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六十四卦如何由八卦重叠而成，思想家们给出了不同的说法。本文立足“重”与“错”的同异探讨其成卦的内在机制及其与天地万物变化的联系。孔颖达以相错解释相重，在忽略二者矛盾的前提下进行推论。邵雍立足一分为二发明相错，“重”在他是指天圆地方的天道运动，而与重卦无关。以为邵雍言先天方位的八卦相错是讲重卦的观点缺乏根据。胡宏从太极——天道的运动说明八卦与六十四卦的关系，利用“重道”去解释“重卦”，揭示了六十四卦生成的不同机理。朱熹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按照太极生万物模式的需要发挥邵雍的理论，反映了邵雍以后易学的发展。来知德批评了邵雍、朱熹对相错与相重的混淆，但又不是胡宏的一“重”到底，而是重与错双方相互补充发明，合力生成六十四卦。尽管哲学家们对“重”与“错”的方法的把握和定位不尽相同，但易卦的生成应当是天道运动规律的概括和表现则是他们的基本的共识。

 

“重”卦与“错”卦涉及的是六十四卦的生成问题。六十四卦的生成，一直是《周易》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易传》只是提供了对文王系辞的推测，在卦画上则只有“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系辞下》）和“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说卦传》）之类十分模糊的由三画（八卦）“重”成六画（六十四卦）的说法。对于究竟怎样由八卦生成为六十四卦以及其理由何在，都需要后人创造性地去进行解释和阐发。 

   一、传统儒学的“重”“错”一体观[1]

六十四卦的基础是八卦，八卦的生成的必要性，除了占筮的理由之外，在哲学上，它本是天地万物性质和作用的概括，即由伏羲氏观天察地而成，以便于“通神明之德”和“类万物之情”（《系辞下》）。而所谓“神明之德”和“万物之情”，同样属于天道一方的存在，只不过它表述的是天地运动的本性和规律的层面。“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说卦传》）的将天地间的物质运动与八卦的作用直接联系起来的思想，都充分说明了八卦是以天地万物的时空变化为基础并以此为自己乃至整个《周易》的生存基础的。但也正因为如此，要适应天地万物的复杂变化，仅有八卦也就是不够的，六十四卦的生成也就成为必须。

但是，如何由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的问题，在《易传》中并未给予明示。从言辞上看，“因而重之”是“重”什么及如何相重；“兼三才而两之”亦可以顺序而下，认为是天地人“三才”各“两之”，而与重卦无涉；“八卦相错”明白告知的也只是八卦间的相互推荡及其生成万物的作用，亦未见有重卦的功能。可在另一方面，《周易》既然已经是八卦和六十四卦的整合的结果，它就必然存在两大系统相互间的关系问题，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易传》的有关思想并重新做出解释。从而，《说卦传》关于八卦方位的思想自然受到了人们的注重。

在《说卦传》，八卦已经被赋予了明确的东西南北八个方位，虽然这与六十四卦的生成并不直接相关，但不同方位之卦的相互作用明显地使方位和“八卦相错”的问题联系了起来。就是说，如果“相错”的两卦上下重叠在一起，便会由两三画卦变形为一六画卦，从而为六十四卦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可能。从汉到唐的易学发展，大致都是按照这样一种思维模式来处理问题的。总结概括传统易学的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便是典型的代表。

孔氏曰：“故圣人重卦，令八卦相错，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莫不交互而相重，以象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莫不交错，则易之爻卦与天地等成。性命之理，吉凶之数，既往之事，将来之几，备在爻卦之中矣。”（《周易正义·说卦疏》）在这里，孔颖达明确用“重卦”的“相重”之法来解释八卦的“相错”，“重”与“错”在他也就是同一个概念。一句话，“八卦相错”一节，正在于“就卦象明重卦之意”（同上）。但问题在于，“相重”乃是上下位卦之间的重叠的关系，它与卦的性质无关；而“相错”则是指平行并列之卦的交互作用关系，它立足于性质的相反。而且，将二者直接等同互释，也缺乏词源的和理论的根据。

当然，孔氏的目的在于以上下位卦之间的交互相重去揭示天地万物的交错变化。但既然如此，作为模拟对象的天地万物的相错——相重模式便存在问题，即自然界并不存在上天与下天二天、上地与下地二地、上雷与下雷二雷、上风与下风二风、上水与下水二水、上火与下火二火、上山与下山二山、上泽与下泽二泽的相重，那么，八卦本身又凭什么理由上下二卦去相重、或者说如此相重的前提是什么呢？还有，所以可能由八卦相错推向八卦相重，必然隐含着一个各卦之间的空间方位的差别和对立的前提，并从而保证八卦都有自己相对确定的空间位置，否则，八卦如果都在同一方位，则只能是各卦的混乱无序的杂揉，终至卦不成卦，根本谈不上规范顺序的相重。

就原始的方位而言，《说卦》明确给出的有震、巽、离、乾、坎、艮六卦，余下坤、兑二卦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出，从而构成震东兑西、离南坎北、巽东南乾西北、艮东北坤西南的八个方位。但如此的方位却无法直接形成一个天地、山泽、雷风、水火的正相对应，即不好说明这就是八卦相“错”。“错”之为言，必然有它确定一致的阴阳相互对待的含义，而《说卦》的方位是乾西南对坤西北，艮东北对兑正西，震正东对巽东南，只有坎离一对卦是正相对应吻合。显然，这种“无序”的状态说明《说卦》释八卦方位与“相错”的原则并无干系。那么，孔颖达以如此既不上下重叠，又不左右对称的“相重”来解释“相错”，就显得缺乏充足的理由。

实际上，《说卦》讲述的本是不同类的问题。它一是讲天地万物相互间的对立和作用，此即“八卦相错”；另一则是讲万物性质活动的顺序展开和相生相成，此即八卦方位。孔颖达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二者的差别，但又认为不如此则不足以说明天地变化，所以必须把“相错”与“相重”直接联系起来。所谓“若使天地不交，水火异处，则庶类无生我之用，品物无变化之理。所以因而重之，令八卦相错，则天地人事莫不备矣”（《周易正义·说卦疏》）。“八卦相错”提供的是生成变化的原因根据即“理”的一方，正是在这变化之理的作用下，才有了自震至艮的万物顺序相生，从“理”到“用”也才能够统一起来。孔颖达看到了重卦与错卦的方法结合的必要，但他并没有自觉地认识到二者的差别，并实际上采取了忽略和抹煞差别的办法。

   二、新儒学的“重”“错”分合观

新儒学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易学的新生，易学由汉易过渡到宋易，不仅仅带来了治易原则和方法的变革，而且意味着哲学基本理论的更新。新儒学所取得的易学成果是多方面的，对重卦与错卦问题的认识的深入便是其中之一。

（一）“交错”与“分二”相发明的邵雍生成说

孔颖达的观点可以说是对《易传》以来关于“重”与“错”的关系的理解的一个典型的概括。但孔氏并不在意的八卦相错与八卦方位的协调关系，在北宋邵雍却重新给予了揭示，并据此提出了他的先天八卦、六十四卦系统及其圆方图式。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他以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的八卦方位，重新解释了《说卦传》的“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一节。而《说卦传》“起震终艮”的方位既已被他划归为后天，他也就可以不予顾及，而专从先天方位入手，并按相关机制提出他的六十四卦生成学说。

邵雍曰：“天地定位，否泰反类。山泽通气，损咸见义。雷风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济未济。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荡，为六十四。”（《大易吟》，《击壤集》卷十七）（见右图）此图即邵雍的六十四卦方图，以四隅之四卦为基准共有四层：第一层四卦即天、地、否、泰，第二层四卦为山、泽、损、咸，第三层四卦为水、火、既济、未济，第四层四卦则是雷、风、恒、益。四隅各自相交，代表四象间的相互作用，四四便是一十六。而四隅相互贯通则成八八相荡，八八而六十四。邵雍的这一图式不论是八卦还是六十四卦，都有一个基本的预设，即“天地定位”一节是讲四方或八方卦位的互相对待，从此对待才得以引申出八卦的相错和“加一倍法”。但后来的学者对此却进行了有力的辩证，认为这并非是讲八卦的相对，如黄宗羲便批评说：“‘天地定位’，言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未闻南上而北下也。‘山泽通气’，山必资乎泽，泽必出乎山，其气相通，无往不然，奚取其相对乎？‘雷风相薄’，震居冬，巽居东南，遇近而合，故言相薄，远之则不能薄矣。东北为寅，时方正月，岂雷发声之时邪？‘水火不相射’，南方炎，北方寒，犹之冬寒夏热也。离冬坎西，是指春热秋寒，谁其信之！”（《易学象数论》，《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下》附）

尽管黄宗羲的辩证漏掉了至关紧要的“八卦相错”，但他的批评也有一定道理。因为从方法上说，不同卦位之间本来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言其相互作用，为什么一定就要束缚于邵雍所说呢？倘若接受黄氏的观点，则邵雍规范的对待相错的格局便不再存在；而即便邵雍相荡交错的模式成立，他也没有解决“重”卦的问题。因为按如此模式构成之六十四卦，已经是在其方图成立之后对其义理的阐发，它并未说明已布为方图的六十四卦从何而生的问题。邵雍本来也没有赋予他的方图如此的任务。事实上，不止是方图，他的圆图同样也是如此（见右图）。从邵雍本人对其方图和圆图的解说以及他在《观物外篇》中的其它谈论，都只能得出一个明白无误的结论，即他的六十四卦的成立实与“重卦”的方法无关。

从邵雍对其圆方图义的阐发看，圆方图作为天圆地方、亦即整个宇宙的代表，其意义在于象征天地万物的生成流行并提供对人类未来活动的指导。而如此的天道运动，在邵雍虽然也以“重”的概念来概括，但它却与从八卦到六十四卦的生成无关。他说：“圆者径一围三，重之则六。方者径一围四，重之则八也。裁方而为圆，天之所以运行；分大而为小，地所生化。故天用六变，地用四变也。”（《观物外篇上》）天圆直径为一而周长为三；加一倍则直径为二而周长为六。地方边长（径）为一而周长为四，加一倍则边长为二而周长为八。裁去方之四隅而为圆（内切圆），意在说明天道的周流运动；分大圆（外接圆）为小方，意在说明地道的方正变化。“天用六变”最终推出的是天道三百六十日的圆周运动，亦为圆图；而“地用四变”则在于发明东西南北四方的万物生成，亦即方图。天地作用有别，但又构成为统一的宇宙。那么，邵雍此处之“重”，不过是圆方图之规模扩大一倍，而非言重卦，因为后者本来也不是他治易的旨趣所在。他的发明和理论重心，都在与重卦方法并不兼容的一分为二或“加一倍法”。

清经学家江永评论说：“《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似八卦既成，即以其成列者，次第加之为六十四卦，所谓八卦相荡也。而邵子先天图，有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之说。此亦自成一义，各不相妨，加一画则阴阳加一倍。”（《河洛精蘊·重卦說》）就是说，八卦已经形成之后，按照所“成”之列、亦即次序或方位，依次以一卦加于另一卦之上，最终“重”成六十四卦。江永这里采用了“八卦相荡”的思想来解释重卦，但又将这思想与邵雍的先天学明确区分了开来。邵雍先天学的一分为二或加一倍法，实不与重卦相关，是自成一义，二义“各不相妨”。换句话说，是“八卦相荡”而非是“八卦相错”在讲重卦。

“八卦相错”虽然不言重卦，但在邵雍却是必须的，它是邵雍建构先天易学及其八卦方位图的重要方法。他说：“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下交于阴，阴上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易六位而成章也。”（《观物外篇上》）显然，以为“上下”相交错便是讲“重”卦，是不符合邵雍的思想的。“交错”在他就是指阴阳刚柔的爻的交错，故一交错，爻便增加一倍（一爻），这从两仪刚柔相交错而生四象、四象刚柔相交错而有八卦已表述得非常明白。换句话说，在邵雍已经通过一分为二的方法理想地解决了六十四卦的生成问题之后，他根本用不着再叠床架屋搬出“相错”来构思如何重卦的问题。而且这也没有确切的事实根据。

从而，邵雍所谓卦爻的“交错”，不过是“分二”的另一种说法。乾坤坎离之定位，被严格地限定在阴阳相交互变的意义上。如他称：“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兑离坎艮再交也。”（同上）这里的定位、一交、再交显然都是解释八卦阴阳爻的相互交错互变的，并无所谓重卦的问题。同理，所以要“明”“八卦相交错而成六十四”，不过是为发明从太极分两仪到三十二分为六十四的具体生成过程，以便使他的一分为二或加一倍法能够一以贯之地一分到底。

那么，在后来有广泛影响的邵雍之论“八卦相错”就是言重卦的看法，也就不能反映邵雍的真实思想，这一误解实源于朱熹对邵雍思想的改造而非邵雍本人。朱熹在解释邵雍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时说：“此图即其所谓‘因而重之者’也。故下三画即前图（按指《伏羲八卦次序图》）之八卦，上三画则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为八也。若逐爻渐生，则邵子所谓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者，犹见法象自然之妙也。”（见《周易本义》）从朱熹叙述的语气看，他自己心里其实也是明白的，邵雍所言并无所谓重卦的问题。“邵子所谓”就是“逐爻渐生”的一分为二之“妙”法。所以要将六十四卦图联系到重卦，首先是因为《易传》已确定了这样一种体例，而朱熹自己也需要由此去敷衍的缘故。

朱熹将八卦相错与重卦联系起来的理论来源，一方面，可以认为朱熹在获得了六十四卦次序图和方位图等以后，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对前人思想的理解作出创造性的解释和发挥；另一方面，他也是在吸取自邵雍以来的不同思想家的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学说的。所以尽管他肯定重卦，但他毕竟又是“一分为二”的坚定维护者，其思想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所谓一分为二之法“犹见法象自然之妙也”。一分为二之“妙”，就妙在体现了自太极分化开始的天地万物生成的最一般的规律。但由此深入，也可以从这里引出一般的方法论意义，即重卦之所以可能，必须是建立在符合天道运动规律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早在《易传》提出“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和“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易卦生成原则之时，就已经预示了重卦与天道变化之间的某种内在的联系。对此加以揭示，正是对朱熹有过重要影响的湖湘性学的创始人胡宏的重卦说的一个根本特点。在这里，如果我们把邵雍圆方图的上三画与下三画变动的位次颠倒一下，将动上不动下变成为动下不动上，就正好是胡宏的重卦说。

   （二）立足“重道”论“重卦”的胡宏图式

胡宏作为“理学”的最初总结者和“北宋五子”的提举人，他对他许之为“西洛先觉”的邵雍的思想是非常看重的，他的八十卷《皇王大纪》基本上采用的就是《皇极经世》的编年。但他的“重卦”说及其由此而成的圆方图式，却又明显区别于邵雍。因他将阴阳升降、时辰变化直接用作了八卦相重并得出六十四卦的前提和基础。

他认为：“六甲十二辰者，二十四卦之祖，三十二卦之宗，重之为六十四也。两地而三天数之所起也，吉凶之征也。”（《帝太昊包犧氏》，《皇王大紀》卷一）六十四卦均由“重”卦而来，但不论是《系辞下》还是《说卦传》所言，都是着眼于卦画本身的相错和重叠，没有提示它与天道运动到底是何关系。胡宏却突破了这一框架，他将六甲十二辰引了进来，认为如同六十甲子是由十二辰逐渐累积相重而来一样，六十四卦也是由八卦逐渐累积相重而来的。（见右图[2]）

在这里，十二辰并不局限于通常意义的十二地支，而是天道整体的代表，所谓“使支干相配为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矣”（同上）。十二辰是天干地支和合的产物，它的循环周流涵盖了整个天道。所以，六甲十二辰不仅是指时间也是指空间，不论是岁月昼夜还是东西南北，都是在它的循环运动中确定和实现的。那么，作为天道运动的理论再现的六十四卦的重叠生成，自然也就产生于这一系统之中。

图中，十二辰自纯阴之子至纯阳之午为阳升阴退，自纯阳之午至纯阴之子为阴升阳退，与八卦自纯阴之坤至纯阳之乾、自纯阳之乾至纯阴之坤的阴阳消长升退的情况相似。不过，由于六十甲子是十天干依次与十二地支相重，当天干循环一圈后进入第二轮与地支继续相重时，首起之甲干与戌支相配，比起第一轮之甲干与子支相配的位置来，实际上是退行的，如此逐圈而退，直至每一天干与每一地支全部循环周遍，六十甲子遂由此而得。这一方法便被胡宏理解为由八卦循环相重而进至六十四卦的途径和母本，他故以祖、宗之名来称之。具体相重之法，按他所叙即为：自纯阴之坤卦开始，循阳升阴退、阴升阳退的模式，按顺时针方向以本卦与次卦依次相重（含自重），循环一圈得八卦；然后从第一圈结束之艮卦开始继续相重，得十六卦；再然后是离卦，得二十四卦；再接着是巽卦，得三十二卦；……直至震卦，得六十四卦。下面根据胡宏之意，将本按圆周循环的顺序，为排版方便而改为自下至上的顺序，自左至右依次排列出八经卦经八次相重而所得之六十四卦。简单的概括就是，干支顺配，阴阳升降，逐圈而退（见右图）。

可以看出，这一排列形式上也是一个六十四卦方图，但与邵雍的方图相比，在排列次序上是不同的。邵雍的次序既然是基于爻画之一分为二，二分为四，……三十二分为六十四的模式，即以他的“大横图”及其二分法为母体，双方的结果必然也就有所不同。简单的比较就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是多方面的：（1）邵雍图式是从纯阳之乾开始变化，胡宏图式则是从纯阴之坤开始重叠，故二者在整体格局上便不相同。（2）尽管双方图式都是三画变（动）与三画不变(静)的统一，都预示着每一卦的生成都是一个动与静、变与不变相互作用的产物，但邵雍是以下卦为主，下不变而上变；胡宏则是以上卦为主，上不变而下变。（3）邵雍八经卦自西北至东南纵贯方图，胡宏八经卦则全部位于每宫八卦之首。因为凡言重卦，首先自身要能够相重，才能推行到它卦，自身不能重，焉能重它？这也有助于说明邵雍并不需要重卦。

而就胡宏来说，重卦对他却是十分重要的，他的图式都是围绕着重卦来做文章。由于重卦的基础是三画卦，所以“三”在他也就成为图式变化的一个度量界限。他说过：“图之真数，三而已。”（《炎帝神农氏》，《皇王大纪》卷一）“三”作为重卦之基，又是八卦变化之极，而物极则变是易学最根本的规律，所以每一宫八卦变化终结之时便是下一宫八卦变化的开始。此时作为变化终结的末卦便动（变）静（不变）互易，被重卦（下卦）上升为主重卦（上卦），开始了下一宫八卦的循环相重。在这里，动静和合的意义可以从体（静）用（动）的统一来理解，静体不变而又体现在变中。这在从八卦到六十四卦的整个重卦过程中都是如此。故坤宫八卦到坤与艮相重、坤卦完成其使命后，原为被重卦（下卦）的艮卦便接替坤成为主重卦（上卦），从而开始艮宫八卦的第二轮循环相重。以此类推，每一宫八卦都是在首尾交替、动静互易、始终循环的运动中重叠而成的。即由艮转离、由离转巽、由巽转乾、由乾转兑、由兑转坎、由坎转震，震之末则又重新回复到起始之坤，以示原始返终之义。

与此相应的胡宏重卦说的特点，就是在以三为极和动静和合的前提下，不论是左右还是上下，卦与卦之间，或上卦或下卦，阴阳爻都是首尾相接，前后呼应的，始终遵循着六甲十二辰之阳生阴退、阴生阳退的规律。这说明了胡宏对于代表着天地万物演化发展的卦爻之间的阴阳升降和交替运动，是有着相当透彻的了解的，而他将这种卦爻间、实即天地间的阴阳交替运动融于时辰的循环推演之中，则充分表明了时空在运动中的统一和转换。

从形式上看，十二辰是一个圆周，八卦也是一个圆周，这种时间的圆周运动是从空间的日、月等圆周运动导出来的，反之，也正是有了时间的参照，天体运动的任何空间位置才有真实的意义。当然，天体运行的圆周在他是一个三百六十度的理想正圆，它们各自围绕着自己的“圆心”而转，这或许反映了在他那个时代对于三百六十度的“日随天而转，月随日而行，星随月而现”（《帝太昊包犧氏》，《皇王大紀》卷一）的合规律的天体圆周运动的理想主义的看法。

不过，星随月而现，月绕日而行，日则随天而转，天又围绕什么转动呢？在天文学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北极，而在哲学的意义上那就只能是太极。就是说，伴随着重卦而展开的天道的圆周运动，最终是受制于位居其中心的太极的作用的，正是太极的运动才造就了重卦和天道的循环。如他所说：“卦之必重，何也？天道然也。天道何为而然乎？太极动，则重矣。天道无息，故未尝不重也。非知天地之机者，孰能识之？”（《知言·漢文》，《胡宏集》，42页）所谓天地之机，即他这里所讲的太极动——天道无息——重卦的宇宙运动的规律。“重”之重要，就在于它并不仅仅是指重卦本身，它还是“函三为一”（《黄帝轩辕氏》《皇王大纪》卷二）的太极按子卯午酉、阴阳升降之道分化的轨迹的表现，故“重”可以说是宇宙闲的最一般的运动。“天道无息”依赖于“重”，天道的永恒和无限，正是在这种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循环往复的运动中实现的，故谓之“天地之机”。扩展开来，他认为“两地而三天数”亦由此所引起，这更明确地反映了胡宏以“六甲十二辰”之“重道”为宇宙最基本的运动和生成模式的观点，即后来以两、三之数的不同组合所构成的整个天地之数和万事万物的生死变迁，都是以此重道为源头的。

所以，胡宏之重视“重道”，正在于“重道”是“重卦”的基础。事实上，易卦的变化如果不能反映天道运动，那它本身也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在这里，胡宏不理会《说卦传》的“八卦相错”而直接讲《系辞传》的“八卦相重”，并以上卦静而主动、下卦动而合静渐次完成六十四卦作为基本的重卦方法。虽然这在易学史上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它对于如何认识重卦的问题毕竟也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三）“错”“重”有分、“重”“变”和合的来知德图式

明代易学家来知德重新对相错与相重的问题进行了思考，明确将在朱熹那里混同为一体的重错问题区分了开来。他首先对《说卦》的“八卦相错”重新进行了解释，认为：“相错者，阳与阴相对待，一阴对一阳，二阴对二阳，三阴对三阳也。故一与八错，二与七错，三与六错，四与五错。八卦不相错，则阴阳不相对待，非易矣。”（《说卦传》，《易经集注》卷十五）来氏实际上延续的是邵雍的八卦方位，明确所谓“相错”就是指八卦阴阳的正相对待，是相互平行的对待而非上下卦的重叠，故“相错”与“相重”并无关系。宋儒的混乱源于他们对“错综”之说并不了解。故称：“宋儒不知错综二字，故以为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殊不知此专说八卦逆数方得相错，非言六十四卦也。”（同上）

“八卦相错”只是因八卦相互间的顺逆关系而起，相错与顺逆相互发明，而与六十四卦根本无关。就是说，因为是逆数，所以巽五及其随后的坎六、艮七、坤八不顺接于震四之后，而是逆接于乾一之后，由此形成八卦阴阳相互对待交错并从而生成万物的态势。换句话说，相错需要逆数，逆数以形成相错，这是讲阴阳的相互作用而非六十四卦的相重。

对于重卦的生成，来氏解释《系辞下》“八卦成列”一段话说：“三画上复加三画，重乾重坤之类也。阳极于六，阴极于六，因重成六画，故有六爻。‘八卦成列’二句，言三画八卦；‘因而重之’二句，言六画八卦。至‘刚柔相推’，言六十四卦，如乾为天，乾下变一阴之巽，二阴之艮，三阴之坤，是刚柔相推也。”（《系辞下传》，《易经集注》卷十四）因阴阳爻均以六画为极，所以需要三画上再加三画，以“重”成六画，其重之方则是三画卦每一卦之自重。即从       

  八卦得

八卦。

 

故在他就有三画八卦和六画八卦之称。 但也正因为如此，来氏也就把其余五十六卦与“重卦”区分了开来，它们与重卦的关系是间接的。换句话说，“重卦”之方只解决八卦自身，余者则被归入了以八重卦为基础的“刚柔相推”生变的另一序列。

    所谓“刚柔相推”生成五十六卦，是说先以六画八卦为母本，每一卦从下卦初爻开始刚柔互变，如乾卦：一爻变为阴成巽卦，乾上巽下得姤卦；二爻变为阴成艮卦，乾上艮下得遯卦；三爻变为阴成坤卦，乾上坤下得否卦。此后进入到上卦，四爻变为阴得观卦；五爻变为阴得剥卦；而第六变则由四爻变复归本卦，得晋卦；第七变则下卦全卦复归本卦，得大有卦。如此一番“刚柔相推”，生成乾宫七卦，连同本卦共八卦，即：乾、姤、遯、否、观、剥、晋、大有八卦。余下兑、离、震、巽、坎、艮、坤七宫照此理类推，产生全部六十四卦。

所以要如此变化，来氏的理由是：“三画若不重成六画，则不能变六十四；惟六画则即变六十四矣。所以每一卦六变即归本卦，下爻尽变为七变，连本卦成八卦，以八加八即成六十四卦。”（《杂说》，《易经集注》卷首）尽管来氏的八卦同样是从《易传》的“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而来，属于伏羲八卦系统，但他论六十四卦生成却明显与邵雍不同。他首先肯定“重卦”的价值，三画八卦重成六画八卦是全部六十四卦生成的基础，故必须先有六画才能有六十四卦。“变”是在“重”的基础上发生的。二者所反映的，是对待流行的天道变化的现实。

他又说：“古之圣人见天地阴阳变化之妙原是如此，所以以‘易’名之。若依宋儒说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八分十六、十六分三十二、三十二分六十四，是一直死数，何以为‘易’？且通不成卦。惟以八加八方见阴阳自然造化之妙。”（同上）邵雍和朱熹的一分为二模式在来知德看来是一种死板的数的分裂，不能反映微妙不测的天道变化。它既不善为“易”，又不能确定成卦。而他自己的由“重”卦到“变”卦、渐次相加生成六十四卦的方法，才是真正体现了天地间阴阳造化的精微 奇妙的。

按照来氏的方法所得出的六十四卦（见右图），是一个有别于邵雍而与胡宏图式较为接近的方图。胡、来二图都是以三画八卦为前提先自重，然后得六画八卦，故八宫卦首相同。在此之后，胡宏以上卦不变而主变、下卦渐次相重成该宫八卦；来氏则是渐次从初爻往上变化，故其本卦再加上一至三爻变所成之卦共四卦与胡宏相似，而另四卦实际上采用了汉易如京房的八宫卦次图的变化方式而又有别。就其原因，在于二人的指导思想不同，故其图式也就有异：胡宏是从严格的重卦运动出发的，注重的是以三画卦为基准的六十四卦的旋转相重和阴阳互补；来氏则是重卦与刚柔相推的结合，所以既要关注三爻重叠变化之本、又要考虑六十四卦的刚柔相生。

来知德治易的最大收获或成就就在于“错”“综”之说，但“错”“综”、主要是“错”的方法对来氏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是它们并不能直接解决由八卦到六十四卦的生成问题，朱熹混淆重卦与错卦、不懂得“错”卦的含义，正是来氏总结出来应当引以为鉴的经验教训，所以他必须要引进重卦的方法。但另一方面，“错”的方法本身又应当得到充分的贯彻，于是重卦的方法便只需要提供六画八卦作为母本，余下的五十六卦可以而且事实上也确实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错卦的原则。所以在来氏，重卦与错卦两方面互不可缺，互相补充，以完整地说明全部六十四卦的生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新儒家们对“重”、“错”之义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与传统儒家一样，都力图将“重”、“错”的问题与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联系起来。而太极作为本原在这里便是立论的基点，尤其是宋儒，更强调要将太极生万物、生六十四卦的原则一直贯彻到底。所以，胡宏不能让太极——重卦的运动止步于八卦，不同意多元的易卦生成方法。而朱熹混淆重卦与错卦的不同原则和方法，亦不是要回到传统儒家，而是体现了他要将太极生万物的思想贯彻到一切事物活动之中的理论目的。因为一旦涉及到本原、本体对万物的相互关系，理学家大都是坚持一元论的原则的，尽管这可能并没有获得充足的理由。来知德的太极虽然并不直接就是宇宙的本原，但他以理（太极）气合一解释天道运动，仍然是将太极作为了重、错统一的本体论基础。

那么，从传统儒学对重、错原则的混沌不分，到邵雍、胡宏分别谈相错、相重，再到朱熹、来知德在分清二者基础上要求双方的统一，表现出了一种循环往复、原始反终的态势，当然在后的一方是站在了更高的层次上。后来的学者虽然可以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前人的思想做出评价，但总体上都采纳了从相重出发解释相错的方法。即使是反对以八卦的相互对待解释八卦相错的学者，也大多接受了朱熹总结的“上三画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亦各衍而为八”的次序递加而生成六十四卦的重卦之路。清初黄宗炎在批评了邵雍以相互对待解释八卦的相互交错后便认为：“故总言‘八卦相错’，谓不止于天地之交、山泽之遇、雷风之合、水火之重也。八象递加，转展变动，则成二篇之《易》矣。明白斩截，毫无藤蔓，容我装凑者。”（《周易象辞先天卦图辩》，《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下》附）就是说，在黄宗炎看来，“八卦相错”是一种普遍性的重卦方法，并不仅限于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之际，它要表明的，是“八象”之间的辗转变动，递加相重，最终生成六十四卦的重卦方式。显然，这是承袭了朱熹合相重与相错为一体的思路。正是这一思路，成为了人们今天把握重、错之方和六十四卦生成的默认的理论导向。

 

本文原载《周易研究》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