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传统文化经典进课堂”

彭永捷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孔子研究院

一

诵读千古流传的文化经典，是一国国民获得其文化教养的基本方式。对于个人来说，首先接触和了解他所来自的文化传统的基本经典，从而了解那个从文化上说明他是从何处来的文化传统，应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要求，应是每个人自觉的文化需要。在中国大陆的学校中，一些教师和教育行政部门试图通过设置一些“文化教育”、“素质教育”来填充这一内容。在台湾地区，这些内容被纳入到“通识教育”的范畴。在韩国和日本，则有“教养课”――我们一般对译成“基础课”。顾名思义，“文化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变得有“文化”，“素质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变得有“素质”，“通识课”的目的是让学生获得“通识”，“教养课”的目的是让学生获得“教养”。从相反的方面说，如果缺少了文化教育，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便“没文化”；缺少了素质教育，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便“没素质”；缺少了通识教育，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便是“没通识”；缺少了教养教育，那么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便是“没教养”。一个人，即使他或她已经读到了博士，甚至成为博士生导师，或者成为极有成就的成功人士，可是如果没有经过学校教育或自我教育获得文化、素质、通识、教养，仍不能说是一个具有很高文化教养的人。

上学期末要填写本学期开设“中国哲学智慧”选修课的课程资料，由于此前我也参与了探讨“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的问题，便不觉得有把中国传统思想伪装成“哲学”――作为人类思想的类型之一的哲学――从而突出这门课作为哲学教育的必要，而是把重点放在了“文化素质”方面。这门课本来也就属于学校的“21世纪素质教育系列”中的“文化素质课系列”。在教师寄语一栏中，我写的是“了解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做有文化教养的新一代国民”。有些学生感到这句话太刺激了，感到难以接受。学生的想法不难理解：我们都是大学生了，难道仍是没有“文化教养”吗？何况“没教养”一词在俗语中还有骂人的意思。其实这句话在这里丝毫没有骂人的意思，而是在陈述事实和表达期望。回顾和反思一下，由于同传统文化的彻底决裂，由于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和无情革命，我们已经有几代人没有系统接受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教育了，我们已经沦为一个没有文化教养的民族！我不得不告诉我的学生，即使是作为承担“文化素质课”的教师，我也不敢以具有“文化教养”的人自任。由于过去教育体制给我们这代人造成的缺陷，在接受教育的年代，我同样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同样是依据自己听来的一点时髦词句，对并不了解的传统文化“理由十足”地轻视和批判。据我所知，这还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中国哲学研究领域中不少的中青年学者，都是从人云亦云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随着理智的成熟、文化心态的健全，走到研究乃至热爱传统文化这条路上的。虽然这门课已经讲授过几遍了，但每次讲授，都是和学生一起来提升自己的文化教养的过程。

二

暑假期间，我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研究基地组织了一次专家论证会，论证的内容讨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进课堂。论证会的缘起，是受教育部的委托，落实李长春和陈至立两位领导人的相关批示。参与讨论的学者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潜涛教授、葛晨虹教授、肖群中教授、李茂森副教授和我，清华大学的程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瑛研究员和陈明副研究员，还有来自中央教科所的学者。据说在京外也组织了另一个小组讨论。

李长春同志的批示指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思想道德建设的宝库，应予发掘，至于哪些内容，如何使用，可组织专家论证。”陈至立同志的批示是：“要组织专家对发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传统美德，加强青少年教育问题进行研讨，提出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意见。”

在论证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这两个批示非常重要，非常值得重视。大家认为，首先没有再纠缠传统文化要不要进课堂的问题，而是很明确地讨论“哪些内容”和“如何使用”，反映了领导层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上的进展。其次，组织专家论证会，也体现了既积极又审慎的态度。专家们一致赞成传统文化进课堂，而且认为传统文化进课堂，意义不仅在于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传统文化教育对青少年的影响，包括在母语修养、文化传承、人格教育、伦理道德、创造性等方面的积极影响是广泛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陈瑛老师的发言，他以美国人对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视为例，认为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一切传统文化经典都可以进课堂。

两位领导人的批示和组织专家论证会，体现了当代文化建设方面一种好的发展趋势。中国人日益突破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片面认识和不成熟、不健全的心态，重视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重视开发传统文化资源。我个人觉得，在近几年的传统文化参与当代文化建设的问题上，呈现出一种两头快中间慢的发展趋势。至少从十六大以来提出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以来，国家领导层一直把中国传统文化参与当代文化建设置于重要地位。民间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也非常重视，经典诵读工程在民间发展得如火如荼，据从事经典诵读推广的专家介绍，全国至少有500万个家庭――每个诵读经典的孩子往往也会影响到他的家人――参与接受经典诵读教育。政府对传统文化进课堂的重视，可以看作是民间经典诵读活动蓬勃发展的结果。民间经典活动，接受了实践检验，它的积极效果逐渐被显现出来，有利于政府将传统文化教育，尤其是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制。

开展传统文化经典诵读活动，不仅在大陆地区发展很快，在海外也有长足发展。今年7月，我利用赴马来西亚开会之机，围绕“儒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和发展”这个主题，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作了为期一周的学术调查。期间也拜会了马来西亚孔学会、马来西亚德教会、马来西亚文德基金会、麻六甲孔教会等民间团体。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华人宗教团体，对开展经典诵读活动的兴趣，渐渐超过了传教的兴趣。一些接受采访的宗教人士表示，经典诵读有许多好处，它可以突破宗教之间的界线，跨越宗教间的紧张和隔阂，各种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通过经典诵读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不信教的华人子女以及他们的家庭接触和了解传统文化经典。阅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不仅可以起到华人语言文字教育的作用，而且对传承华人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对治价值混乱、伦理失范所造成的严重社会恶果，有明显的积极作用。他们的经验，是可以和大陆经典教育推广中得来的经验相互验证的。

三

传统文化经典教育或传统文化教育能否讲得了课堂？面临的状况，既令人心喜，又令人担忧。令人心喜的情况，在前面已经提到了。社会、教育机构、学者、政府诸方面如果都能积极推动，有理由相信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会在将来纳入到教育体制内部。当下的学校教育，主要是两大块，一是知识的教育，另一块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这样一种教育结构，实在是太单面化了，有着严重的缺陷。教育是关系到一代又一代人的事，当下这种情况不改变，就会继续复制如我们自己一样缺乏传统文化系统教育的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一代人。对此，越来越多的人会获得共识。令人担忧的是，文化领域内一些问题的存在，妨碍着传统文化经典进入课堂。对此，我们也有必要给予探讨。

首先是整个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片面态度，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片面态度，还未能从根本上改观。民主、自由、科学，以及其他一些词句、口号，都成了轻易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合适借口。现实中一切不足和缺陷，一切不敢正视的文化矛盾，都要找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当替罪羊。时至今日，仍有众多冥顽不化的鄙陋之徒，肆无忌惮地以“孔老二”称呼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人，仍以“阴魂不散”来看待虽百折而不能毁灭之的儒家文化。不惟普通民众，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始终是以一种浅薄狭隘的文化观作主宰，左右着中国文化的进程。近一百年来，世界上从未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群体，像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这样，对本国固有文化采取一种极端片面的全面否定态度，从未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群体，像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这样来摧残自己的传统文化。当台独党在文化上大搞“去中国化”而引起我们警惕之时，难道我们就没有必要自觉反思我们自己曾经以及正在犯下的“去中国化”错误吗？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身上那种根深蒂固的浅薄鄙陋的文化观，形成一个尊重传统、弘扬传统、发展传统的新型的学术风气和时代风尚，是最重要的工作。

其次，对意识形态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不当理解，抑制了传播和发展传统文化所需要的社会资源。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当代文化的活水源头，是中国人的文化之根。意识形态文化有其作用的范围与限度，既不应当用意识形态文化取代一切传统文化，也不应当把意识形态文化凌驾在其它文化之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是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和建设意识形态文化的根本目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是主，意识形态文化是客，主客关系不容颠倒。中国自己的固有文化是主，外来文化是客，这个主客关系也不容颠倒。意识形态文化是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是属于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是共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由于我们长期不能正确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把我们自己的固有文化长期置于被驱逐的地位，在我们的教育体制内传统文化教育竟长期处于要么缺失要么不合法的地位。在高等院校，一门又一门的政治课，令学生不堪重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不知浪费了一代又一代人多少宝贵的大好时光，然而在大、中、小学，中国传统文化却没有一门是规定的必修课程。在哲学研究领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国一共设有7个教育部研究基地和西方哲学设有2个研究基地相对照的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地，全国只设有1个。意识形态文化，在全国有那么多的党校和干校，所拥有的资源不可胜数，可依然要排挤国民教育体系内一般人文学术和中国传统文化应有的各种资源。这种情况，应该发生在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吗？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应有的教育制度吗？

再次，与多元性相对的一元性的传统文化教育，可能会妨碍传统文化进课堂，也可能在进课堂后产生不良后果。在大陆兴起的传统文化经典诵读活动，多是受台湾学者王财贵博士的影响。王财贵博士的经典诵读理念，我认为应当给予积极的评价。据说他本人是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的弟子，不过在经典诵读推广方面，他表现出的是一个教育家的风范，而不是一个儒教传教士。受他的经典诵读理念影响的中国大陆的经典教育，读的内容包括“三、百、千”等启蒙读物，包括《周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也包括《老子》《庄子》《墨子》《吕氏春秋》等道家、墨家和杂家经典。不仅包括中国文化经典，还有英文经典。当然，我并不否定儒教传教士的作用，相反，我一直盼望中国社会能有许多儒教传教士，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儒教组织，自然前提是国家给予儒教以合法地位。但对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对于传承中国文化而言，这种不受宗教藩离限制的经典教育要更加全面，更加值得提倡。对于另外一些提倡读“儒经”的读经活动，致力于传播儒家文化，这对于当代文化建设，也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我个人认为，只读儒经的读经活动，应在民间范围内发挥作用，不宜进入学校教育范围。学校教育应与宗教教育相区别，如果把宗教教育纳入学校教育，那么就应当考虑公平性的问题，否则必然招致许多批评，就像当前已发生的情况那样。新加坡当年推行的宗教价值教育，是把儒家文化和信众较多的其它宗教，一并纳入教育体制，平等地供信众选择，而并非只把儒家文化纳入教育体制。在当前情况下，力图使读儒经的读经活动纳入教育体制的努力，有可能妨碍传统文化或传统文化经典进课堂。此外，如果传统文化教育能够顺利进入课堂的话，又希望教育部不要去指定或编纂某种天下一统的教材，不惟传统文化课如此，希望别的课程也是一样。试想，同一时代受教育的人，接受的是完全一样的教育内容，形成的是一样的知识结构，对某个问题的见解，获得的是同样的解答，头脑中形成的是同样的教条，这对于中国的未来来说，是一件那么可怕的事情。总之，在推动传统文化进入课堂的过程中，要有多元文化的视野，应有中国文化的大局观，突破儒家一元文化的局限。在传统文化进入课堂后，要尽量防止教育模式和教育内容的单面性，保持多元、开放的格局。

四

中国传统文化进课堂，除了在学校教育范围内，承传民族文化和加强伦理道德教育之外，还引出了许多与此相关的重要文化课题。

首先是伦理道德教育问题。美国人有个说法，宗教是公民的孵化器，意指通过宗教教育，美国公民获得系统的人生价值观念。与美国人的经验相类似，传统中国人的成人之教，是通过儒家文化的教化来完成的。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无非是“须臾不可离”的生活常道。孔子曾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就是申明这个道理。宋代理学家在分别儒家与佛、老的区别时，认为“吾儒实，彼教虚”，称儒学为“实学”，也是指儒学的道理关乎人伦日用。然而就是这生活常道，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人伦日用，又是每个人都难以处理好的，需要认真地对待。由于历史上体制化存在的儒家与皇权政治结合在一起，随着皇权政治的崩溃，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被连根拔起。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是通过按照“支部建在连上”――各个单位都存在的党组织来实施的，所以依然有效。在今天，放眼整个社会，承担我们这个时代公众道德教育的承担者，究竟又是什么？本来，在一个宗教传统强劲、宗教自由政策充分的国家，国民道德教化的问题主要是由宗教团体来完成的。在中国当前的形势下，学校内的道德教育，就担负了日益重要的道德教育功能，而中国传统文化进课堂，便不容推辞地要发挥更多道德教育的功能。如何在学校开展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经历了10个年头的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的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树立了好的示范。总之，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我们必须意识到学校教育所承担的各种功能。

其次是培育民间社会的问题。学校教育虽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但它又不能涵盖整个社会。学校以外的社会公众又由谁来执行道德教育的工作？是靠政府机构，还是考虑培养发育一个自身肌能健全、具有较高自组织、自调整、自完善能力的民间社会？社区文化建设的主体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不仅对伦理道德建设具有意义，对于承传中国传统文化有意义，对其它方面也有借鉴意义。例如，在雅典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取得了优异成绩，这是我国成功实施金牌战略的成就。奥运会赛场上运动员取得的优异成绩，既引来了国人的表扬，又引来了国人的批评。与蓬勃发展的竞技体育相比，大众体育、全民健身运动成绩不高，实效不大。当然，大众体育的问题不可能全由政府解决，民间社会的问题最终还必须交由民间社会自己的解决。然而问题在于，当下的社会资源分配体制下，我们为民间社会自我发挥作用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自由吗？体育领域有这样的问题，文化领域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允许公众自由结社、自由出版吗？民间社会的发育不良必然会导致公众对于政府行政力量抱有更多期待，而有限的政府能力又往往导致面对这些普遍性的问题时束手无策。政府能解决人的信仰问题吗？能解决人生的问题吗？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并不需要自己亲手解决每一个社会问题，其主要任务是为社会解决问题提供服务，提供支持。如何培育一个具有高度发达和完善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学习能力的民间社会，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再次是提升传统文化教育品质的问题。经典教育在民间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教育体制内部，但经典教育发展到今天，也开始遇到制约其发展的瓶颈――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教育体制中的长期缺场，经典教育造遇师资不足的问题。能否发挥高等院校在人文学术方面的力量，培训高水平的经典教育师资，为民间开展的经典教育提供智力支持，很可能是决定民间推行的经典教育今后能否顺利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同样的问题也会在学校教育中遇到。华中科技大学某位学者错误百出地讲解《道德经》而招致学术界批评，就反映出师资问题。与传统文化进课堂相呼应，培养从事这一领域的专业人员，特别是师范院校开设相关专业，培养专门人材，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五

2002年12月4日，前新党立委谢启大女士访问孔子研究院时，曾留下一个印象深刻的说法：中国传统文化既不幸又幸运。不幸在于她总是遭受劫难，幸运在于中华儿女总是能够千方百计地保存她――当大陆在“革”传统文化的“命”时，台湾的中国人在努力保存她，当台独分子搞“去中国化”时，大陆又开始重新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因而总使得她能够薪火相传。的确，现在是中国大陆负起对于自己文化的责任的时候了。改革开放20来年取得的丰硕成果，使得我们前所未有地释放百余年来郁积在内心深处的“强国保种”的沉重压力，我们有可能获得前所未有的平和的文化心态，得以心存敬意地去承传和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

从1997年毕业工作以来，断断续续参与了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的部分工作，主要是参加学术研讨会和参与“大众道德丛书”的编写工作，总体上说仍是停留在学术研究的领域，并未参加具体的推广实践活动。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孔子研究院，近期孔子研究院又成立了推广部，并在今年适逢孔子诞辰2555周年和第20个教师节之机，举办了以“尊吾师道，传吾文化”为主题的“孔子文化月”活动，尝试面向在校大学生和社会公众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孔子文化月尚未结束，我就已经领会了普及推广工作与单纯学术研究的差别，也体验了普及推广工作的辛苦。由此，内心中对已经脚踏实地做了10年之久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推行工作的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的王殿卿教授以及他率领的学术团队充满了敬意。在此，仅以这篇漫谈小文，祝贺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建立10周年。（原载《东方道德研究》第8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