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在孔子以至儒家思想体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而过去研究孔子思想的人，对这一范畴似乎没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直”的基本内涵

“直”的基本含义是正直，其反义词是“枉”。枉即邪，即扭曲、不正。孔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樊迟不解其意，子夏解释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论语·颜渊》）舜举皋陶而不仁者远，汤举伊尹而不仁者远，因为民众由此而知，舜、汤之为仁君，重用皋陶、伊尹等正直之臣，断事公允，理事得当，仁者得以升迁，不仁者无可乘之机，遂洗心革面，从善如流，所以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直”是事物之常态，也是人心理之常态。作为常态，自然可以得到普遍的认同和接受。所以当鲁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正直之人当政，是即是，非即非，是者得其褒奖，非者得其惩罚，如此，社会安康太平，民众安居乐业，是为民之所服；邪恶之人当政，是不是，非不非，正直之人遭受压迫，邪恶之人得以重用，民众虽无力改变现状，但内心里却无法认同这种现实，是为民之所不能服。

“直”是事物之常态，也是人行为之常理。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何晏《论语集解》引马融之言曰：“言人之所以生于世而自终者，以其正直也。”又引包咸之言曰：“诬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人之所以生，人之所以得其长寿而善终，就在于以正直为法，遵行事物之常理，恪守人生之常道，是是而非非。不守常理、不行常道，颠倒黑白，文过饰非，也许可以免死。所以免死，并非出于事物之常，而是由于侥幸。君子直道而行，其所得，为事态之常；其所不得，并非事态之常而是出于不幸。小人不守常理，其所不得，为事态之常；其所得，却非事态之常而是由于有幸。故李充有言曰：“君子无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皇侃《论语义疏》引）现实生活中，君子常有其不幸而小人常有其所幸。颜渊四八而夭，而盗跖则得以享其天年，即是不幸有幸之别焉。

“直”作为事物之常态，作为人行为之常理，不仅具有正直之义，亦具有正义之义，具有“应当”、“本当如此”之义。“直”与“义”是有亲密关系的。韩愈曰：“行而宜之之为义”（《原道》）“义”的基本含义是“应当”，是超越个人利害考虑的正当性。“直”之为直，即具有“本当如此”、“应当如此”的性质。子张问孔子曰：“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论语·颜渊》）在这里，孔子严格区分“达”与“闻”的不同。达者质性正直，其所好者义也，其所行者正道也、正义之事业也。闻者假仁之名而无仁之实，其所好者一己之名也，不务实而专务名者也。达者德立而行成，行由德之所自发，其行为是质性正直之外在显现；闻者但求务名，其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博取名声，故有名而无实。《汉书·王莽传》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耶？以莽之奸邪，亦是好为闻人，故谗说殄行，不免震惊朕师也。”达与闻的区别就是务实与求名的区别。务实是在质性上做功夫，是强调行为本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其核心是“直”、是“义”。闻者但求其名之彰显隆烈，所作所为并非出于心之直、义之正。所以，凡闻者必无其实而必有其伪。有鉴于此，程颐谆谆告诫曰：“学者须是务实，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学何事？为名而学，则是伪学。今之学者，大抵为名，为名与为利，虽清浊不同，然其利心则一也。”（朱熹《论语集注》卷六引）达者务实，闻者务名。达者必直，闻者作做。

二、“直” 与“诚”的关系

“直”不仅与“义”相关联，亦与“诚”相关联。心直是以心诚为前提和基础的。“直”的本义是正直，而正直是事物之常态，亦是人之心理之常态。作为人之心理之正常状态，“直”所体现的正是人的心理的真实状态。如实反映、呈现心理的真实状态，即是所谓的“诚”。《中庸》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朱熹注曰：“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心之所思、言之所发、行之所为，以一贯之，无所差失，是即是，非即非，无虚伪、无造作、无邪妄，即是所谓“诚”。《大学》所教之“八条目”，其一目曰“诚意”。何谓“诚意”？“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 “诚意”是“自慊”而“毋自欺”。“自慊”是内外相符、表里如一，如人之好好色、恶恶臭，不待一点造作，不加一丝虚妄。“自欺”则是心里本来如此想，但却不敢承认，而以一种好听的招牌做幌子，以掩盖自己之真实想法。所以，“自慊”是“诚”而“自欺”是伪。孔子深责“乡原”，曰：“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乡原”之伪而不“诚”，在于“乡原”之似是而实非。何为“乡原”？孔子无有解释，孟子解释曰：“阉然媚于世也者”，又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阉然媚于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同乎流俗”、巧于饰伪、似是而实非，是“乡原”之基本特征。孔子“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孟子·尽心下》）因为“乡原”伪而不“诚”，似是而非，有乱德之象，故为孔子所深恶。

“直”以“诚”为基。“诚”是内，“直”是外；“诚”则“直”，“直”则“诚”；“诚”必“直”，“直”必“诚”。“诚”的基本含义是真实无妄。真实无妄即是不造作，即是表里如一。心如是想，口如是言，身如是做，即是“诚”。儒家强调“诚”，正在于突出心理与行为的一致性，突出行为的真实性。

“直”是“诚”的外在显现。在孔子时代，“诚”还不是儒家学说的重要范畴。强调“诚”，在儒家那里，是由孟子发其端的。而孔子当时，所强调的只是所谓的“直”。孔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论语·公冶长》）有人以为微生高为人正直，孔子以为非也。何以知其非？有人向其乞醋，其无有，却不敢言其无有，转而乞诸其邻而与之。是曰是，非曰非，有谓有，无谓无，之为“直”。是不敢言其是，非不敢言其非，有不敢谓之有，无不敢谓之无，何“直”之有？微生高乞诸其邻以应求者，亦只是曲意奉迎，掠美市恩。其内心所不能放弃者，只是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如此，又何以谈得上正直？乞醋本来是一件小事，人乞我，我有则与之，我无则可以明言之。不敢明言己之无有而乞诸于邻，是怕借者以为己有而不与也。怕人误会而乞诸于邻，是心存芥蒂而不坦诚也。明言己之所无，人或乞之他人。今不敢明言己之无有，转而乞之于邻以应求，不仅委曲了自己，亦是夺邻人之美而自居也。本来简单的人际关系，如此以来反而复杂化了。在现实生活中，如此事态并不少见。我或曾求于人，今人来求我，虽难以办到，也不敢拒绝，单怕落个忘恩负义的名声。看来要做到胸怀坦荡，做到正直，既不委曲自己，也不奉迎他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华言巧语，文过饰非；满脸堆笑，以取悦他人；毕恭毕敬，超过正常限度。如此之人，处心积虑，用心邪恶，孔子与左丘明以为可耻也。本来对某人深为怨恨，但出于个人利害的考虑，把自己的怨恨收藏起来、掩盖起来，反而以友好的态度对待他人。如此之人，不惟虚伪，更献其媚，孔子与左丘明以为可耻也。微生高乞诸于邻以应求，只是不诚实而已，并未对他人造成太大的危害。然而如果任其发展，必然会做出“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这般可耻之事出来。所以，孔子教人，最是从细微处入手。人之“直”与不“直”，亦可从细微处看出。

三、孔子“直”论的人格要求

道家有所谓“以德报怨”的理论。老子认为，“和大怨，必有余怨，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老子》七十九章）“以德报怨”，在老子那里，是一种政治上的策略。而在孔子这里，则是一种个人修养的功夫。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以德报怨”当然优于“以怨报怨”。“以怨报怨”，怨怨相报，永远无法了结。然“以德报怨”，用意过于显露。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我一定要做一件对得起你的事，让你自己去思量，让你自己去反省。如此之“德”，带有极强的工具性。因其带有极强的工具性，此“德”亦不可谓之真正的德。德之为德，就在于自然而非出于强迫。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老子》三十八章）“上德不德”，并非无德，“不德”是不以德为求，不以施德为直接目的，其行为不过是内在心性之自然显发。如孟子所谓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人见孺子将入于井，而生怵惕恻隐之心，并非想要由此而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亦非想要因此而誉于乡党朋友，否则其行为就不具有道德价值。所以，“以德报怨”不若“以直报怨”。

“以直报怨”的核心是“直”。而“直”以“义”为基础。“义”的基本含义是“本当如此”、“应当如此”。董仲舒谓曰：“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春秋繁露·仁义法》）不管他人如何待我，而我该怎么待人就怎么待人，绝不受他人态度和行为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义”，这也就是所谓的“直”。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我不会“以怨报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使你受到应有之惩罚；我也不会“以德报怨”，故意做出对得起你的事情，从而让你自己去思量、去反省，让你感到无地容；我会一如既往，该如何待你就如何待你，全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你也许以为我在“以怨报怨”，你也许以为我在公报私仇。如何看待这一切，如何进一步对待我，那是你的事。你心里如何想，我都不做考虑，该怎样待你就怎样待你，这才是所谓的“直”，这才是孔子所推崇的态度和行为。可以看出，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它意味着不怕被人误解，不怕被人误认作小人，它意味着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

正直之人首先要具有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这种无所畏惧不仅在于不怕打击、不怕报复，更在于不怕误解，不怕陷害。孔子讲“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按照“以直报怨”的逻辑，“以德报德”亦不值得提倡。因为“以德报德”的逻辑与“以怨报怨”的逻辑并无多大区别。不因为他人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而我也做出同样的事情相报复，也不因为他人做了对得起我的事情而我也做出同样的事情相报答。该如何就如何，不管别人如何待我，我将一如既往地待人。“以直报怨”、“以直报德”，这才是儒家所倡导的精神。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父子关系是儒家最为强调的一种关系。《郭店楚墓竹简》有《六德》一篇，指出：“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 在孔子以至稍后的时代，父子关系远远高于君臣关系。君臣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都是可以改变的，惟有父子关系，一旦发生，就是不可改变的。父子关系不是利益关系，甚至不是情义关系，而是一种最为亲密的血缘关系。此人是你的父亲，无论如何，这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事实。处理父子关系的根本是慈与孝，亦即父慈子孝。慈孝之中，儒家更强调孝。认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是为人之子的根本，如果离开这一根本，不仅不能谓为人之子，甚至简直就不可谓为人。《礼记》曰：“孝弟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礼记·冠义》）一个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人，只有当其懂得了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并切实履行当做之事时，才可以称为人。《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始于事亲，如何事亲？孔子讲，要树立敬心。“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有敬心，即是要立诚，要诚心诚意孝顺父母。孟子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下》）赵岐注曰：“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不陷亲于不义，是孝的最基本的要求。不陷亲于不义，诚心诚意地孝顺父母，是每个人子必须努力做到的，也是每个人子必须自觉遵守的。子之爱父，父之爱子，是自然而然的，是无须任何外力使然的。如王阳明所言：“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传习录》上）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亲都不爱，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爱，而置自己的父亲、自己的儿子于不义，那么这个人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我们对这个人还能有什么期待呢？父慈子孝，就其无须任何外力使然而言，是父子关系之常态，这一常态本身即体现了父子之“诚”、父子之“直”。

“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子何以要证父之窃羊？是因为在子的心目中有一个更为强大的东西压倒了对于父的爱，对于父的孝。那么这一可以压倒对于父的爱、对于父的孝的东西是什么呢？只能是对于自己的爱，只能是狭隘的私利。为己之私利而陷父于不义，这难道是人子可为之事吗？相反，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所体现的正是父慈子孝，所体现的正是父子关系的常态，所体现的正是父子之“诚”、父子之“直”。所以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父子相隐”表现出的是人情之常。而这一人情之常维护的是人伦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层关系。如果父子关系遭受破坏，所破坏的不仅仅是父子关系，而是整个社会赖以维系的根基。《韩非子》书中记载有一则故事：“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韩非子·五蠹》）窃羊一事固然对社会有危险性，但由此而引发的子证父之窃羊，则破坏了正常的父子关系，破坏了整个社会赖以维系的根基，此一危害远远超过了窃羊这一事件本身。所以，父子相隐，不仅反映了父子关系的常态，而且有助于维护人伦关系的根本，故此孔子对其持肯定态度。

子不可证父，不仅出于人伦之常，而且子从来不具有证父的资格。在子看来，窃羊者为己之父而非己。而问题在于，窃羊者为尔父而非他人之父。在尔看来，窃羊者为尔父而非尔自己，而在他人看来，这里的差别其实并不很大。《白虎通》曰：“君不为臣隐，父独为子隐为何？以为父子一体，荣耻相及。”（《白虎通·谏诤篇》）父子关系是永远不可改变的，是荣辱与共的。 “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在子看来，父为父，己为己；而在他人看来，尔父为尔父而非他人之父。尔可以举报他人之父攘羊越货，却不能举报自己的父亲越货攘羊。一个人，作为独立存在的实体，作为一个自然人，有很多权利和义务，可是，并不具有指证自己父亲的权利和义务。因为一个人天生不具有、后天亦永远不可取得这样一种指证父亲的资格。

子不证父，父不证子，“父子相隐”，乃人情之常。儒家对于父子人情世故的关注，并非只停留于人之常情的层面。父子关系的本质是“父子一体，荣耻相及”，“一体”意味着永不分离；“相及”意味着相互担当。孟子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下》）赵岐注曰：“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孝”并非一意曲从，不是不分是非，而是要替父母着想，而是在父母未为不善时，力谏；父母已为不善时，勇于自己承担。用现代的观点讲，一个儿子或父亲所能做的，不是当自己的父亲或儿子违法犯罪以后取指证他，也不是千方百计去包庇他，而是劝告其投案自首，而是勇于担当由此所产生的一切责任。

孔子“直”论所标举的人格，是一种胸怀坦荡的人格。这样的人，不怀旧恶，不计新仇，是即是，非即非，有则言有，无则言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就怎么做。不虚伪、不造作，不贪图虚名。这样的人，由于心地纯真，胸怀坦荡，由于不图虚名，所以不怕误解、不怕陷害、不怕打击报复。这样的人，代表着公正、良心，代表着正义、正气，不管别人如何待他，他都会一如既往地待人。这样的人，不把人伦操守当作空洞的教条，而是将其化作自身自觉的行为。

正直、公正、坦诚，是“直”者的基本品格。如果说，孔子所标举的“君子”，还是一个儒者的形象，那么，孔子所提倡的“直”者，则具有一般和超越的意义。“君子”以行仁、扬义、守礼为基本操守，这是儒者之为儒者的根本所在。所以，“君子”是有具体规定性的。一个人可以信奉儒家理念，成为儒者，成为“君子”，也可以不接受儒家理念，做一个普通人。然而，不管一个人接受不接受儒家的基本理念，正直、公正、坦诚，应当是为人处事的正确的心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所提倡的“直”，更具有一般意义和超越性。

 

（本文第一次公开发表于《孔子研究》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