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走进孔子（中英文）》2024年第3期。

作者：宋志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两军对战的视域中，荀子被捧到九天之上，让他坐上“唯物主义”的宝座；孟子则被贬到九天之下，冠以“唯心主义”的恶赐。荀、孟被组成“对子”，让其永远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非得拼个你死我活。在讲究“两个结合”的新语境中，这种孟荀对立论该退场了，笔者主张代之以孟荀兼容说。无论孟子还是荀子，他们其实都是先秦儒家营垒中的大师，都对儒家思想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孟子接着孔子的仁学讲，把孔子的初步想法变为系统的理论，着重阐发内圣学；荀子则接着孔子的礼学讲，在孟子内圣学的基础上阐发外王学，把孟子的理论变成一种可行的做法，终于找到一条把儒学落到实处的路径。

孔子的人道学有两个基本点，其中“礼”是对前人的继承，而“仁”是他自己的创造。可惜老天未“假以时日”，使他来不及把“仁”和“礼”都讲透彻，这就为后儒留下了发挥的空间。孟子把仁学讲到位，使之从儒家的伦理规范进一步升华为哲学理论，这就是“性善论”。其实，在孔子那里已有“性善论”的萌芽。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从“性近”到“性善”，其实只有一字之差。而孟子终于把这个萌芽变成大树，找到了“仁”的前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究竟该怎样理解孟子所说的“善”呢？有人把“善”解释成“美”或“好”，这固然不能算错，但这只是同义反复而已，等于什么都没说。

笔者认为，孟子所说的“善”就是合群体性或合社会性：凡是维护群体利益的行为，皆属于善；凡是违背群体利益的行为，皆属于恶。在“利群”这一点上，孟子同孔子大体一致，但孟子讲出了人为什么必须恪守仁的道理，而孔子没有做到这一点。孟子坚信，人有善的本质，且人天生具有向善的能力，正如水往下流一样，他将之称为“良能”。而人又天生具有道德意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本质规定，而“良能”“良知”则是第二个环节，“四端”是第三个环节，儒家道德规范是第四个环节。孟子的最终结论是：“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如果说儒家的伦理体系好比一棵大树，那么性善就是树干。倘若没有这个树干，其他一概无从谈起。

古代先哲没有能力解决人何以为善这道难题，大多数民族都到人性之外寻找答案，走外在超越的路。例如：基督教主张原罪说，否定人生价值，到上帝那里寻找善的根源；佛教则秉持“人生是苦”说，也否定人生价值，到彼岸寻找善的根源。而孟子肯定人性善，肯定人生价值，只在人性之中寻找答案，开辟出一条内在超越的路。孟子有时把人性善归结为天性善，他说：“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孟子·告子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但孟子其实只是把天视为人性善的担保者，并不承认天是人类命运的主宰者。可以说，孟氏儒学始终保持着哲学的微笑。

孟子所说的人性善，其实是一种理想主义预设，其本意是人应该善。孟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就是至善的圣人。至于凡人，其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既有君子，也有小人：不能一概而论。“性善论”只适用于君子，不适用于小人。但孟子辩称，即便凡人有恶的一面，也不能推翻“性善论”，比如：牛山原本郁郁葱葱，可是现在竟变得光秃秃的，难道这符合山的本性吗？滥砍盗伐、牛羊啃噬才是病根所在，与山的本性毫无关系。同样道理，小人流于恶，乃欲望泛滥所致，与性善毫无关系。性善仅是圣人“应该如此”的价值判断，同凡人事实上是善抑或恶，毫不相关。（参见《孟子·告子上》）

孟子深化了儒家的仁学，却忽视了儒家的礼学。他把侧重点主要放在仁学上，很少论及礼学。孟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却缺少操作性。孟子率领车队游走于各诸侯之间，到处“兜售”仁学理论，却遇不到“买家”。孟子夸张地说，只要掌握了仁义，民众凭借手中的木棒就可以击退敌人的坚甲利兵。孟子只鼓励人们主动向善，却忽视了如何使人被动不为恶的问题。诸侯们虽然对孟子表示敬重，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却不打算采纳他的学说，也不准备起用他。孟子终生只混个“客卿”的位分，也就是个空名，从未获得正式的官位。司马迁对孟子的评价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意思是：虽然孟子说得很漂亮，但其思想主张难以实行。

荀子正是抓住孟子谈礼学不够充分这一点，才把孟学从系统理论变成实际做法。荀子不再像孟子那样沉湎于理想主义，而是试图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考察人性。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笼统地说人性善，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现实中的人性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针对恶的一面，必须设置礼义对其加以防范，使人被动地不为恶。荀子同孟子一样，也承认人是一种群体性的社会存在。论力气，人显然没有牛大，却能驯服牛；论速度，人没有马跑得快，却能驾驭马。这是什么缘故呢？奥秘就在于人可以凭借群体的力量征服牛、马。而人为什么能结成群体？这就在于人懂得礼义。有了礼义制度，就可以“名分使群”，就可以分工协作。人和其他动物不同，乃是文化存在物。既然人是文化存在物，就必须设置相应的礼义制度。荀子同意孟子的说法，认为人结成群体必须以“善”为前提。一群骨子里“性恶”的人，怎么可能抱成一团呢？从荀子“人能群”的论断中，我们不难发现，荀子是有条件地认同“性善论”，并不是孟子的反对者。

荀子没有推翻孟学，而是推进了孟学，把孟子没有讲透的道理讲透了。荀子指出，凡人免不了有恶的取向，如果放任开来，后果不堪设想，例如：凡人见到好吃的东西，会抢着吃；见到重体力活，会绕开走。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荀子·荣辱》）和“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荀子·性恶》）。但正是因为设置了礼义制度，才没有这些情况发生，由此可见：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荀子·性恶》）

荀子和孟子一样，都以是否维护“合群体”为善的尺度。恶和善相对而言，恶必须以善为前提，善却不必以恶为前提。荀子的善恶观，肯定制定礼义规则的圣人是至善的，主张克治恶的取向，使群体利益得到维护。在教条主义者擅权的时代，不知何人发明了“性恶论”一词，硬扣在荀子头上，使其思想面貌被严重歪曲。笔者在《荀子是性恶论者吗？》［《走进孔子（中英文）》 2022年第4期］一文中，驳斥了这种“左”的论调。孟子强调圣人至善，但他并不否认凡人中的君子、小人之别，孟子同荀子并没有原则分歧。只不过孟子出于理想主义，荀子出于现实主义，二者并非势不两立。他们的共同立场都是维护社会群体，殊途而同归。笔者认为，孟荀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兼容关系。孟子出于“性善论”，只有“软”的一手，显然难以操作实行。荀子出于“人性有恶论”，却有“软”“硬”两手，主张“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大略》），荀子的政治设计比孟子更有可行性。

出于政治儒学的考量，汉代经学家根据时代需要，把孟、荀综合起来，创立了“性三品”说。董仲舒认为，不能笼统地说人性善或人性恶，要因人而论。有的人属于“圣人之性”，可以自觉践行善，自然无需治理。从董仲舒对圣人之性的预设中，我们可以看出孟子“性善论”对他的影响。而有的人属于“斗筲之性”，业已定型，深陷于恶，不能自拔，也无需改造，直接消灭就行了。从这种预设中，我们可以看到荀子“人性有恶论”对董仲舒的影响。当然，大多数人属于“中民之性”，经过教化可以向善，缺少教化也可能流于恶，这些人才是被统治的对象。针对“中民之性”，执政者必须采取教化与惩罚并重的两手政策。由此，经学家的政治哲学变成了为执政者所推崇的官方哲学。刘氏王朝也因之延续数百年，避免了二世而亡的历史覆辙。

出于人生哲学的考量，宋代理学家把孟、荀对立起来。为了回应佛教的彼岸说，他们必须搭建儒家“极好至善”的精神世界。因此，他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孟子的“性善论”，并排斥荀子的“人性有恶论”。宋代理学家极力抬高孟子，将其书列为“四书”之一；将其人尊称为“亚圣”，仅次于孔子。然而，他们对荀子大加贬抑，将其赶出从祀的孔庙，并抹去其“七十三贤”的头衔。在朱熹眼中，荀子“全是申韩”，“大本已失”，“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参见《朱子语类》卷一三七《战国汉唐诸子》）鉴古知今，我们不能重蹈宋代理学家的覆辙，必须重新审视孟、荀之间的兼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