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明:张载与此岸性认定

作者:时间:2024-09-12

作者简介:

宋志明(1947- ),男,吉林省吉林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北京 100872)。

原发信息: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内容提要:

张载率先改变儒释道三教并用格局,告别宗教时代,推进中国哲学史进程,揭开宋明理学新篇章。他站在儒家立场上回应佛教,创立气本体论,证明此岸世界的唯一性和真实性,重申一元世界观,迈出了宋明理学思潮的第一步。他提出的太虚即气说和天人合一说有新意也有局限。由于气在价值上中立,限制张载的视野,难以对儒家伦理提供本体论担保,不得不让位于天理本体论。

张载(1020-1077)字子厚,陕西凤翔郿县(今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由于从学弟子多为关中人,故所创学派被称为关学。嘉祐二年进士及第,出任祈州司法参军,迁丹州云岩县令。入京后官至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等。他实际做官的时间不长,主要精力放在讲学授徒、著书立说方面。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潘拯、邵青、范育、刘公彦皆出于他的门下。他是程颢、程颐的表叔,曾在一起谈论过学问,有共识,也有分歧。他是北宋五子之一,参与宋明理学初创,与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齐名。他作为宋明理学思潮的开创者,已迈出这一思潮发展历程的第一步。弄清楚张载的贡献和局限,对于了解宋明理学的来龙去脉,显然是一项有学术价值的工作。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探讨,就教于方家学者。

一、独辟蹊径

成吉思汗属下的重臣、契丹学者耶律楚才把中国思想地图概括为三教并用,叫作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按照耶律楚才的概括,儒家仅在政治领域占据优势。无论哪个民族的人当上皇帝,都必须倚重儒家,采取儒家政治哲学,借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力求长治久安。道家和道教在养生领域占优势。中医大夫通常都有道家和道教背景,养生之道是道家和道教的强项。佛教在精神领域占优势。佛教否认此岸的真实性,强调彼岸的真实性,以彼岸为精神归宿,主张外在超越。也许耶律楚才是契丹学者的缘故,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尽管宋明理学已经问世,可惜他对此并不熟悉。他口中的“儒”,显然是指传统儒学,没有看到新式儒学与传统儒学之间的区别。宋明理学作为一种新式儒学,不仅限于治国,还兼有治身、治心的功能,已完成全方位拓展。

三教并用说用于概括唐代学术尚可,用于宋代学术显然不合适。在北宋年间,这种格局已经被宋明理学家解构了。宋明理学家不甘心偏安于政治哲学一隅,开始向养生领域、精神领域全面挺进,遂改变了三教并用的格局。政治哲学固然是传统儒家的强项,但也有缺陷。传统儒学一般单讲政治,不讲人生哲学,似乎只关心统治者的意向,专门为皇帝出谋划策,并不关心普通民众的精神需求。传统儒家口中的圣人,似乎是指“圣王”,不包括普通人。圣人即便没有爵位,也得想方设法给他弄个爵位。譬如,孔子是大家公认的圣人,可是没有一天得到过王位。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还是设立《孔子世家》一节,尊孔子为“素王”,即“有王之德,无王之位”的意思。在传统儒家口中,圣人即便不是“圣王”,也得是“圣官”,绝非普通人。这种单纯的政治哲学把人生哲学排除在外,能否起到“治国平天下”的作用,大打折扣。张载是第一个意识到传统儒学缺陷的儒者,并试图把传统儒学改造为人生哲学。他创立的儒家人生哲学既同儒家政治哲学兼容,同时也超越了传统儒家的政治哲学。他认为,治国之道的根本在于治人,而做人的根本在于八个字:“存,吾顺事,没,吾宁也。”[1]63人生在世,有两点最重要:一是“顺”,即顺应自然,不要勉为其难。他的这种观点显然吸收了道家的智慧,提倡一种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二是“事”,有所作为,有事业心,以事业为重。张载的这种观点是典型的儒者态度,他巧妙地把儒道两家的人生态度融会贯通了。谈人生不能不涉及人死,因为人死正是人生的限制,也是人生哲学中的一个重大话题。张载的前四个字,说的是人生哲学;后四个字,说的是人死哲学。他借鉴佛教的智慧,用一个“宁”字把儒佛两家融会贯通了。“宁”表示找到精神的归宿,这正是佛教的主张;“宁”表示心安理得、无怍无愧,这正是儒家的主张。关于死亡的话题,传统儒家讳莫如深,不愿谈及。孔子的弟子子路请教关于死亡的问题,孔子很不高兴,他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2]张载是第一位论及死亡的儒者,阐述了一个儒者应当有的人生观和“人死”观。他用儒家人生哲学补证儒家的政治哲学,使后者在政治上的优势更加稳固。

在如何治身的问题上,一直是传统儒家的弱项,而是道家和道教的强项。在北宋年间,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一位闯入者进入了这块地盘,那就是宋明理学。在养生领域,道家或道教已不再独霸天下,儒家也要分一杯羹。北宋年间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叫作“儒医”。一些落第的儒生不像以往那样,去做一个教书的私塾先生借以糊口,而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以行医为职业。他们依托的背景,不再是道家或道教,而是儒家。悬壶济世其实就是儒家“兼济天下”观念的体现。张载作为闯入者,对养生之道感兴趣,有过专门的研究。他从儒家的人生态度出发,对养生之道的体会是:“道所以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离也;与天地不相似,其违道也远矣。”[3]35这里的“肖”,是效仿的意思。他觉得顺应天地就是最好的养生之道,违背自然、背道而行将自食恶果、伤身害性。他把天地比作父母,子女回归父母身边,自然会收获安宁和喜悦,减少诸多烦恼。南山诗人翁森的诗句“绿满窗前草不除”,就是采取艺术的形式描写张载养生之道。张载所创立的新式儒学,足以发挥治身的作用,把道教和道家统统挤到后排。

在如何治心的问题上,也是传统儒家的弱项,而是佛教的强项。佛教基于对人生价值的否定,抱定外在超越路向。佛教认为,人生就是诸多苦难的因缘集合。人生最初遇到的苦是生、老、病、死等四苦;四苦之外又加上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取蕴等衍成八苦;极而言之,苦有上百种之多,真是“茫茫苦海,回头是岸。”那么彼岸在哪里?彼岸是佛的世界。与彼岸相对的此岸,就是人所生活的世界,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人自己不能脱离此岸,必须仰仗佛祖的点拨开示。这就是佛教的外在超越说。佛教所说的“超越”,不属于事实判断,而属于价值判断,同“价值实现”是一个意思。佛教外在超越的路向以二元世界观为基础。针对佛教的外在超越路向,张载在本体论层同佛教展开对话,试图夺回话语权,达到“以儒治心”目的,不再“以佛治心”。他作为这一领域的闯入者,也在治心上做文章,把儒家所说之“心”当作安身立命之道,主张“立心”“大其心”,建立起儒家的信仰世界。

站在儒家立场上,张载不再像佛教那样低吟“人生是苦”的悲调,开始高唱人的赞歌。承续儒家性善论传统,张载只相信此岸的真实性,不相信彼岸的真实性。他提出的四句教不啻是一篇宋明理学家的宣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这里,“天地”是此岸世界的别称,表示世界的总体性。“立心”就是找到一个关乎世界总体的本体论观念,作为哲学思考的理论基础。他觉得哲学家的责任就是提出一个本体论理念,来理解和把握天人总体。第一句讲的是天学,第二句讲的就是人学。“立命”就是使人的行为有所遵循,体现人格价值。第三句表明他的学术立场。“往圣”指的就是由孔、孟、荀确立的儒家学脉。为什么要“继绝学”呢?因为儒家在学术上遇到的两个劲敌,一个是佛教,另一个就是道家和道教。张载以弘扬儒学为职志,力求找到新的讲法。要达到“继绝学”的目的,就必须同佛道两教竞争,讲出儒家的本体论和世界观。“继绝学”就是开发传统资源,复归一元世界观,否定佛教二元世界观的思路。最后一句表达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情怀,为人类的未来着想。“太平”就是和谐,他希望自己创立的学说能为人类创造和谐社会提供理论依据。“开太平”就是对未来有所期许,确立价值取向,寻求儒家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他认为本体不是佛教所说的真如或佛性,就是先儒曾经说过的气。打个比方说,气好像水,液体的水可以凝成固体的冰,但并不能改变一氧化二氢的性质;气好像树干贯穿整个大树一样。倘若离开树干,大树还称得上大树吗?同样道理,倘若离开气,世界还称得上世界吗?“天地”是张载独创的关于世界总体的观念,肯定了世界的真实性,认定天地就是人最终的精神归宿。这种儒家式精神追求影响很大,甚至变成民间的一种风俗。从北宋开始,婚礼形成三拜风俗,第一是拜天地,第二是拜高堂,第三是夫妻对拜。在三拜里,天地被摆在第一位,这说明中国人最高崇拜对象,从来不是虚幻的彼岸,而是真实的此岸。

张载确实独辟蹊径,找到了一条新式儒家的理路,改变了三教并立的格局。他赋予儒学新的功能,使之兼治国、治身、治心于一身,使儒家再次成为意识形态中的主角。宋明理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使他的宏愿变为事实。自从宋明理学问世后,佛教、道家和道教都被挤到后排,不再享有治心、治身的荣耀。

张载开创的宋明理学是针对佛教讲的,以推翻佛教关于彼岸真实、此岸虚假的判断为宗旨,试图把被佛教颠倒的世界观再颠倒过来。只有解构佛教虚无主义世界观和出世主义人生观,才能为新式儒学的发展开辟道路,才能重新树立儒家一元的哲学世界观。在这方面,张载有首创之功。他的世界观同佛教正好相反,坚信此岸世界的真实性,指斥彼岸世界的虚幻性,重申儒家正视现实的哲学立场,摒弃了虚无主义和出世主义。他认为真实的世界只有一个,那就是以气本体为基础的此岸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人天总体。张载作为气本体论学说创立者,以气为人天总体哲学基础。儒学讲究独善其身,也讲究兼济天下。张载的志向是“为万世开太平”,所表达的正是兼济天下。可惜他的学说在宋明时期没有成为主流,被淹没在独善其身的话语之中。

二、太虚即气

在张载之前,讲气学的论著很多,如淮南王的门客编纂的《淮南鸿烈》、如王充的《论衡》、柳宗元的《天对》、刘禹锡的《天论》等等。这些论著都是从质料角度讲气,并没有从本体论角度讲气。张载是讲气本体论的第一人。据《宋史·张子本传》记载,张载“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形成了气本体论学说。他接受玄学家的理论思维教训,不在道家资源寻找本体论观念,就在儒家的资源中寻找。他找来的本体论观念就是气。他对气做了本体论诠释,表现出理学家特有的风度。

张载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是,气弥漫在空间,担保着人天总体的真实性。宇宙间都是气的存在,没有绝对的虚无状态。张载把道教中的太虚观念引入儒学,对它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理论含义。用现在的话说,太虚就是空间的意思。太虚与气在张载那里是等值的。“太虚即气”中的“即”,就是“等同”的意思,意思是说,广大无垠的宇宙即便处在虚空状态,时刻也不离开气。张载有时又从“至静无感”“清通不可象”的意义上,把“太虚”称为“太和”。气处在本然状态,同太虚不能分离,“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散而为太虚”[4]7。气足以证明万物的真实性,足以推翻任何虚无主义观念,足以消解虚幻的彼岸观念。在广袤的太虚中,万物或聚或散都是气的表现形态:气聚而为万物,气散而为太虚。他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4]7具体存在物都是由太虚之气转化而来,有生有灭,都是暂时的存在状态,故称为“客形”;而太虚之气则无生无灭,处在永恒的存在状态,故称“本体”。气和万物的关系,犹如水和冰的关系一般。水在寒冷的环境中,结成各种各样的固体的冰;在温暖的环境里,冰融化成液态的水。水和冰有共同的本体。同样道理,气和万物也有共同的本体,那就是气。他强调气的绝对性、本体性、无限性和永恒性,消解了佛道二教的二元世界观,又回到了一元的哲学世界观。

张载反对佛道二教把有无关系割裂开来,强调有无皆统一于气。他指出,一切有形可见的东西,都可以叫作有,都以气为本体;而无形的“虚”(气散的状态)、“性”(天性、乾坤、阴阳)、“命”(规律、必然性)、“神”(变化的功能)等,都是气的本然状态。有无只是气的聚散、隐显两种存在状态。故儒家只接受“幽”“明”之辨,不接受“有”“无”之辨。万物可以区分为“潜在”和“显在”两种状态,前者为“幽”,后者为“明”。“幽”虽不可见,绝不等于“无”或“空”,实际还是“有”。他坚决否认佛道二教的虚无主义观点,重申儒家注重现实的立场。

玄学所造成的体用两橛问题,在张载的气学中也得以解决。他用气把二者统一起来。他分析说,如果按照“以无为本”的说法,在“有”之前曾有所谓“无”,仿佛世界本来不存在,而由“无”产生出来。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无”看成是无限的存在,而把“有”看成是有限的存在,导致体用关系的割裂。他指出,佛教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只知“体虚空为性”,而不知“本天道为用”,结果导致“以山河大地为见病”[4]8的谬见,竟把万物说成是真如本体显现出来的幻相。玄学和佛教武断地割裂体用关系,不懂得气乃是把有无、虚实统一起来的本体。张载否定出世主义立场,又回到儒家的入世主义立场。

依据气本体论,张载主张合内外之道。他指出,佛道二教从直观感觉出发,把“客感客形”与“无感无形”对立起来,把“有感”之内与“无感”之外当成了判断有无的依据,其实不懂得“气无内外,假有形而言尔”[5]21的道理。气本身无内外可言,为人所感知的有形之物,乃是气的暂时状态;人所产生的感觉,也只是“客感”而已。张载由此得出结论:“客感客形与无感无形,难尽住者一也。”[4]7

在张载那里,道不具有形而上意义,仅是指气运动变化过程,从属于气。张载把气的这种运动变化过程叫“道”。他说:“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4]9按照他的解释,天就是对散而未聚的气的称谓,“道”则是指气聚气散的变化过程,都是气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张载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4]7道包含了气的浮沉升降、动静相感等变化,就是气化过程,乃为气本身固有。总之,天是气之天,道为气之道。这种解释大大地深化了古代的气学思想。

气为什么会有运动变化的功能?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张载的解释是:气化的原因就在于气本身,“动非自外”[6]11。他说:“一物两体者,气也。”[6]10太虚之气本身就包含有对立的两方面,如虚实、动静、聚散、浮沉、升降、相荡、健顺、阴阳、刚柔等,然而,对立的两个方面又是统一的。事物的运动变化,原因在于统一物内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二端故有感”,“感”即相互作用),这叫“一故神(自注:两在故不测),两故化(自注:推行于一),此天地之所以参也。”[6]10正由于统一体内部有相互对立的两方面,才产生神妙的作用;也由于对立物是统一的,所以才变化无穷。事物内部既有对立,又有统一,这叫“参”。张载还对矛盾统一体做了辩证的分析,认为“两”与“一”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在相互结合中起作用。“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4]9张载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抓住了辩证思维的核心与实质。

张载以气论太虚、统有无、一体用、合内外、言气化、辩一两,提出了高于前人的深刻洞见,取得了宝贵的理论思维成果。

第一,他以气为万物的本体,达到了古代元气论的高峰。张载认为,万物都是太虚之气凝聚的表现和结果,万物最终又复归为气,这就把汉代以来的质料之气变成了本体之气。在张载那里,气被看成万物的共同本质。气可以转化为种种有差别的东西,但是气又不同于某种具体的东西。气通过聚散的形式表现为本体与事物之间的转化。个体事物是有限的,存在与否受到气的限制;而气作为本体,没有任何限制。气无生无灭,永恒存在,充塞宇宙整体。

第二,由于强调气的能动性,他把世界理解为诸多矛盾的统一体。在张载之前,一些哲学家在解释世界时,通常把气描述为构成万物的质料:由混沌之气分化为阴阳二气,由阴阳二气相互作用,形成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按照这种解释,宇宙原本似乎处在静的状态,万物产生之后,也才从静而入动。这种理论遇到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静如何可能转化为动?张载找到了破解这个难题方法,那就是否认宇宙有一个静而不动的混沌状态。他认为气本身包含着阴阳两端的矛盾运动,把气本体论同朴素辩证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第三,在道气关系上,张载把气看成道或理的载体,把道或理看成气化的过程和规律,表达了规律性与实体性相统一的深刻见解。张载说:“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4]7按照张载的气本体论,不存在一个独立自足的理,理应当从属于气。王夫之、戴震等后来的哲学家,正是沿着张载的这一思路,试图解构天理本体,举起经世致用大旗。

不过,张载的气本论尚有一些不成熟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他所说的“太虚之气”尚未完全摆脱具体物质结构的特性;他用气的聚散这一具体的物质运动形式来说明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显然是不科学的。张载常把气喻为“升降飞扬”的“野马”(游气),在讲到气的运动特性时说:“以人言之,喘息是刚柔相摩,气一出一入,上下相摩错也,于鼻息见之。人自鼻息相摩以荡于腹中,物既消烁,气复升腾”[7]177,这种气显然具有通常所说的极细微、易流动的直观特性,而尚未达到物质抽象的程度。其二,张载把本然之气看成是“形而上”的存在,而把具体的形器看成是“形而下”的存在,认为本然之气比具体形器更根本。他说:“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尔。”[4]9本然之气是清通的,具体形器不过是气化之“糟粕”。在这种说法中,隐含着把世界二重化的倾向,隐含着把太虚与现象世界对立起来的倾向。

三、天人合一

以气为本无疑是张载哲学体系的基本特征,不过并非张载哲学的旨趣所在。张载的理论旨趣,在于论证天人合一,把儒家人性论建立在气本体论基础上。太虚即气说讲的是天学,天人合一说讲的是人学。

在气本体论的基础上,张载建立起二重人性学说。他说:“合虚与气,有性之名。”[4]9人禀受太虚之气,就构成人的本性。他认为,每个人都具有这种普遍的本性,这叫“天地之性”。人出生以后,由于禀气不同以及环境习染不同,每个人又有其特殊的、具体的人性,这叫“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无所偏颇,故是“善”的来源;“气质之性”则有偏倾,故有可能流于“恶”。这是一种二重人性论。这种说法受孟子“性善”说的影响,但又对孟子有所修正。张载既解释为何说人有善的本性,也解释了产生“恶”的原因。张载强调,由于人性的二重性,故而普通人都应该善于反省自己,不断克服“恶”的方面,以求实现“善”。他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5]23他从气本体论来说明人性,但仍然承认了“善”是先天禀赋的道德观念,承认了人有“天德良知”。至于如何从价值上中立的气,引导出有价值意味的“天德良知”,这是张载没有解决的问题。程朱理学从有精神规定性的天理,引申出人有“天德良知”,在学理上可以自洽,而张载在学理上无法自洽。由于这个原因,程朱理学只接受张载的结论,却不认同他的论证方式。

张载把人性区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强调为学目的就在于改变精神气质,回归善的本性。“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变化气质”本是一个道德修养的问题,为了说明其可行性,张载把人的知识区分为“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按他的说法,所谓“闻见之知”,即由感觉经验而获得的知识,乃是对于事实的认知;所谓“德性之知”,也就是“诚明所知”或“天德良知”,并非来自感觉经验,而是良心的自我发现,乃是道德价值之知。他没有沿着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逻辑去发展,却沿着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思路,走向追求“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反身内求的认识路线,主张“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8]24。所谓“大其心”,就是对于道德理性的直觉。这是获得“天德良知”的唯一途径,同经验积累没有关系。所以他说:“德性之知,不萌于见闻。”[8]24这种“德性之知”,建立在道德修养论基础上,是关于宇宙人生最高原则的领悟。它不始于见闻,只是一种价值预设,并且同“天地之性”相通。这样一来,在“天德良知”论域中,张载也像孟子那样,把“闻见之知”排除了。

张载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他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9]183天人合一观念固然早已有之,但最明确的提出者则是张载。他没有把天与人直接等同起来,而是借助气把二者联系起来,强调“人不可以混天”[9]189。他相信,圣人与天道相通,“圣人体天地之德”,能够把天道和人事“一滚论之”[9]178。他认为前儒常犯两种弊病,一种是“言天者遗人”,另一种是“语人者不及天”。

尽管天人合一是儒家的传统观念,可是并没有从理论上做出论证。于是,自秦汉以来,便出现了儒者“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10]386的情形。张载从对儒家思想资源即《论语》《孟子》《中庸》《易传》等典籍出发,“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10]386,试图用气把天与人内在地统一起来,改变汉唐以来“天人二本”的情况。他是怎样实现这一意图的呢?

首先,张载把气看成天人合一的本体论基础。张载认为,只有先“识造化”即懂得气化的规律和原因,才能体味天地之德,达到圣人境界。他说:“易,造化也。圣人之意莫先乎要识造化。既识造化然后其理可穷。”[9]206张载通过体悟大易生生之旨,确立了“气之生是道是易”的观念,然后转向“穷理尽性”和“穷神知化”,试图对儒家学说做出本体论证明。

其次,张载提出“性即天道”的思想,找到了联结天人的中介。即所谓“天性”,实则是气的本性。万物“各正性命”,遂有人之性和物之性之分。对于人来说,“仁义之道,性之立也”[11]235。由于天道和人性有联系,故知人和知天可以相互贯通,“知天知人,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同意”[11]234。在这里,张载用气化观念把变易法则与人性意识之间的关系打通了。《中庸》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张载依据这种观点,认为诚明互补是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关键。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应当把“明”放在首位,由“明”入手,逐渐达到“诚”。只有以认识天道为前提,方可透彻地了解人性,张载把这叫作“穷神知化”。他的这种思想特点,规定了此后理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并影响了中华民族精神价值维度的形成。他以天人合一的架构,支撑起儒学的务实精神,借以扭转佛道二教寻空、蹈虚、体无的价值取向,试图重新确立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努力彰显儒家入世主义导向,可以说是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第一个要点。

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第二个要点是为儒家孝道提供本体论担保。他强调进入天人合一境界的人,不仅把自己看成社会的成员,而且把自己看成宇宙的成员。在他眼里,天犹如自己父亲,地犹如自己的母亲,把自己放在晚辈的位置。在无形的天空弥漫着气,叫作“乾”;在有形的大地凝聚着气,叫作“坤”。人好像乾天坤地的孩子一样,“混然中处”。作为人理应对天地履行孝道。自宋朝流行起来在婚礼拜天地的仪式,恐怕同张载的气学有关系。出于“百善孝为先”的观念,张载称赞舜、申生、曾参、伯奇等孝子,把孝道说成了宇宙中的普遍原则,鼓励人们自觉地对宇宙尽大忠、尽大孝。他在《西铭》中写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以成也。存,吾顺事,没,我宁也。”他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无怨无悔地生活在天地之间,尽自己作为宇宙成员的责任,收获心灵上的安宁,促成社会的和谐。

张载在主观上认同儒家伦理规范,但无法用气学为其提供本体论依据。他对佛教此岸说的回应比较到位,而对佛教彼岸说的回应还不到位。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佛教预设彼岸,目的在于搭建精神世界,以满足人们渴求超越的精神需要。张载否定了彼岸预设,却没有搭建起儒家精神世界,不能彻底推倒彼岸说。如果没有精神世界为前提,显然无法讲到超越性,因为找不到超越之处。张载气学的话题仅限于解释此岸世界的真实性上,却无法对儒家伦理规范做出本体论证明。佛教贯彻外在超越路向,以彼岸为超越目标,那么,儒家贯彻内在超越路向,该以哪里为超越目标呢?张载无力回答这个问题。气在价值上中立,从气既不能引申出正价值,也不能引申出负价值。气没有约束力,不能为价值判断提供理由。张载讲出人对于气的顺应关系,弘扬了儒家的孝道,却不能建立儒家式的精神世界或价值世界。

张载的气本体论重申世界的真实性,清除虚无主义迷雾,再次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张载哲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哲学已告别宗教时代,又回归一元世界观轨道。张载的理论贡献很大,但也有局限。由于他没有讲出超越性,故而大多数理学家不认同张载的气本体论,而认同程灏、程颐兄弟的天理本体论。二程超过了他们的表叔张载,找到了解决办法,别出心裁拈出“天理”二字为本体。天理本体既有存在意涵,也有精神意涵,比单纯的气更为复杂。他们以天理的精神层面为基础,搭建儒家式的精神世界,对佛教彼岸说做出强有力的回应,终于找到儒家的安身立命之地。由于这个缘故,在整个宋明理学的思潮中,占据核心地位的观念是二程的天理本体论,而不是张载的气本体论。新式儒学被人们叫作宋明理学,而没有叫作宋明气学,就依据于此。龚自珍有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己亥杂诗》),张载气学虽未成为主流,但不能不承认,他的气学确实开启了宋明理学的新风气。他回应佛教此岸说在先,才有二程回应佛教彼岸说在后。张载是开宋明理学新风气的人,却不是奠基人。二程以天理本体论为基础,搭建起儒家的精神世界,开启了儒家关于超越性讲法,使天理观念后来成为理学家的共识。

原文参考文献:

  • [1]张载.正蒙·乾称篇[C]//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
  • [2]孔子.论语[M].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126.
  • [3]张载.正蒙·至当篇[C]//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
  • [4]张载.正蒙·太和篇[C]//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
  • [5]张载.正蒙·诚明篇[C]//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
  • [6]张载.正蒙·参两篇[C]//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
  • [7]张载.横渠易说·系辞上[C]//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
  • [8]张载.正蒙·大心篇[C]//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
  • [9]张载.易说·系辞上[C]//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
  • [10]脱脱,阿鲁图.宋史·张载传[C]//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
  • [11]张载.易说·说卦[C]//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

热门资讯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