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几点思考

彭永捷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哲学史界对于中国哲学史（习惯上我们也称之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反思，使得自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所确立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及该学科领域近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都有失去合法性的问题。这一问题，已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瓶颈。为该学科重新定位，建立新型的学科制度和学科范式，已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实现总体突破的关键性步骤。

一、合法性危机问题的内涵

  所谓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合法性危机，是指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所导致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意义的丧失。

  回顾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建立和延续的历史，我们可以把从胡适至今的学科范式归结为二：其一是胡适本人奠定的学科范式，它的特点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建立中国哲学史的结构框架，如宇宙论、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哲学或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哲学部门，以汉学功夫来甄别史料，以平实的语言来诠释史料。其二是冯友兰和牟宗三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学科范式，特点是不仅参照西方哲学来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框架，而且大量套用西方哲学理论和术语来剪裁和附会中国哲学史料。例如前者套用柏拉图的“理念”来解释朱熹的“理”，以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解释理气关系。后者主要依据康德哲学来诠释和改造儒学，尤其是陆王心学。相对于胡适，冯、牟二人的范式对以后的中国哲学研究影响更大，成为中国哲学学科的主流。

  然而，中国哲学史学科领域内这种“汉话胡说”的模式，虽然取得了看似辉煌的学术成就，却导致了一种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后果：经过学者们的辛勤耕耘，中国哲学史被诠释为新实在论、实用主义、生命哲学、意志主义、唯物史观、现象学，直至后现代主义，惟独成为不了“中国哲学”的历史。国人对于中国传统不是更易于理解和更加亲近了，而是更加不解、更加疏远了。到目前为止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实践，只是使这门学科成为“哲学在中国”，而始终无法做到使其成为“中国底哲学”。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已没有能力用我们自己的本土哲学进行现代性的思考——当诺贝尔文学奖数次颁发给那些“用本民族的语言述说本民族的历史”而获得成功的作家时，我们却发现我们的哲学家或哲学史家已丧失了用带有本民族语言特点的方式来述说或吟唱本民族的哲学史诗的能力。一句话，回过头反思为时不短的学科实践，我们忽然发觉，这种“汉话胡说”的中国哲学史，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以西方哲学为标本的比较哲学研究而已。

二、合法性危机问题的根源

  这种危机局面的产生，是可以依着学科史的线索追寻其文化史根源的。我们知道，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社会而言，东方哲学这一概念乃是西方文化全球化的产物，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相遇的一个后果，甚至可能是一个“错误性”的后果。虽然中国古代不乏理论思维，但中国本无“哲学”这一学科，所谓“中国哲学史”也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整理中国传统学术的结果。在国人大规模移植西方文化的早期阶段，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一批学人，他们会通中西学术的主要特点，体现为以中学来附会西学，以期达到对于新鲜的异域文化的理解。其后的胡适、冯友兰等学者，有前人移植西学的文化基础，又受到良好的西学训练，他们在会通中西学术上则表现出明显的以西学附会中学的特点。众所周知，此时会通中西的追求，是以中国近代的严重挫折为时代背景的。

  由于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依傍西方哲学来建立的，这样便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而无疑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传统的“汉宋兼宗”，已让位于“汉西兼宗”；宋学或义理之学，失去了作为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依据。相对于以往的“身土不二”——以本土思维来理解和诠释本土思维，已转换为“华人洋魂”——以西化思维来理解和诠释本土思维。作为前辈学人辛勤拓荒成果的受惠者，为欧风美雨所洗脑的我们，已经失去以本土思维来理解本土的理论思维的能力。于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使自己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不借鉴西方哲学，就不能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借鉴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史又不成其为中国哲学史。这种困难再次使我们反思：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合法性何在？

三、合法性危机问题的克服

  面对着作为西方文化全球化的“错误性”文化后果，我们是否还有选择？我们又当如何选择？“生存还是毁灭”？面临这样一种选择的，只能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以及未来继续寻求这个学科庇护的学术研究和丰富成果。

  首先，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名称。究竟称研究中国理论思维的学科为“哲学”还是“思想”，抑或传统的“义理之学”或其他，实质上都并不重要。按我本人的意见，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及其后果已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文化事实，“哲学”早已不再是西方哲学的专名，而成为世界范围内各文明体系理论思维的共名，在中国也已约定俗成。因此，我们不妨仍用中国哲学史的名称，由此也避免了更改名称所引发的新的术语混乱。

  其次，关于对中国哲学史的本土化理解。已被西方文化洗脑的我们，以及同自己的传统文化发生了深刻断裂的我们，如何可能对中国哲学史作本土化理解，从而使中国哲学史成为“中国”哲学史，并由此显现其作为世界多元文化之独特一元而继续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难点所在。从操作层面来看，需要突破的地方包括：给予传统哲学更多同情理解，追求最大限度地接近传统哲学思维；关注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意识，就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意识来理解中国哲学的展开；复活传统哲学术语，用传统哲学自己的哲学范畴来诠释传统哲学；从传统哲学自身提炼哲学方法和哲学理论，如范畴解释方法和理论、经典解释方法和理论，再用之于中国哲学史研究。这需要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其成果用之于哲学教育，将有可能使后辈学人更容易接近中国本土思想。当然，并不排斥学术界继续开展中西或中外哲学的比较研究，以及使传统哲学花样翻新的解读活动。但这种对中国哲学史的解读活动实质上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

  最后，关于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是中国本土理论思维历史的展示，中国哲学则是对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解读和运行本土思维做现代性的思考，我们也可以把它看做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形态。中国本土理论思维的生命力，以及中国哲学史还原为本土思维的必要性和价值，从根本上依赖于中国哲学史作为中国哲学思想资源的价值。亦即我们当代或以后的思想家、哲学家，在借鉴西方哲学的同时，是否有意愿也有能力运用本土思维进行现代性的思考，并以思考的成果为基础，重新解读古代哲学文本，从而使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走上一个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总之，返本和开新是并不矛盾的两个方向，当前的中国哲学史界出现了一些很好的端倪，但前边的路的确还很长。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