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文:儒教与现代人生之路
作者:张立文时间:2006-09-08论文提要: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五大冲突,面对这五大冲突,儒教在今天还能否启示人类应走之路?能否具有化解五大冲突和危机的资源?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儒教以其对人的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关切情怀,从成德之教出发,成己成物,仁民爱物,和合人与自然、社会、人己、心灵、文明之间的关系的学说,并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内尽心性,外穷天道,从形上道德理想,圆融现实世界生命智慧和百姓日用之学。它在现代仍有其积极作用,经选择可转生为对现代社会、人生应走之路的启示。
一、 儒教对化解人类所面临冲突与危机的启示
21世纪儒教还能否启示人生应走之路,这是东亚各国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儒教在东亚历经2500多年,在现代究竟有无现实的意义和价值?应如何选择?也是世人所热心探讨的问题。
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挑战和冲突,概而言之,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五大冲突,并由此而引发了五大危机,如生态危机、人文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价值危机。它关系着人类的生命存在和利益。为了求索化解此五大冲突之道,追求人类文化的出路和前景,东西方学者从各个层面做了求索。
但如何化解生态危机?治理环境污染,防止臭氧空洞,整治土地沙漠化,解决资源匮乏,计划人口生育,防治疾病肆虐。如何解决社会危机?协调国际社会南北贫富不均,东西发达与不发达失衡的冲突;解决以逃离经济困难为主,以及民族冲突战争所造成的难民、移民浪潮带来的紧张、冲突和暴力;制止预防国际和地区恐怖组织的恐怖活动,黑社会组织、拐卖人口、妇女、儿童,以及金权交易、政治腐败等社会问题。如何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化解道德失落、行为失范、社会失序、人际疏离等问题;制止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见利忘义,公然抢劫,谋财害命,强暴妇女,杀人放火等危害人际关系的种种丑恶现象。如何消除心灵的苦闷、痛苦、烦恼、焦虑、悲哀、愤怒、压抑等的紧张,获得精神的愉悦、舒畅和快乐?如何化解各文明之间的冲突,使不同文明间同情地理解,宽容地接纳,平等地对话,互爱地尊重,不搞对抗、杀戮和战争,等等,并没有解决,也还没有系统的化解冲突和危机的理念。
鉴于此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世界上任何地区、国家、民族、宗教以至个人,都已深受其害,而都逃脱不了。世界上有远见、有理智、有胆识的思想家、谋略家、政治家面对此情境,都应以全人类的福祉和未来的幸福为担当,寻求化解之道。儒教在今天还能否启示人类应走之路?能否具有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的资源?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依据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类良知的原则,以儒教思想为核心,和合学提出了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作为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的整体性理念,也是儒教思想资源经和合的诠释,对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冲突和危机如何应对的启示,这是从广义上说明人生应走之路。
二、 现代人与人冲突而带来道德危机的化解
人生应走之路,是人的自我选择,这种选择是基于人的某种欲望和心理驱动。对于人的欲望和心理驱动的本质的体认,有认为是善的,有认为是恶的,有认为善恶混,有认为无善无不善等,见仁见智。儒教认为,人可通过修身养性,而“止于至善”。《大学》提出了一套系统的修身养性的次序和工夫,“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穷极事物之理,吾心知之无不尽,在此体认知识理性的基础上,便可达到意诚,做到心之发动处诚实无欺,进而正心,使心无邪欲之念,无忿怒之心,如此便修身养性。《大学》认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身的“内圣”工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强调修身的根本性和重要性,只有修身,才能推致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功。这是 一条由“明明德”而“止于至善”的所示人生应走之路。
当今,儒教“修身为本”“止于至善”还有其现实的价值。这是因为,人与人的冲突而带来道德危机,从中国大陆的情况来看:是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出现了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格局,改变了以往单一经济形态的垄断,从而引起了利益主体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元化;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社会分配形式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人们对物质生活、文化生活需求的多样化。多元化、多样化,便有差分,有差分,便有可能产生冲突:如利益的多寡、价值的好环、分配的肥缺,职业的高低,生活的贫富等等,在利益的趋动下,既有积极的、合理的、公利的方面,亦有消极的、非理的、私利的方面。譬如追求公平的效率,崇尚科学和知识,尊重个人和利益,重视竞争和创新;但亦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贿赂公行,买官卖官,权钱交易,假冒伪劣,以至人欲横流,见利忘义,污染人的心灵,腐蚀社会伦理道德。
二是钱财观的膨胀,而导致为富不仁。一些人为获取金钱财富,满足私欲,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侵吞救济款、防洪款,上下勾结,大肆盗窃国家财产,并携款上逃,逍遥法外。他们不择手段以权谋私,巧取豪夺,坑蒙拐骗,弄虚作假,甚至抢劫钱财,杀人放火,拐卖儿童、妇女等等,严重破坏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加剧了道德危机和社会的冲突。
三是意识形态伦理与民众信念伦理,典范伦理与行为伦理,官方伦理与大众伦理,理想伦理与现实伦理,口头伦理与实际伦理的差分,这种差分促使人的自我意识、自我伦理的觉醒,加强了伦理道德的自律,增强了伦理道德的舆论监督和控制,但亦发生了伦理道德两极化,单方面膨胀,败坏了社会伦理道德,污染了社会道德风气,腐蚀了人们的道德灵魂,使人民大众对意识形态伦理,典范伦理、官方伦理产生一种疏离感、非亲和感,从而削弱了伦理道德的说服力、劝导力、教化力的力度和效果。
四是社会转型、道德变换中的缺失,导致人们不知如何做人?应怎样做人?为什么活着?应怎样活着?应走什么样路等问题的迷惘。特别值得关注的如独生子女问题:在家中是“小皇帝”,自我为中心;不尊敬父母和长辈及老师,无规矩、无礼貌;不爱护公物,不守公共秩序;比豪华等。青年人中有的学习不用功;迷恋网络,造成辍学和犯罪;逆反心理,与父母对着干;不尊敬父母、师长;怕劳动、怕艰苦;无礼貌等。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道德素质的教化和制度的保证措施,致使青年人恶性犯罪事件频频发生,而成为社会问题。
三、 儒教对人生应走之路的启示
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冲突,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遵照北宋哲学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确定自己的宗旨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孔子思想精华,提升国民人文素质,建设人类美好未来。这个宗旨蕴涵着对儒教文明基本精神的体认:儒教以其对人的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关切情怀,从成德之教出发,成己成物,仁民爱物,和合人与自然、社会、人己、心灵、文明之间的关系的学说,并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内尽心性,外穷天道,从形上道德理想,圆融现实世界生命智慧和百姓日用之学。它是礼乐文明的根据,价值观念是非的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艺术审美的尺度,由是构成了中华民族基本精神价值体系和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它在现代仍有其积极作用,经选择可转生为对现代社会,人生应走之路的启示。
1、敬养父母。孔子回答子游问孝时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孝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是奉养父母。这一点连犬马等禽兽也能做到,人若仅做到这一点,就同犬马没有分别了。人之所以为人,不仅能奉养,而且要尊敬父母,孝是做子女的应尽的道德义务。如何做到孝,从礼仪次序上说:“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同上)有事情,弟子代劳,有酒肴,让父兄吃喝。从礼节上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同上)。父母活着、死了、祭祀都要按照礼节来做,不能违背礼节,这是孝道。具体来说,便是“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按照父亲的意图、行为去做,便是尽孝道了。做子女的不要由于自己的疾病,而引起父母的忧愁,也是孝的表现。孝和慈都是出于爱心。
孟子从孝的负面,来说明孝的内涵及如何才是孝。“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这五不孝的正面,就是要不懒惰,不赌博,不好喝酒,不好钱财,不纵欲,不好勇斗狠,而不奉养父母,或使父母受辱、受危,这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有现实价值的。如果依照儒家孝道去做,不仅可改变人的种种坏作风,提高人的道德自觉,而且可改善社会风气,人人知道如何做人,怎样做人,就不会做出不孝的行为或犯罪的活动来危害社会、家庭和父母。
人是社会网络上的一个因子,家庭是社会组织的细胞,一个人在家能做到孝,并把这种孝悌的风气带到政治上,就是参政了。[①]这便是从家庭道德的孝道而推及国家政治的政道,所以古人讲“孝子出忠臣”,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同上)。为人孝悌就不会犯上作乱,维护社会的道德和安定,它所示现代人的人生之路是有价值的。
由于时代变迁,科技发展,社会家庭的变化,价值观念的转换,儒教所讲的有些孝道的原则,也有了变更:如孟子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三”是指“阿意曲从,陷亲不义”;“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不娶无子,绝先祖祀。”这“无后为大”,造成了重男轻女,生了七女,还非生一个男孩不可,为了不绝先祖之祀,与现代男女平等观念相悖。孔子讲“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与现代法制社会不相符。儒教把养亲、慎终看做人生的大事,在通讯不方便时期,孔子主张“父母在,不远游”(《论语·里仁》)。在现代信息社会,即使远游也可以每天早晚问安。其实,在古代社会,儿子远离父母在外应考、做官,都要出远门的,“不远游”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2、克己复礼。《论语》记载:“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何晏《集解》:“马(融)曰:‘克己,约身也’。孔曰:‘复,反也。身能反礼,则为仁矣。’”克己就是约束自己。朱熹为了宣扬他的天理人欲理念,在其《集注》中说:“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阮元认为,朱熹解己为私欲,与下文“为仁由己”不相合。约束自己和胜己私欲两种解释都是讲道德修养,都是使自己的视听言动符合礼节和行动的规范。在终极目标上虽然一致,但其诠释的意义和理路上有异。
涩泽荣一与朱熹的诠释有别,他说:“克己,邢昺曰:己,身也。身有嗜欲,当齐之以礼义。嗜欲与礼义战,礼义胜私欲。……三岛中洲曰:复,履之省字,复礼即履礼。己以心言,礼以事言,下文四勿之礼,皆以事言可证。为仁之工夫在事,事当礼即是无私心,内外一致。”(《论语讲义》第5卷,讲谈社1986年版,第8页)涩泽荣一认为“克己”可做两方面理解:一是从内向的心来说,是修身、诚意 、正心,约束自身的嗜欲;二是从外向的事来说,是履礼、奉公、无私心,践行礼义之正。他把这两方面融合起来,使己与礼,心与事内外一致,克己与复礼双修。
“克己”而达内在超越,使己之心从嗜欲中解脱出来;复礼而一切合乎礼仪,它能“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苟子·劝学》)。履礼就是使人的行为规范符合社会典章制度、伦理道德社会秩序的要求。克己复礼是为仁,仁的主旨是爱人。仁是人的内在道德修养,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人的内在美德,要通过外在形式来协调和规范人的行为,即凭借礼的一整套社会文明体系来体现。
如何约束自身?进行“为仁”的道德修养。仁以爱人为出发点,首先是家庭的父母,兄弟道德关系,因此,以“孝弟”为仁之本,其次推及他人、社会、天下,便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待人接物态度要庄严恭敬;宽厚治国待民,容纳不同意见和做法,便能获得群众拥护;言而有信,便会得到任用;勤劳敏捷,而不懒惰怠慢,能获得成功;仁爱恩惠,顺着老百姓谋利的路子使之获得利益,百姓就会听你的。这是约束自己的种种表现。如果按照孔子说的“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去做,对于现代人应如何“克己复礼为仁”是有启示的,“恭、宽、信、敏、惠”此五种美德,虽然《国语》 已提出,但经孔子的诠释,使其成为社会、国家、人生各种关系的五种美德。它具体表现为“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这“五不”就启示人生路途中,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界线,以及主体道德修养的自觉、仁道的内涵、克已的目标等,对弥补现代人这方面道德缺失大有裨益。
3、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孔子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作为实践仁道的方法,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作为实践仁道的指导原则。“己欲”是积极的要求:自己要立住脚或独立,也使别人立住脚或独立,自己要通达或发达,也使别人通达或发达。“己所不欲”是退一步的要求,是最低限度的要求。“立人”、“达人”与“勿施于人”也构成了正负两方面对于实践仁道的不同方式。
如果说“克己复礼为仁”,其主旨是内圣的道路,强调人认识自己、约束自己,由内向型价值取向而要求人的视、听、言、动与礼相符,以礼为标准克制自己的行为活动,那么,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侧重便在外王方面,由己及人,以己的仁爱之心和成业之心施诸人,使人同自己一样站住脚、独立和事业通达、发达。以这种精神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便可以使冲突得到化解。即使有冲突,也可以使冲突导向和谐,而不会导向战争或以怨报怨,以暴易暴。若冲突引向以怨报怨,以暴易暴,只能使怨恨愈结愈深,暴力愈演愈烈,对话愈来愈困难,真是怨怨相报何时了。这种以怨报怨,以暴易暴,受害者都是无辜的人民,它使无辜人民的安全、生命、财产受到很大的损害,而策划者,指挥者、衅事者只是极少数人,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顾国家、民族、人民的生死存亡。如果他们有一点儒教的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仁爱之心,就应反省一下以怨报怨,以暴易暴所带给人民、国家、民族的危害以及世界人民的危害。
人对于“他者”,如自然、他国、他社会、他民族种族、他人、他人心灵、他文明,都不能采取以怨报怨,以暴易暴的方法和心态。若征伐自然,对他国发动战争,强行改变某一社会制度,消灭他民族,打击他人,制造他人心灵痛苦以及削弱或毁灭他文明等等,自己也会受到报应。虽一时逞强获利,但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也只是一瞬间而已。计瞬间之利,而不计人类千秋万代之利,这种不顾人类福祉的非道德行为,是应该抛弃的。只有以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仁爱之心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化育人心情感,培植道德行为,天下才会太平,人民才会安居乐业。
4、义利和合。儒教所说的义利是指道义与功利,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道德价值与物欲价值等的意思,这两方面看是二分对立,亦可和合,相辅相生。《国语·晋语》说:“夫义者,利之足也”,“义以生利,利则丰民。”义普遍地充满于主体的利益活动之中,利益活动使人民生活丰厚。利依义而建立,义依利而体现,义利互即互涵。“利,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左传》襄公九年)。这句话,后被《周易·乾文言传》所引用,并作为解释《乾卦·卦辞》:“元亨利贞”之“利”的意义。如果《乾文言》为先秦儒者所作,可以作为儒教思想资料。虽然孔子以义利来区别、认识君子小人,但他并不否定利,也不否定个人利益。他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只是反对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如果财富可求的话,即使从事卑贱的工作也去做。孟子也在不否定利的情境下,反对不以其道得之的不正当手段。荀子在承认义利有别的情况下,主张义利的融合:“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荀子·大略》)。使欲利与好义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和谐。既然圣王都不能取消民的欲利,民的欲利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为义与利是主体的两种价值追求与需要,但他亦以“先义而后利者荣”(《荀子·荣辱》),他认为人的价值,就在于有义,主张先义后利,义利有分有合。
从做人而言,应先义后利,见利思义,甚至舍身取义。董仲舒说:“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作为一个有仁德的人,只讲道义而不计较功利,这是从道德人格上说的,但义利从生活的需要来说,“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篇》)利义是身心所不可缺的,在人身上达到义利的统一。宋明理学家认为利应分公利和私利,公利就是义,张载认为“义,公天下之利”(《正蒙·大易》)私己之利为私利,为国家谋利为公利,即是义;国家对于天下而言,为一国谋利为私利,为天下谋利为公利。义利纳入公私的价值评价,义利就出现层次上分别和层次上的相对性。
这种公利私利之分,即义利之分,启示现代人生不要见利忘义,以权谋私,图财害命,以自己私利而损害公利,如防洪堤坝的“豆腐渣”工程,桥梁和建筑的偷工减料,所造成的决堤和倒塌,使千万人民生命财产深受其害,应受到道德良心上的谴责。这时的义就是道德良心,而以私利损公利者,各类害人者(如贩毒品,投毒药)等,都是丧失天理良心者。
义利和合,义利兼顾,既知其分,又知其合,互相协调、制约,并使两者有一定张力,使人谋利时不忘义,以义制约、指导谋利,讲义时兼顾利,使其有谋利的积极性,并由谋私利而推及公利,这是人生应走之路。
5、诚信守正。人际交往是人类社会公共道德生活中最普遍、最平常的现象。人作为社会公共关系网络中的一员,无时不与“他者”发生交往关系。在这个交往关系中无不流露出国家、民族的伦理道德的风尚和特质。儒教在社会人际交往的为人处世中强调诚信守正。诚信是真实无妄的意思;守正是诚意正心,保持正道而不邪。诚体现了天道的真实无妄的品德,人道效法天道真实无妄品德,这便是“诚之者”、“思诚者”。诚信在本质上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是人在效法、遵循天道的真实无妄中所获得的本性和合法性。
诚信守正对己的为人而言,而坚持某种信仰、原则和言行的诚信守正,这是对自己诚实不欺,不昧自己的天理良心,这是一切诚信的发动处。这不仅是对自己的信念、原则和言行的负责,而且是对国家、民族道义的担当。因此,儒教把诚信作为立人、立国、立世之本。孔子在回答他的学生子贡问治理国家政事时,比较了食、兵、信三者的关系。子贡问:食、兵、信,不得已要在三者中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说,“去兵”,即军备;又问:在食和信二项中再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说,“去食”。孔子认为,自古以来人免不了都要死,但不能没有信,没有诚信国家何以站立于世。中国谚语曰:“民以食为天”,孔子把诚信看成比“食”更重要,便赋于诚信为世间最高的价值。
诚信守正也是立人之本,是个体道德的基石。一个人立足于世,与社会、他人以至自然交往,诚信是交往首要条件。诚是人内在的道德意识和精神,信是诚见之于行为的现象,诚信是从意识到行为的统一。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②]个人不讲诚信,就好比驾车没有輗和軏一样,寸步难行。人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交往活动中,自己要取得他人的诚信,首先自己要对他人诚信,才能建立和扩大自己道德信誉,给人的各种交往活动带来极大的方便。换言之,如果在各种交往活动中不讲诚信,言而无信,就等于欺骗;不守正,便是歪门邪道,不正直光明。人第一次可能受骗上当,第二次就很难再受骗上当了。所以,一个人不讲诚信守正,等于在毁灭自己。
儒教强调在各项职业活动中,要以诚信为第一生命。各诚信主体如国家、政府、团体、个人都要信守诚信,不骗自己的良心,不骗国家,不骗他人;人与国家、政府、他人都互相尊重,真诚相待,不搞阳谋阴谋,互相欺骗,互相计算。这样国家才能取信于世,政府才能取信于民,团体才能取信于群众,个人才能取信于他人。这样社会交往活动的公共道德就会得到提升,社会风气就会得到净化,社会秩序就会得到安定。因此说,诚信是人类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基础。
虽然社会演化,物换星移,但儒教的敬养父母,“克已复礼”,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义利和合,诚信守正,在现代社会仍然发扬着陶冶青少年和成年人的道德情操、为人处世、思想品质的作用,启示着人生应如何做人,如何修身养性,如何诚信立世,以及如何推己及人等的价值。为了21世纪各个国家的和平发展和幸福,为了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应该光大儒教伦理道德、价值理想中有益于人类“安身立命”的宝贵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