所以要听父母之命，因为父母是站在家族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一问题的。而你只是家族的一个成员，你必须服从家族的利益。《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为什么不能结合？虽然他们相互爱慕，但是从家族的利益来看，薛宝钗显然比林黛玉更适合作贾家的媳妇，不管是贾母、贾政还是王夫人，他们绝不会选林黛玉，而只会选薛宝钗。就对于家族的责任而言，一个人并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父亲的儿子，你爷爷的孙子。一个人，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必须承担这份责任。整个社会也以这样一种眼光来看待每一个人，以这种期望来要求每一个人。就是现在，我们一个人回到家乡，家乡人并不说你回来了，而是说某某的儿子回来了，某某的孙子回来了。家乡的人来城里找你办事，他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你应该替他们办事，因为他是你叔父、你姨丈，而你是他的侄子、他的外甥。甚至只是一个同乡，他们也有充足的理由要求你为他们办事，因为他们毕竟是你的同乡。

要求每个人都应当努力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这样一种价值观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成为一种束缚。一个人同时具有多重身份，一个人在不同场合，具有不同的身份，就只能做自己身份必须做的事，而不能做自己身份不允许做的事。所谓人，在儒家看来，就是各种身份的一种集合，就是要时时刻刻努力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一个人的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就在于不折不扣地推行仁义，完成自己的社会角色义务。除此之外，孔子以至儒家学派并不认为个人还有独立的个人追求、个人独立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由此，孔子特别强调对于自我之尽力克制，强调“克己复礼”，并再三申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总之，就是要冥灭自我，消除一切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人是各种身份的集合，除各种身份外，人便一无所有。在孔子看来，人没有、也不该有任何真正属于自己个人的东西。

然而，身份不过是一张皮、一件外衣、一块遮羞布，但它最终却使人符号化，使人成为某种观念的符号和象征，使人成为机器，成为部件，成为碎片，成为一个锣丝钉。人时刻都在演戏，都在扮演角色，但由此人却丢失了自己，不知道自己为谁。人什么都可以扮演，却唯独找不到自己，却唯独不能扮演自己。所以，在儒家那里，虽然具有极强的理性人格，虽然极为突出人之积极入世，强调人之刚健有为，但却没有真正的个体人格。突出群体，是以冥灭个性作为基本前提的。

 

2、道家的人文精神

 

与儒家对于人工具性对待形成强烈反差，道家则大力高扬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强调人的自主、自由与自尊。在道家看来，人本身即是人最高的目的，道家所竭力反对者，正是对人的工具性对待。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认为，自然无为乃支配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也是人类应当信守的基本行为准则。从无为的原则出发，老子反对一切有为，因为有为破坏了人的原始的自然纯朴，造成了人格分裂，带来了虚伪、狡诈、贪欲、罪恶等种种社会丑恶现象。“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天下有道，一切都自然而然。不标榜仁义，而自有仁义。等到以仁义相标榜，则意味着仁义已不复存在。六亲和睦，孝慈之名不立；国家平泰，忠臣之节不显。唯其如此，所以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失道只得讲德，失德只得讲仁，失仁只得讲义，失义只得讲礼。道、德、仁、义、礼，递减递退，至于礼，已不得不用有效的外在形式来约束人的行为。礼是人类文明的结果，然而文明的外表下，却隐蔽着虚伪、狡诈、贪欲等种种丑恶行径。儒家强调仁、义、礼，在儒家看来，强调仁、义、礼就够了，而在道家看来，更应当强调道与德。虽然仁与义中也有诚的因素，但道与德所突出的正是行为与情感中诚的方面。你心里怎么想，你就怎么做，这就是诚，这就是自然，这就是道德。

 

老子的这种思想，在庄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在庄子看来，人自身之存在与发展，就是人最高之目的。如果离开这一最高目的而片面追求功名利禄，都只能是对人的无情的损伤和遭践。庄子有言曰：“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然其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庄子·骈拇》）天下自小人以至君子，都只对自己之生命作工具性对待，都对自身之生命做了无情的遭践，都使自身成为某种外在于自己的东西的奴隶。君子、小人、伯夷、盗跖，在世人眼里，有天壤之别，而在庄子眼里，他们并不存在差异之分。“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庄子·骈拇》）不管是死于名，还是死于利，都是“残生伤性”；不管是殉利，还是殉名，还是殉家，以至殉天下，都是“伤性以身为殉”。在“残生伤性”、“以身为殉”方面，上述人等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君子之行亦是小人之行，俗之所谓君子，实际上亦不过是小人。

康德认为，世界上之一切，都不过是工具或手段；只有人，方才是唯一之目的。“人，实则一切有理性者，所以存在，是由于自身是个目的，并不是只供这个或那个意志任意利用的工具。”[1]只有人才是目的，这种思想，庄子早已有之。在庄子看来，个人生存之意义与目的，显然不在于任何外在于人的东西。个人并不是被随意驱使的工具，不仅不是他人随意驱使的工具，甚至亦不是自己情欲或意志的工具。个体生命本身即具有圆满自足性。个人之存在不是为了他人之存在，也不是为了某一集体或社会的存在，更不是为了生前的利益或死后的名声。个体本身即具有独立之价值与意义，存在本身即是存在之最高价值。人自身之存在与发展，就是人之最高目的，就是人生之终极意义。

 

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所载：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愿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卿相之位是多少人所梦寐以求的。孔子周游列国，不过是为了寻求施展自己治国方略的地位和权势。而庄子对如此尊位却不屑一顾，将做官为相比之为郊祭之牺牛。他宁肯做游戏于污渎之中的小猪，而不愿做郊祭之牺牛。原因正在于污渎之中的小猪，无忧无虑，逍遥自在，而郊祭之牺牛，却没有半点自由。宁愿生于贫贱而逍遥自在，不肯贵为卿相而为物所累，这就是庄子的性情，这就是庄子的人生追求。

尧让天下于其师许由，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逍遥游》）鹪鹩之于深林，所求不过一枝；偃鼠之于大河，腹满即是其极。许由不求于名，不逐于利，于天下无所用，反而受其所羁，故而不受。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让王》）善卷春耕种而秋收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这不仅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人生境界。在这里，“心意自得”是最为重要的。他又怎么肯舍弃这种自得而为天下事费心劳神呢？这些人之所为，正是庄子的心理追求。

 

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常感叹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多少人官场失意而遁于道、释，可又有几人真正领悟到庄子的心迹？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独立的人格。上下几千年，又有几人不为地位、权势、名利所动，而只醉心于艺术与科学？此乃艺术与科学的不幸，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与归宿似乎只有一条，就是投身政治，就是逐于仕途。“学而优则仕”，不仕又何优？社会如是看，知识分子本身亦如是看。所谓怀才不遇，所谓生不逢时，不过是仕途不顺、官场失意的代名词。相比而言，庄子的这种人生追求就显得非常难得了。

在庄子看来，人类的烦恼与不幸并不是自然界造成的，而完全是人类自己铸就的。实际上，庄子把个性的自由与逍遥看得比其他任何一切都更为重要。庄子宁愿贫贱而不肯贵为卿相，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所以，庄子所倡导、所追求的人格，决不是纯粹的无为，也不是无所好恶、无所追求的自然。自然无为是针对于名利而言的，自然其实并不自然，无为本身即是有为。这种有为，就是不为物欲、名利所动，就是精神的自由、自在与洒脱，就是心性的宁静与淡泊。

席勒认为，“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2]在文明社会，物对于人的统治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没有个性，没有思想，终日为功名利禄所困扰而不得解脱。人创造了物，本该是要物为人服务，现在人却要为物而奔忙。物与人的关系被颠倒了。并且人自己也成为上足了发条的钟表，只是身不由己地、无休止地、没有思想地做着机械运动。物，不仅成为统治人的东西，并且人本身也成了物件，成了机器和碎片。庄子高举逍遥游的旗帜，其根本意义就在于对抗物对于人的统治。所以庄子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正是人的最高境界。这种人生境界的到达，标志着人格真正意义上的圆满与完善。

 

3、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反思

 

儒家强调人的责任意识，强调人的积极进取，这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基本方面。但是儒家对于人的独立性、自主性重视不够。道家强调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强调人首先应当是人，不是任何他人，甚至也不是自身物欲观念的奴隶。但道家对人的社会责任则重视不够。可以看出，儒家之所长，正是道家之所短；道家之所长，正是儒家之所短。正是在这一点上，儒道两家可以相得益彰，可以互补。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具体问题。没有普遍、没有一般、没有抽象，只有具体。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与八十年前胡适、鲁迅所遇到的问题不同。五四运动期间，胡适、鲁迅、陈序经等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基本的否定态度。当时的问题是世界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能解救中国。中国要富强，必须向西方学习。胡适、陈序经提出“全盘西化”，是有感于当时保守势力的顽固与强大而发的，所体现的是一种忧愤的情怀。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只有彻底放弃自己的狂妄自大与顽固不化，才有可能真正向西方学习。所以，提倡“全盘西化”的人并不比其他任何人不爱国，他们无疑比文化保守主义者更爱国。

时代改变了，我们现在的问题不同于五四时代的问题。如果现在再有人提出“全盘西化”，那肯定是反动的。我们现在的普遍问题是责任心不强、缺乏诚信、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对他人甚至是亲人应有的敬重、爱护与关心、人与人之间缺乏温情、急功近利。

我们应当提倡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父母与子女之间，人格是平等的，但地位是不平等的，子女孝敬父母应当是天经地义的。以自我为中心，年轻父母对于子女的过分腻爱，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关系到国民基本素质的重大问题。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爱的人，是一个缺乏爱心的人；一个缺乏爱心的人，是一个心灵不健全的人；一个心灵不健全的人比生理不健全的人更容易造成社会问题。生理不健全的人，最多只是需要得到社会救助；心理不健全的人，则必将直接对社会造成危害。

我们应当积极提倡人的责任感，提高人的事业心，提倡每个人都应当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应当提倡人的独立自主性，强调人的精神的自由、自主与独立。

对于这一切，我们都能从中国传统文化那里找到有益的资源。

然而，我们并不是要复兴传统文化。复兴传统文化既不可能，亦无必要。每种文化的生存发展均有其自身的环境、条件。作为制度化的儒家早就已经解体，作为观念性的儒家文化，既遭受过强烈的冲击，又暴露出很多不合时宜的因素。复兴传统文化是以对传统做全面肯定为前提的，而这一前提实际上并不成立。复兴传统文化是一种狭隘、偏执的思想心理。同时，我们也反对一种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未来时代将是中华文化全面走向世界的时代，中华传统文化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的认同，21世纪将是中华文化的世纪。我们看不到这种理论的立论基础。从理性上来讲，我们不能接受这种理论；从感情上来讲，我们反对这样一种理论。就理性而言，我们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是可能，如果真的成为现实，那么，这也许不是幸运，而是不幸，甚至是一场灾难。

我们应当具有一种开放、开阔的胸怀。应当具有全球的眼光，应当将中国传统文化放在全球背景下，对其进行审视和考察。儒家所倡导的责任意识、道家所倡导的精神自由，与西方文明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并不是不可相容的，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

一个现代人，应当以自由、平等、公正、责任、真诚作为自己的基本信念，作为自己生命、生活的基本价值标准。一个心灵健全的人才是一个真正健康的人，一个真正健康的人才是一个快乐的人。快乐地面对人生，你才能享受到人生的乐趣。

 

 

 

 

注：本文系在华东交通大学所作的讲演，首次公开发表于《深圳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探本[M].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2] 席勒.美育书简[M].90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The modern self-examination for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humanism

 

Luo An-xian

 

Abstract: Emphasizing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of the individual to the society, this is the root of Confucianism humanism. But Confucianism underestimate the person’s independence and with the initiative in one’s own hands .The Taoist emphasizes the person's independence, and emphasize the person should first is a person, but underestimat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to the society. Chinese culture construction should absorb the beneficial nourishm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however, we do not want to renew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 modern people, should with freedom, equal, fair, duty, sincerity regard as own basic norm.

 

Key words:  Confucianism  Taoist  duty  freed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