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发展与思想争鸣（提要）

陈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儒学何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达两千年之久？从思想层面上，人们往往将其归之于董仲舒的“独尊儒术”。这是不全面的。儒学之所以能长期发展，也是与思想争鸣分不开的。这种争鸣一是展开于儒家内部，一是展开于儒家与其它思想之间。前者使儒学基本原则能以不同形式和从不同侧面得到引申；后者使儒学能吸取他人之长以克服自己之短。儒学在这两方面的争鸣中得到更新和丰富。
1、 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是先秦孔、孟、荀所奠定的原始儒学的基本原则
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固然增强了儒学的力量，但也造成了它的神学化、虚伪化和繁琐化；这些弊病消蚀着儒学的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酿成了儒学的危机。从两汉到魏晋，以援道入儒为形式的儒道争鸣，以道家的自然原则来清除这些弊病，神学化的儒学经王充而演进为玄学化的儒学，重现和发展了儒学的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
    2、援道入儒使得道家作为儒家的争鸣对手而崛起，松动了儒学独尊的局面，从而衍生出儒道释鼎立相争的局面。在这过程中，佛道走近儒家，而儒家则吸取了它们的长处，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佛学的世间即出世间，吸纳了儒学的人道原则，也启发了儒学的人道原则：如何把现实人生和精神超越相统一。宋明理学正是受此启示，提出了“极高明而道中庸”。佛学的“转识成智”，调和了与儒学理性原则的矛盾，其中理性直觉的“顿悟”则被宋明理学所汲取。道教追求长生享乐，蕴含着对现世人生的关注和探求自然的科学理性。这既浸透着儒学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也反衬出儒学对感性欲求和科学知识的轻视。宋明理学程度不同地意识到了这些不足，对此作出了应答。
3、 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宗旨，伸张正统儒学的人道原则和理性原
则，而与之争鸣的荆公新学和事功之学，则以承继非正统儒学为主来发展儒学的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这使儒学避免走入专注于正统的偏狭之途。理学内部也有不同派别的争鸣，最突出的是程朱和陆王。陆王对儒学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所作的不同于程朱的阐发，带有弱化理学正统性的色彩，由此孕育出了李贽式的儒学叛逆者。这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儒学的演进：一是造成了对理学正统性的冲击，这就决定了儒学的向前发展必须是对理学的扬弃；另一方面又决定了这一扬弃将以回归原始儒学的形式出现，不与叛逆者相混淆。
    4、明清之际儒学的发展正是上述两方面的重叠，即以回归经学（原始儒学）的形式来扬弃理学。这是儒学内的又一次争鸣。它对于儒学的演进，有着不同于以往儒学内部争鸣的意义。它以天理和人欲的统一来批判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使原始儒学的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相统一的传统实现了螺旋式的上升，同时为儒学的基本原则注入了近代的潜流，即在人道原则上开始批判君主专制对个体的践踏，在理性原则上开始摄入科学之知的光辉。
综上所述，儒学的发展也是在思想争鸣中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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