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通诠》

孔学堂书局

2024年1月

【作者简介】

宋志明，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哲学分会委员、哲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哲学院教授及博士生导师，曾长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总编。曾兼职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副理事长。已出版学术专著三十余部，发表论文三百余篇。曾获北京市教育成果二等奖、第八届高校名师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内容简介】

全书分为五篇，分别以总论篇的宏观视角，分期篇的中观视角，以及奠基期、展开期、高峰期个案篇的微观视角对“中国古代哲学”由总体论述，到对“中国古代哲学”进行具体分期，再在分期为“奠基期—先秦时期”“展开期—从西汉到唐末”“高峰期—从北宋到清末”的基础上，对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和话题进行再诠释。

【内容试读】

“多元”是相对于“一元”而言的，长期以来，我们的哲学话语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我们提出“多元化”的诉求，就是要突破“一元化”的话语体系。在一元化的哲学话语中，哲学常常被讲成了政治的婢女，而中国哲学则沦为“婢女的婢女”。这种局面虽然已经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变得十分必要。

（一）回顾历史朝前看

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于“五四”时期，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完成为标志，至今已经有90年了。90年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从1919年到1949年，这是学科初建的时期，老一辈学者有开创之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那时的哲学话语是多元的，研究者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写哲学史。第二个30年，从1949年到1979年，由于“左”的思潮把持话语权，陷入“一元化”误区，中国哲学史研究无法正常开展，研究者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书、写文章，必须注意“对口径”。第三个30年，从1979年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到现在，中国哲学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逐步清除了“左”的思潮的干扰。中国哲学史学会1979年在太原建立，当时提出一个口号叫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科学化而努力”，实际上就是针对“左”的思潮而言的，要求走出一元化话语，开启多元化话语。中国哲学史学会建立以后，学会除开展学术活动以外，还做了大量富有意义的工作。在学界同仁共同的努力下，学术队伍的建设有了较大发展，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成绩可观。

（二）正视问题开新篇

我觉得，目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还存在着三点遗憾。

第一，“不够中国”。由于受制于一元论话语，研究者没有从中国哲学自身出发，无法树立起学术自信心。研究者往往采用外来的方法、外来的问题裁剪中国哲学史，不可能不失落中国哲学自身的独特性。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是靠两根拐棍支撑着艰难前行，一个是苏联教科书式的方法，一个是西方哲学史的方法。我们似乎还没有学会用汉语讲哲学，以前用俄语来讲，近年来有些人喜欢用英语或别的外语来讲，就是不用汉语讲。我们好不容易走出了“党八股”，又落入了“洋八股”的误区。前些年讨论中国哲学合法性，就是一个例子。我们从中仍旧可以看到一元论话语在作祟。否认中国哲学有合法性的人，其实已落入“一元论”的误区，以为哲学是单数，不懂得哲学原本就是复数。自然科学是单数，全世界有一部物理学就够了，不必加前缀。但讲哲学不行，一定要有前缀，如地区、国别。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一种全人类都认同的哲学。哲学是爱智慧，示爱的主体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西方人可以用弹吉他的方式爱智慧，中国也可以用唱山歌的方式爱智慧。以“合法性”评判哲学，十分荒唐。哲学是“无法无天”的学问，根本不存在合法不合法的问题。合法性可以用于政治，用于法律，但不能用于哲学。犹如我们可以讨论鸟的飞翔性，但不能讨论狗的飞翔性。

第二，“不够哲学”。由于受到一元论话语的限制，研究者无法形成自己的哲学见解，更不可能用自己的哲学思考同前人沟通，建造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研究哲学史不是简单地复述或报道前人的哲学思想，而应当以推动哲学发展为目的，必须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具备哲学素养的人才能研究哲学史，像记者就写不出哲学史来。由于一些人哲学素养不够，自己不会用哲学的方法思考，没有自己的哲学见解，只能靠堆积史料。有些书部头很大，其实多为引文，或者把古文做一些简单的梳理，归纳为几条，或者把古文翻译成现代汉语，只讲知识，不讲思想。我们从中看不出作者本人有怎样的哲学见解。这样的著作，缺乏哲学性、思想性和理论性，起不到哲学理论思维训练的作用。受苏联人的影响，我们常常也采用“合作社”的形式写书。每个人分头写一部分，最后由主编统稿、定稿。用这种方式写出来的东西，不允许出现有个性的观点，只能采用一元论话语，而不可以采用多元论。事实证明，“农业合作社”生产不出粮食来，“学术合作社”也同样生产不出精品来。我们提倡多元化，就是提倡个性化，鼓励研究者通过研究哲学史，形成有原创性的哲学见解。我们研究哲学史，并不完全是“照着讲”，还要学会“接着讲”，讲出新的哲学见解来。“照着讲”只能讲成知识，“接着讲”才能讲出哲学。“接着讲”只能采用多元论话语，而不能采用一元论话语。

第三，“不够历史”。由于受到一元论话语的限制，研究者表述中国哲学史，通常采用一个模式，那就是按照历史上的朝代顺序书写。我觉得，这种模式很难体现出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性。中国哲学史应当以“中国哲学”为主语，不能以朝代更迭为主语。朝代更迭对哲学思想发展固然有影响，但没有必然的联系，哲学不会因朝代更迭而马上改变。书写中国哲学史，不一定非得按照朝代更迭的顺序，应当抓住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进程。我认为，中国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段为古代，以春秋末年即公元前5世纪为起点，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终点。古代中国哲学历史跨度比较大，大约2400年，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奠基期，即先秦时期，以“百家争鸣”为基本特征。第二个阶段是展开期，从西汉到唐末，以“三教并立”为基本特征。第三个阶段是高峰期，从北宋到清末，以“理学行世”为基本特征。在这一历史区间，中国哲学基本上保持着独立发展的态势，尚未受到西方哲学全面而根本的影响。16世纪利玛窦（MatteoRicci）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曾介绍过西方哲学，但影响力十分有限，不能改变中国传统哲学独立发展的态势。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固然发生较大的影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固有哲学的理论形态。此后，佛教哲学渐渐融入中国固有哲学系统，实现了中国化，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组成部分。按照这一思路，我写完了《中国古代哲学讲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已经出版。第二段为近代，以1840年为起点，以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终点。在古代，哲学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故而我们只能做广义的哲学史陈述。1840年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西学涌入中国思想界，中国哲学不能再保持独立发展的态势了，哲学家必须同时运用中西两种资源进行哲学思考。不过，在这一历史区间内，哲学仍旧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尚处在从中国古代哲学向中国现代哲学的过渡阶段。对于这段历史，可以作思想史的陈述或专题性的陈述，但难以作狭义哲学史的陈述。第三段为现代，以1919年为起点，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终点。在这一历史区间，哲学在中国终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我们完全可以做狭义的哲学史陈述。

我在这里指出目前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尚存在的遗憾，并非否定已有的成绩，而是为了往前看。如果找到问题的所在，自然会进一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相信，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上述三个遗憾将会得到弥补。我们沿着“多元价值审视中国哲学”的新思路，将会开创中国哲学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