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儒学的复兴

牟钟鉴  中央民族大学

一

东亚各国在历史上曾是礼义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而儒学则是东亚文明的核心和代表。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兴起，它带来了市场经济的空前繁荣、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和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为农业文明所望尘莫及。工业文明在本质上是国际化的，需要殖民地，需要向国外寻找原料和市场。当它进入东亚地区以后，这里的农业文明抵挡不住它的进攻，遭遇了历史性的失败。东亚大部分国家先后成为西方工业强国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被迫用自己的血汗，为西方积累巨大的财富，境况是很悲惨的。东亚传统文化的命运总是与东亚社会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当东亚社会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的时候，它的传统文化也进入衰落时期，儒学从主导地位退到边缘地带，儒学在它的发生地中国，甚至一度被进步人士视为保守、过时的思想文化，视为现代化的障碍，因而遭到猛烈抨击，说明东亚人对自己的固有文化丧失自信。在西方文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学缺乏个人主义和开拓意识，不能促进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那么东亚的出路何在呢？东亚社会如何复兴呢？东亚是否只有全盘西化一条出路，还是可以走出自己特有的道路？这个问题成为二十世纪东亚人最为关心的时代课题。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实行“脱亚入欧”的政策，努力步西方资本主义的后尘，发展工业，增强国力，在东亚各国中率先成为可以与西方列强争雄的强国。“脱亚入欧”的政策固然使日本一时强大，但由于日本主流社会抛弃了儒家的仁爱忠恕之道，接受了欧美国家殖民主义和穷兵黩武的意识，结合本土武士道精神，遂形成了东方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前半叶，实行野蛮的扩张侵略，给东亚邻国带来巨大灾难，最终也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遭受历史的惩罚。历史证明，军国主义是没有出路的。二次大战之后，日本多数国民主张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就意味着在文明的发展上要回归亚洲。依目前情况而言，经济上高度发达的日本，在文化的路向上，仍然处于徘徊之中，似乎没有做出最后的选择。
二次大战之后，除日本外，东亚各国纷纷独立，并从六十年代起，先后加快了社会发展的步伐，出现了经济的腾飞。起初，日本的崛起被认为是亚洲的例外，接下来又有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它们取得了奇迹般的发展，令世界注目。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抛弃了苏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陈旧模式，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到了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国际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中国的南方邻国越南在开放和革新的政策指导下，也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目前东亚儒学文化圈内的国家和地区，是全球经济发展最有活力和最有竞争力的地区。这是一批国家的成功，而且恰恰都处在东亚儒学文化圈之内，这就不能不使人们思考：东亚现代化的辉煌成就是否与它的古老文明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也不能不使人们产生一种期望：东亚社会的复兴将意味着以儒学为主的东亚文化的复兴。
二十世纪是东亚悲喜交加的世纪，是使东亚人刻骨铭心的世纪，是东亚文明经受磨炼、浴火再生的世纪。东亚人在西方文化大潮的冲击下，既没有采取全盘西化的路线，也没有采取拒绝主义，而是在不断反省自己的传统文化和维护东亚文化基本价值的同时，敞开胸怀，拥抱西方文明，认真学习西方优秀的文明成果，用来振兴东亚。东亚也走过弯路，付出过惨重的代价，但是东亚人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超越自己，终于使自己的文化发展走上了融合东西、贯通古今的理性化、健康化的道路。东亚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乃是东亚文明重新焕发光彩的重要表现，乃是东亚文化生命开始顺畅的必然结果。在这其中，儒学精华的显露和它对东亚人的薰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儒学的精华很多，仅就它对东亚复兴的推动而言，主要有三点。第一，自强不息、刚毅不屈的精神。孔子说；“匹夫不可夺志”，又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又说“勇者不惧”。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儒家非常重视人格的独立和尊严，要人们学习大自然生生不息之德，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奋斗不息。儒家的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已经渗透到东亚人的性格中去，塑造出无数的仁人志士，支撑着东亚社会的正气，使东亚各国在遭受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时候，不断奋起反抗，始终没有屈服；也使东亚各国的精英，在国家贫弱、民族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千方百计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并为振兴国家民族全力拼搏，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正是他们的奋进，才使东亚国家克服千难万险，衰而复兴，在二十世纪后期重新站立起来，走向繁荣富强。东亚社会能有今天，不是命运的恩赐，而是东亚人艰苦奋斗的结果。
第二，仁爱贵和、敬业乐群的精神。儒家从仁道爱众的精神出发，主张社会和平与人际和谐，追求国家和民族的稳定、团结及民众的安居乐业，既反对国家之间的不义战争和欺人霸道，也不赞成国家内部的压迫和争夺。孔子的思想以忠恕之道为基础。“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即关心人，帮助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体谅人，尊重人。这是社会道德的基本原理，也是社会稳定的基本保证。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谓“人和”，就是内部团结、步调一致。他还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赞成“以德服人”的王道。《易传》提出“保合太和”的理想境界，这也就是《礼运》所追求的大同世界，其特点是天下太平，社会公正，生活富足，道德优良。儒家这种友爱和谐的思想深深印入东亚人的脑海，成为民族群体的追求。东亚人饱尝了外部侵略和内部混战的痛苦，一旦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时运，便毫不犹豫地抓住它，排除西方斗争哲学的影响，对外努力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实行睦邻友好政策，对内全力维护社会的稳定，建立有效的社会管理体系和生活秩序，在团结和稳定中推进社会改革，在社会改革中求得社会发展，又通过社会发展来改善民众的生活和生存的环境，形成社会诸要素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良性互动。东亚地区数十年来没有发生战争，社会相对安定，人们的主要精力可以用在建设事业上，这是东亚现代化事业发展快捷的重要原因。
第三，厚德载物、兼收并容的精神。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观，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又主张多样性事物之间要平等共处，和谐互补。《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强调宇宙的多样性和真理的多元性。《易传》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应像大地一样，胸怀宽广，容纳得下各种各样的事物。《易传》又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在前进中保持着差异，在差异中又可以沟通，因此文化上百家争鸣是正常的。儒家的多元宽容的文化理念后来成为支配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原则，成为多数朝代的主流文化政策。由此有魏晋以后中国文化对印度佛教的大规模吸收，使佛教与儒、道相融合，这种融合成为世界上异质文化交融的典范。这是一次打破民族与国家界域的和平文化交流；在文化交流中，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彼此借鉴，相得而益彰。佛教后来又通过中国流传到东亚其他国家，进一步与各国文化相结合，形成东亚佛教文化圈，它与儒家文化圈重叠在一起，成为东亚人两大精神支柱。东亚人有了这样一次吸收外来文化的成功经验，在心理上变得更加开放和宽厚。因此，当近代西方文明大潮席卷亚洲的时候，东亚人一方面不甘心作西方附庸，奋勇起来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另一方面，也没有因为西方文明的侵略性而拒绝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而敢于和善于向对手学习。特别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东亚国家较快引进西方市场经济机制、先进科学技术和国际资本，在经济上迅速与国际市场接轨，因此取得日新月异的进步。这是东亚社会第二次与外来文化碰撞、融合，其规模比第一次更大，程度更深，成果也更加丰硕。从表面上看，东亚的现代化是抛弃儒学传统的结果，因为儒学中确有与现代化抵触的成分；但从深层次来说，东亚社会现代化之快速与东亚文明中儒学的博厚悠远、善于吸收的传统是分不开的。
儒学文化中还有许多长处，可以推动现代化事业。例如儒学注重家庭伦理和社会公德，主张用德治与礼治补足法治之缺失；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倡导经世致用，义利统一；还有开源节流，富民贵民等等，这些优良思想传统已经和正在东亚社会转型中发挥积极作用，只是许多人日用而不知罢了。

二

无可讳言，儒学虽包含着许多普遍价值和现代性内容，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自身被陈腐的教条所束缚，未能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同时也由于西方文明主导世界潮流，中国也一直处在社会革命高涨时期，从而反传统思潮盛行，二十世纪的儒学确实衰落了，进入沉寂时期，它的优秀成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国民精神和民俗传统在自发地发挥影响，而在自觉的层面上，儒学不再是主流文化。
近二十多年来，情况在发生重大变化，儒学从长期沉睡中苏醒，开始了它复兴的进程。表现之一是儒学重新回归它的故乡中国，从被放逐到被接纳，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孔子和儒学在中国不仅从反面教员变成正面形象，而且地位日渐提高；社会上下大都把儒学作为民族文化主干进行研究和资源开发，用以改善社会精神生活。表现之二是儒学正在成为东亚各国之间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精神纽带，成为东亚人一种共同的文化语言，在拒绝“西方文化占领”和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中，儒学成为东亚价值的代表。表现之三是儒学开始走出东亚，走向世界，成为当代公认的世界性重要文化思潮之一，正在积极参与各大文明和各大宗教之间的对话，为建立全球普遍伦理和回应世界性的各种危机作出自己的贡献。“儒学与21世纪”成为国际文化讨论中的热门话题，儒学在欧洲和北美拥有一批人数越来越多的热心研究者和同情者。
现在儒学的复兴已经度过了“一阳来复”的初级阶段，正进入大规模地普遍地综合创新阶段，参与者远远越出学界而扩展到社会各界。儒学无论在中国在东亚，还是在世界，已经从边缘返回主流文化区域，成为各国不能忽视的一种文化力量，引起当代一流学者高度的关注。美国国际政治学权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认为西方文明正在衰落，而儒教文明将与伊斯兰教文明一起成为西方文明的重要对手。虽然他并不真正了解儒学文明所具有的和平性格和宽容精神，不了解儒学的复兴并不构成对西方文明的威协，却会给世界带来福音，但亨廷顿对儒教文明及其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却表明儒学已经重新崛起，并开始发挥广泛的影响和巨大的潜在能量。
东亚儒学的复兴有着深刻的必然性。首先，儒家文化是世界上最具原创性的古老文化之一，它的内蕴极为丰厚，以其特有的智慧，揭示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和人生常道，这是人类无法拒绝的。如果没有儒学，人类文化会有重大的缺陷；人类如不借助儒学的精华，今后将无法顺利前进。所以儒学成为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英国哲学家罗素，历史学家汤因比，罗马俱乐部主席佩奇，澳大利亚学者李瑞智、黎华伦，都先后著文指出儒学对人类文明转型的重要意义，说明儒学有着吸引世人的不可抗拒的魅力。
其次，东亚社会的全面崛起，成为二十世纪后期世界发展的重要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的“亚洲文化落后”的观念，也增强了东亚人的文化自信力。东亚奇迹显示了儒学的现代性，显著地提高了儒学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虽然关于儒学在东亚现代化中的作用有多大，在学界存在着争论，但是儒学的很多内容并不与现代化相矛盾，甚至有积极推动作用，却是一般人都承认的。这就打破了韦伯关于儒学不能适应现代化的武断结论。大家都知道，韩国是在社会生活中保存儒学最多的国家，它的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其中儒学为社会提供了良好道德风气、德才兼备的知识精英以及家庭稳定促进社会稳定，都是现代化过程中必需的条件。韩国的经验值得大家总结和学习。
第三，西方文明在度过它的鼎盛期之后，开始显露出一系列的弊病。它的个人至上、金钱万能、崇尚斗争和科学主义，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利和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人类精神空虚、人情淡泊、人际紧张和社会冲突加剧以及生态环境恶化，有识之士莫不为此而忧虑。而儒学所表现的人类纯朴而伟大的人生智慧，在现代社会畸形发展的衬托下更显现出它的早熟性和前瞻性，适足以弥补西方文明的不足。儒学贵仁重德的人生观，主和尚通的人际观，天人一体的宇宙观，是医治现代社会病态，促进文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重要资源。

三

儒学的复兴，除了一般的历史条件以外，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我们应当及时抓住这一难得的时机，把一个经过转化的现代新儒学树立在东亚和世界上。
历史机遇之一，就是东亚各国结束了社会革命和社会斗争高涨时期，转入以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为主的平稳时期。儒学的中庸精神决定了它的改良主义性质，它难以成为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却是社会稳定与和平改革的强大精神力量。它既提倡社会正义和正气，具有批判意识，同时又主张循序渐进，有因有革，不会引起社会大动荡、大破坏，而这正符合和平与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在儒学传统深厚的东亚，各国已经和正在依重于儒学，从事于思想道德和文明礼貌的建设。人们逐渐认识到，仅仅“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是不够的，还必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社会才能臻于大治。一个现代化的繁荣富强的东亚，必须同时是一个礼义之邦，有良好的社会风尚，和谐的人际关系，健康的生活秩序，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不从弘扬儒学精华入手。
历史机遇之二，是儒学在欧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峙之间，逐渐表现出它特有的优点和智慧。以两希（希伯莱和希腊）文化为背景的欧美近现代文明具有鲜明的两重性：一方面尊重个人，富于开拓进取，讲究理性与法治，善于推动工商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当今世界走向现代化的主要动力和资源；另一方面又崇尚斗争，迷信强权，富于扩张和侵略，在世界上推行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所以西方文明的推进，一向与野蛮、专横和战争联系在一起。它的缺点经常低销它的优点，难以成为世人效法的榜样。作为西方国家代表的美国，有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但没有与超级大国身份相适应的大国文化，不能以德服人，却企图建立新的世界帝国，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9•11”事件以后，美国政府不作反思，却只迷信以暴制暴，继续加强军备和防范，以应不测。除此之外，似乎别无良策。中东地区的以色列人在美国支持下，只知道军事打击有效，巴勒斯坦人则以死相拼，双方在互相残杀的怪圈里做恶性循环，找不到光明的出路。“两希”文明到了这个地步，真有点可悲了。世人对西方文明既赞扬又失望，而且失望的情绪在增加。
伊斯兰文化曾经在历史上辉煌一时，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过重大贡献。到了近现代，它落伍了。伊斯兰文化在穆斯林中有巨大的凝聚力，也有深厚的根基，但过于保守，从未进行过重大的改革，不能很好适应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新的时代潮流，所以社会发展相对迟缓。它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也拒绝向西方先进文明学习，导致原教旨主义流行，更加延缓了社会改革的步伐。伊斯兰文化正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巨大的挑战和国际竞争的巨大压力，如何实现现代转型，尚在探索之中。
相比之下，儒家文化既有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又大度包容，有生气而无霸气。它的仁爱忠恕之道，和而不同之道，不仅给国家民族内部带来祥和安宁，也会给世界带来和平和文明。东亚人应使东亚地区率先成为东方与西方文明融合最成功的地方，成为世界上各种文明对话沟通、合作共处最模范的地方。同时东亚人可以运用儒学的理念，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生活，努力成为世界合理新秩序的推动者，成为各种文明之间冲突的调解者，成为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使者。
历史机遇之三，儒学经过长期的外部批判和内部反省、重构，已经摆脱了农业文明和家族社会时期的陈旧形态，在与世界先进文明的对话中初步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就为儒学的复兴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例如：剔除“三纲”说，重释“五常”说，把君权、族权、夫权的思想加以抛弃，而把仁学所包含的“忠、孝、诚、信、礼、义、廉、耻”八德的核心价值保存下来。又如：在忠恕之道的基础上接纳西方的科学、民主、人权、法治等诸多现代理念，把维护群体与尊重个人结合起来，使儒学能在高扬道德理性的同时，促进现代民主国家建设。

四

儒学在中国，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不仅是学者，还有政界、教育界、企业界、文化界人士和地方社区组织，都在积极认真地研究和开发儒学思想资源，继承和发扬儒学优良传统，推动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在政界，国家领导人重视儒学的价值。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重的治国方针，受到各界的欢迎。要推进以德治国，就必须吸收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大力加强官德和民德建设，在传统美德的基础上，建构中华道德规范体系。中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北京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就向中外学者指出，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而且是基础，它对于中国古老文明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儒学的精华必将对中国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新的贡献。李瑞环最近在访问英国期间，系统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他认为“和”的内涵，“包括了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蕴含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想”，应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之间、文明之间的关系上发挥积极作用。
在政界、教育界和学界共同推动下，不久前政府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为基本道德规范。《纲要》虽然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但与以往的道德教育内容相比，传统美德的内容增加了，这是一大进步。许多中国学者都认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以儒学所阐述的传统美德为基础，再增补新的内容；道德教育必须从恢复、继承和发扬世代相传的、存在于民间习俗中的儒家优秀道德入手，才算找到了正确的途径。北京市东方道德研究所在王殿卿先生主持下，多年来在全国许多大、中、小学进行中国传统美德教育试验，取得丰硕成果，他们所倡导的“忠、孝、诚、信、礼、义、廉、耻”新八德，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
目前在中国正在开展规模很大的经典诵读活动，由教育界和民间团体人士共同组织推动。经典以儒家原典为主，包括道家原典和史典、诗文。经典训练已经成为许多大学的人文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发展最快的是儿童读经活动，如青年基金会有“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北京有“四海儿童经典导读教育中心”、圣陶学校等，据统计，大陆有近三十个城市开展这项活动，受益儿童达150万人。台湾则有王财贵教授推动的“儿童读经活动”，受益儿童已达100余万人。这项活动是文化建设的战略性和基础性工程，文化的传承实有赖于此，其影响是深远的。
在世界范围的文明和宗教对话中，探讨全球普遍伦理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8年在中国召开过普遍伦理研讨会。中国学者积极参与这种文明对话活动，认为儒家伦理是建设普遍伦理的重要思想资源。人们经常指出，孔子阐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可以成为普遍伦理的底线公理，又称为黄金规则。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补充指出，人类道德的基本原理必须包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道，才算是完整的。这一点很重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其精神是尊重他人，不损害他人，这固然是人类道德最起码的要求；而具有同情他人、帮助他人内涵的忠道，才真正表现出为善利他的人类道德品性。所以孔子的忠恕之道是一个普遍性的道德原理，应当推广到全世界。
中国企业界和学界的一批有识之士，正在推动儒商文化的建设，努力把儒家的道德理性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东方的人文智慧与西方的企业管理结合起来，创造东方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儒学确有重农轻商的传统，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它还有“扶商惠工”的思想，认为工商为社会所不可缺。儒学主张义利统一、见利思义、取之有道，以诚信为本，以此发展工商事业，便可自利利他，此乃长远生财发展之道。目前企业界人士正在积极提倡诚信之道，探索建立信用管理体系，以便治理危害企业发展的欺诈行为，推动市场经济走上良性运行轨道。
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实行和平共处、睦邻友好的政策，对待纠纷和冲突，采取促和调解态度，这都表现了儒家“和为贵”，思想传统的深刻影响。香港和澳门的和平回归是和解哲学的胜利。按照孔子儒学的仁爱忠恕之道与中庸的思想原则，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都是偏离正道的，都是反人性、反人道的，它们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必须加以反对。宋代儒家学者张载说过：“仇必和而解”。世界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各国之间相互依存、风雨同舟，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超出了它们之间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斗争哲学已经过时，仁爱和解的哲学应该实行起来，化解仇恨，消融残忍，促进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沟通、对话、和解与合作，实现“双赢”和“共赢”，只有这样，人类才有光明前途；如果继续实行以力压人、武力对抗，不断激化各种矛盾，世界性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大家都会深受其害，人类是没有出路的。
儒学是东亚社会独有的文化财富，是东方精神的代表，是东亚人能够贡献给今天人类的最有价值的文明成果。我们要珍惜它、研究它、使更多的人了解它、运用它。我们要建设现代的新仁学新礼学，使儒学为东亚社会信仰和礼仪的重建，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