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简称《和合学》，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是 张 先生对和合思想的系统阐释，这部宏篇巨制在经历了忧喜参半的磨难之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决不是先生个人的事，而是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哲学界的一大盛事。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和合学》作为21世纪的文化战略，深思熟虑、独具匠心，浓缩了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不仅为化解人类共同面对的各种冲突和危机提出了全新的思路，而且引领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创造性地解决了当代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同时超越了一个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哲学的传统与现代以及古今、中西、体用之辩，超越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等追问。

一、和合思想是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

《和合学》是先生的独创，也是立足现代生活语境的伟大构想。先生认为，当今哲学的趋势是走向社会、走向现实、走向生活。解决问题是政治家的事，发现问题则是哲学家的事。哲学家的任务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提升到哲学问题的高度，作为时代精神的体现，化解当今矛盾。法国哲学重视工夫论，在本质上就是从生活现象中抽绎哲学问题。其实，中国哲学体用一源，不仅有形上思辨，而且注重现实，讲究面向现实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进而言之，发现问题不是凭空的，而是基于深切的现实观照。正是出于发现问题、化解矛盾的人文关怀，先生构建了和合学。

和合思想提出于上个世纪80年代。《和合学》一书95年写成，96年曾经以《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为题出版。从和合学的提出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7个春秋。有人把和合学与当今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是对和合学的功利理解，显然没有领悟和合学的基本精神，不熟悉和合学提出的背景。这种现象表明，不了解和合学提出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初衷，便不能深刻认识和合学创立的意义和价值，也无法把握和合学的要义和精髓。

和合学的提出主要基于如下考虑：其一，在和合学酝酿、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急需一种新的哲学和文化战略来审时度势、指点迷津：在国际方面，开始由冷战转为后冷战，国际形势的这种新变化、新特征表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是错误的，必须对这种对抗思维、两极思维和西方中心论予以纠正；在国内，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化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决定了必须更新观念，改变以往单一论、决定论的思维模式。于是，和合学应运而生。其二，和合学的提出之时——上个世纪80年代处于世纪之交，文化建构的战略直接决定着下个世纪的文化走向和选择。在反思20世纪的历史和21世纪人类共同的命运时，和合学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和生存状况，归结出人类面临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进而将化解冲突、走出危机，树立和合理念作为下个世纪的必然选择。其三，中国人难免遭遇这样的尴尬：国外哲学家不承认中国哲学，从黑格尔到德里达都是如此。2001年德里达来中国时指出，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冯友兰也认为，只能说哲学在中国，中国没有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如何看待或界定中国哲学？这是每一位中国哲学工作者必须回答的问题。与此相联系，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不间断文明的国家，中国文化必须面对传统与创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到近代更为激烈，演绎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围绕着古今、中西、体用之辩展开，当代哲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就是其现实延续。和合学对当代哲学的这些问题进行超越，对中国哲学的走向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正如作者所言，和合学的建构“是走出中国哲学危机、超越‘合法性’问题，建构中国的自己哲学的需要。”（再版序5页）可见，《和合学》的提出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和高屋建瓴的立言宗旨。正是这些使和合学具有了多层意蕴和使命，也成为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然而，不论是在出版过程中还是在出版之后，和合学在得到学界认可的同时，也引来了不同的声音，尤其是承受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真理历久弥坚，和合学思想与当今中国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路不谋而合，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其理论的前瞻性和真理性。在经历了时间、历史的考验之后，和合学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赞誉和认可，也为先生赢得了享誉海内外的声誉。这一切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根本原因在于，和合学是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

二、和合学与中国哲学的创新

对中国哲学为什么要创新即创新的必要性、紧迫性，先生具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当今社会，中国与世界形势业已发生转变，哲学也要与时偕时、进行创新。中国哲学过去是农业文明的反映，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不仅如此，在整理中国哲学史时，先生发现，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变迁中，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文化形态，每个发展周期在300-500年之间。从先秦到宋明理学都是如此。可是，新儒家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用冯友兰的话说即“接着讲”，他在作为《贞元六书》之一的《新理学》中开宗明义地声称：“我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贺麟在1947年出版的《今日中国哲学》中认为，牟宗三、梁潄凕是接着陆王讲的，陆王心学适合中国近代。其实，“现代新儒家是接着宋明理学讲，其核心话题并没有超越理气心性，没有实现核心话题的转换。”（再版序6页）宋明理学与新儒学都讲三学，如果说宋明理学是旧三学，即性即理、心即理和气即理的话，新儒学则是新三学，从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家一直在接着讲，到现在时间跨度已有900多年，这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周期。“唯独宋明理学自周、程、朱（熹）以降，一直照着讲或接着讲到现代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延续近1000年。这样接着讲下去，何时到一站？”（50页）有鉴于此，先生呼吁，当今的中国哲学应该自己讲、讲自己，即中国哲学的“转生”（创造）。“转生”是 张 先生自己创造的词，用以表达中国哲学在当代的转变。

与此同时，先生指出，中国哲学的转生不限于中国自己，而应纳入世界范围。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的创新应该具有世界视野，成为全人类文化转生的体现。正是这种立足本国、现实，兼顾世界、人类的宽广胸襟使他创建了和合学。和合学的理论建构具有三个立论基点：第一，“立足于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发展，把握人类文化冲突、融合的历史趋势。”（488页）第二，“立足于现代文化的科技发展，促成传统文化的创新转换。”（489页）第三，“立足于20世纪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预见21世纪文化进步的逻辑进程。”（490页）

对于中国哲学的创新而言，最现实的是如何创新。先生主张，哲学家首先应该是哲学史家，研究哲学“应把哲学史摸一遍。”因为哲学体系的创新与哲学史密不可分，中国哲学尤其如此。中国哲学一般从史开始，中国的大哲学家像朱熹、王夫之等都是学养深厚的哲学史家。这种情况致使先生具有传统“情结”，主张在继承传统、和合中西文化中创新。

根据40年对中华哲学的研究心得，以及对中华哲学概念范畴全面系统的梳理和体认，先生发现了中国哲学特有的三条游戏规则，打开了中国哲学的创新之路。这三条游戏规则是：第一，核心话题的转化。先秦时期的哲学形态是百家争鸣，核心话题是道德问题，讲天、地、人之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形态是玄学，核心话题是有无。隋唐时期的哲学形态是佛学，核心话题是人生的终极关怀问题——人从哪来，死后到何处去。宋明时期的哲学形态是理学，核心话题是理气。在此基础上，先生指出，对于中国哲学的和合、发展而言，先秦是元创期，秦汉是奠基期，魏晋是玄冥（会通）期，隋唐是融突期，宋明是文化、思想的造极期，因此出现了大批书院和哲学家。第二，诠释、依傍文本的变化。先秦的文本是儒经，尤其是《周易》。两汉的文本是《公羊春秋传》。玄学的文本是三玄。宋明理学的文本是四书。第三，人文语境的变迁。

先生自家体贴出来的这三条“游戏规则”准确地浓缩了中国哲学的转生规律，因而也成为当代中华哲学的创新标志。这三条“游戏规则”对于中国哲学的转生以及和合学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诚如先生所言：“此三条中华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创新的‘游戏规则’，是逻辑地蕴涵在每一次哲学理论思维能力形态转生之中的，是存在于中华哲学的创新标志之中的。由于以往没有发现此三条‘游戏规则’，或曰规律性，因此，中华哲学的创新是不自觉的。但中华历史上的每一次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却都自觉不自觉地暗合了此‘三规则’，它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此三规则的有效性和普适性。这就是说，要进行中华哲学的创新，要实现中华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必须遵照此‘三规则’去做，否则很难说是中华哲学的创新和中华哲学理论形态的转生。”（再版序8页）

和合学的建构是对以往三条游戏规则的超越，完成了中国哲学在当代的“转生”和创新：第一，和合学以和合为核心话题，是对以往时代的“道德之意”、“天人之际”、“有无之辩”、“性情之原”、“理气心性”等核心话题的超越。和合学的核心话题所讲述的“和合故事”不是凭空杜撰的，而是当今时代精神的彰显，是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理论形态的新建构。第二，和合学所依傍的诠释文本是《国语》，辅以《管子》、《墨子》等，与以往的诠释文本明显有别。特别要提及的是，《国语》虽是春秋时的文本，却由于不在五经之内，没有被后人修改，较好地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原生形态，为中国哲学的转生提供了良好的文本依据。第三，和合学的人文语境是生命智慧的觉解，时代精神的显示，社会风尚的趋向。在冷战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网络普及化，和平、发展、合作作为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呼声和诉求而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在经历浩劫性的“文化大革命”动乱后，人心觉醒。安定团结、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建构和谐社会成为人们共同的心愿和要求。正是在这种国际、国内格局大变化的语境下，和合学应天顺人，和合化生。

由上可见，正是凭借着深厚的哲学史功底，和合学洞彻了中国哲学的生生规律，完成了对中国哲学的超越和创新。在学术界，先生以才思敏捷、著作等身而闻名，从先秦哲学的周易研究到宋明理学以及朱熹、陆九渊研究再到近代新学研究，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尤其是《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和《传统学引论》等专著以及对中国哲学范畴史的整理为和合学奠定了研究基础。要进行中国哲学的创新，必须洞察中国哲学的递嬗沿革、体贴其中的游戏规则（规律性）。先生指出：“中国哲学如何创新？如何‘自己讲’、‘讲自己’？需要深刻体贴中华哲学每一次转生的特征、性质、内因、外援；准确把握中华哲学理论思维形态转生的内在‘游戏规则’或逻辑必然之则。”（再版序5页）离开了对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全面了解、深刻反思和准确把握，和合学的建构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和合学又是对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超越。在这方面，和合一词是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和合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最早出现在《国语·郑语》中。和合思想在先秦最盛，在民间也有和合思想，即和合二仙。另一方面，作为中华文化精神的转生，从根本上说，和合学是先生自家体贴出来的。再如，对于和合方式的理解。在分梳传统和合源流之时，先生指出，传统和合方式存在五大误区。具体地说，这五大误区分别是：“无中介的直接和合”、“五转换的取舍和合”、“差分不足的简单和合”、“无冲突的重一和合”、“无奇点的神秘和合”（86-93页）等。作为对传统和合的超越和转生，和合学具有五大理论公设：“元素差分”、“结构整合”、“中介转换”、“功能选择”和“反演流行”（128-131页）。不难看出，这五大公设是针对传统和合的五大误区有感而发的，当然也是对这五大误区的超越。这再次证明，其实，这样的例子在和合学中俯拾即是。和合学具有深厚的传统底蕴，又是对传统和合文化的超越。

《和合学》是创新的典范。翻开本书，从思维方式、逻辑推理到概念范畴都令人耳目一新，富有启迪。正是在这种创新中，先生把握时代脉搏，为中国哲学乃至世界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样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坚忍不拔的毅力、坚持真理的勇气和关注社会的道义担当。进行创新不仅需要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哲思，而且需要为生民立命的人文关怀、为天地立心的道义担当和坚持真理的非凡勇气。拜读先生的著作，不仅是一次智慧启迪，而且是一次精神净化和道德境界的提升，脑海中时常浮现孔子周游列国的悲壮之旅和孟子“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道义担当。先生是勇于创新的典范，也是道义担当的楷模。先生的事迹和贡献为当代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计个人荣辱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履行文人的神圣使命树立了榜样。

三、和合的基本含义和整体构想

和合学是先生殚精竭虑的独创，为此倾注了近20年的心血，出版了一系列的学术专著。除了《和合学》之外，还有《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合与东亚意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和合文化导论》（党校出版社）和《和合哲学论》（人民出版社）等。和合学博大精深，文本厚重。在深受启发的同时，感到在短时间内把握其精髓相当困难。尽管如此，我还是想从和合的基本含义与和合学的整体构思两个方面简单介绍我初步的学习心得，领略和合学的精神。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第一，只有了解和合学的基本精神，才能消除人们的误解。第二，和合学是中国哲学的转生，只有了解和合的要义，才能更感性地体会其理论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的创新。

其一，和合的基本含义

和合是和合学最基础、最核心的范畴之一，也是了解和合学的切入点。对于和合，先生多次予以了明确界定。例如：“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和合为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自序14页）“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58页）和合的定义表明，和合不是对立统一，而是对对立、统一的超越。这就是说，和合并非如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只讲统一不讲对立；恰好相反，和合以冲突为基础，甚至可以说，没有冲突就无法和合。在这方面，先生强调，和合是以承认差分为前提的，因为和合不是简单的同、一；作为各种元素的冲突与融合，和合首先承认差异和分殊。这是因为，“和合是诸多异质因素、要素的冲突融合，即多元和合。和合首先需要承认多元的、多样的事物的存在，它不是一元的，一元即是同、单一、唯一，‘同则不继’。”（429页）基于这种认识，先生强调：“差分是和合学逻辑建构的现实根据。”（107页）基于这一点，先生指出：“和合元素、要素差分程度愈高，和合程度亦愈高；同时，差分程度愈高，冲突就愈深入，冲突的关键点亦明显；和合的下手处亦愈明确。”（89页）有鉴于此，对于和合与冲突的关系，先生的看法是：“冲突是和合的前提，和合是冲突的理势。”（90页）这表明，在和合学的视野中，差分与和合、冲突与融合是相伴而生的，这使差分、冲突等成为和合以及和合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生强调，和合不是对立统一，和合的主旨是生生，和合学即生生哲学。有人批评和合学只讲统一、不讲斗争，仅从和合的内涵就可看出，这种说法是对和合学的误解。

其二，和合学的整体构想

对于和合学的运思方向，先生声明：“和合学的和合思维，与西方神创思维异趣。西方文化中有一种被普遍认同和强化了的上帝‘创世’说，解释了天地万物的根由问题。上帝作为唯一的、绝对的存有，一直延续到现代。……这种和合思维，开出了有异于西方神创思维的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审美情趣，以及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间关系的独特的方式方法。”（自序13页）这就是说，有别于西方的神创思维，和合思维以承认人的自我创造为前提，是一种人创思维，用先生自己的话说便是“人学角度和人文立场”（488页）。作为和合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先生专门对人予以重新解释，并且出版了《新人学导论》（职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等学术著作。在对人的理解上，先生不同意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存在，指出桌子也是符号，卡西尔的观点否定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基于这种认识，先生断言，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动物，后来把“自我创造”改为“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

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既是对人的崭新诠释，又坚持了和合学的人创思路，是和合学整体构想的人学基础。先生认为，哲学讲的都是人的问题，人是永远的课题。人要生存，首先要创造。基于人的自我创造，和合学建构了人的生存、意义和可能的三个世界的整体构想。这正如先生一贯所言：“从和合学的人学角度和人文立场来考察，文化是标志人类生存样式、意义规范和可能发展方向及道路的整体性范畴。”（488页）“和合是人对生存、意义、可能世界的思考的自我观念、自我创造的活动。”（375页）

和合学的三个世界的构想源于《周易》的天地人框架，同时突出人的自我创造，体现着和合的价值理念。三个世界是人自由创造构筑的世界，每个世界中又有和谐问题。

和合学的三个世界分别是：地的世界（和合生存世界）、人的世界（和合意义世界）和天的世界（和合可能世界）。三个世界具有不同的侧重和境界，展示了人的多维生存和创造：第一，地的世界（和合生存世界）。人为天地立心，必须进行自我创造；人进行创造首先要生存，人的生存、创造需要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可见，认得生存世界主要是由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构成的，它的两个概念是境与理。第二，人的世界（和合意义世界）。人活着，讲究意义，总在追问为什么活着以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这便是人的道德生命、意义生命和价值生命。人的世界的两个核心概念是性与命。第三，天的世界（和合可能世界）。信仰是人的特殊需要，可能意义是精神家园。这些构成了人的可能世界，也使道、和成为可能世界的两大核心概念。

至此可见，如果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和合学的逻辑主干的话，那么，支撑三个世界的则是境与理、性与命、道与和等六大核心范畴。进而言之，这六大核心范畴与元、己、生、解、物、心、群、和相互和合，由此化生为和合学的八个维度和方面——“八维”和合，这“八维”和合对应并和合成八大学科。具体地说，“八维”和合分别是：形上和合、道德和合、人文和合、工具和合、形下和合、艺术和合、社会和合和目标和合；化生的与之相对应的八大学科分别是：和合自然科学、和合伦理学、和合人类学、和合技术科学、和合经济学、和合美学、和合管理学、和合决策学。和合“八维”尤其是和合学的八大学科的建构使和合学从理论、原理进入到人的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和可能世界，搭建了和合学由“体”转换成“用”的平台和桥梁。

和合学的整体构想体现了和合思维的体用兼备、体用一源。进而言之，这种体用兼备的整体思路不仅使和合学具有形上意蕴和理论创新，而且关注现实和实际操作。与这种整体构想一脉相承，《和合学》分上、下两卷：上卷是体，阐释和合的义理规定和整体构想，探寻和合精神的源流沿革，建构和合的五大中心价值；下卷是用，通过八维学科的具体分析和论证，使上卷的和合理论、原理转变为应用方法，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用一源、体用兼备的品格使和合学成为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回应，也成为引领人类走出困境和危机的抉择。

四、和合学对中国哲学现代化问题的回应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是文化的融合问题，即怎样把中、西、马三种文化融合起来。对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中、西、马三种文化怎么兼容并蓄？谁来统一？新哲学的体系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演绎出了中西、体用、古今以及传统与现代的争论。作为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化、现代化的回应和选择，和合学在解决中国哲学现代化问题的同时，超越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对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先生呼吁，不应该只停留在方法和手段上：“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能只停留在怎样或如何现代化问题的方法、手段的论争上，方法、手段还可以再提出很多种，但并不能解决现实现代化的问题，而应该落到实处。”（488页）先生所讲的“落到实处”，就是深入到方法、手段的背后，探寻深层的价值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向现代转换？近一个世纪来，中国人不仅前仆后继地进行实践，而且提出了种种主张和方案。如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中西为体中西为用说；抽象继承、选择继承、宏观继承、具体继承论；创造性转化、创造性解释、综合创新论；以及全盘西化、儒学第三期发展、复兴儒学说；等等。这些论说，其实都是关于如何向现代转换的方法或手段的探讨。这类探讨还可以提出许多方法来，但总未提出一套新的理论体系或学说架构。譬如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整合出什么学说来？‘创造性转化’转化出什么来？综合创新之‘新’理论是什么？都还是一个浑沌，其深层均蕴涵着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自序12页）

本着这一理念，在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轨迹和基本精神的追寻中，先生指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和合：“譬如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精神，便是和合或合和，它不是某家某派的文化精神，而是涵摄儒、道、墨、法、阴阳、释家各派的普遍的文化精神。”（53页）这就是说，和合文化精神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价值依托。正是根植于和合价值的基础之上，和合学回应了中国哲学如何现代化的问题。

基于和合文化精神，对关于中国哲学的传统与继承——古今之争，先生指出：“传统哲学对古今的理解，往往是二元对立的时相分析。其原因是只见人文精神差分化的物质时相，而不见人文精神和合化的生命流形；只知其迹、其然，不知其所以迹、所以然。有以为心灵能逆时间方向而流行，其实，心灵的运演也服从生命的时间规律；思维反演也是时间流行中的反演。”（937页）这就是说，以往对古、今的理解是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在超越二元对立思维的和合视界中，文化、哲学作为“人文精神和合化的生命流形”是动态的演进，而非静态的形迹或僵死的生成物。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先生对文化精神与传统文化、生命力与生成物进行了厘清和区分，指出文化精神是传统文化所以然、所以迹，是活的生命流程，生生不息，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生成物，是过去时代的物质时相，是僵死的，不具有生命力或现代意义。在此基础上，先生接着指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实质上是文化精神的转生问题，而不是某种文化形态（如儒家的现代化，道家的现代化，或接着宋明理学讲等）或静态的传统文化（生成物）在现代是否有存在价值的问题。”（53页）和合思路抓住了古今之争的本质，从而超越了由于古与今的分裂而引发的各种争辩。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以及古今问题涉及到中西、体用问题。在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和建构中，古今、中西与体用问题是纠缠在一起的。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当人们面对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一穷二白’的现实时，反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和‘颂古非今’的‘斗争’之后，又痛感落后于西方的煎熬，于是中西、体用之争论又热闹起来。有提出‘西体中用’说，有‘中西互为体用’说，以及‘中西为体，中西为用’说等。各种中西体用的搭配或嫁接，都依其如何对西方文化的冲突做出回应的理解，而做出不同的搭配或嫁接方式，本质上却无所差异。”（29-30页）和合思维在超越古今的同时，也超越了体用、中西之辩。这是因为，“和合是诸多优质因素、要素的融合，这种优质要素的融合是一重新扬弃、选择的过程，融合按照和合体自身的需要，在选择、扬弃诸多因素、要素中，吸收自身所需要的优质成分，而排除其不需要的部分。它不是先确定一个文化的体与用，按照体用的模式来发展；或者先确定文化的精华和糟粕，来进行吸收。它甚至破坏诸多因素、要素的自身结构，重新选择、吸收，重新结合、融合。”（429-430页）这就是说，在和合思维中，每种文化形态即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和合的要素、因素，其间没有优劣之分，和合的过程是打破各种文化形态原有的结构而重新选择和融合，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体用之别。

有鉴于此，对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中西以及体用之争，先生得出了如下结论：“‘中’与‘西’都是地域性概念，用‘中西’标志并区分民族文化，杂染着较浓的地缘政治色彩。因此，无论主张‘中体西用’、‘西之中化’，还是主张‘西体中用’、‘中之西化’，都承诺了一个非人文化的政治前提——一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文化，优势文化应当奴役、统摄并同化劣势文化。百余年的‘中西之辩’，辩来辩去，焦点是比较优劣，核心是优胜劣汰。”（488页）在和合思维的审视中可以发现，“‘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诸说，只是对中西会通方法、途径的一种描述，这种描述并不会导致产生中学对西学回应的一种实际的效果，因为它并没有产生一种新理论形态、新事物、新生命作为回应西学的事实上的承诺者或承担者。因此，中西体用诸说，只能流于空言、口号，而无实果。从理论思维方面而言，它是一种使人陷入概念之辩的误导。”（31页）

与此同时，先生强调，从和合学的视角来看，“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到的文化形态（类型），都有与全人类息息相关的人文精神。各民族的文化类型及其人文精神虽千差万别，但却是彼此平等的，都是人类文化和合体中的有机构成元素、要素。只要坚持这种全人类的人文战略立场，贯彻这种和合人文精神，那么，关于中西文化的优劣比较和取舍选择，不仅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发展，而且有悖于人类文化不断融合的历史取向。”（488-489页）在这个问题上，先生一再强调：“理论、原理之谬误，将会产生战略上的误导。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分殊，存在着文化冲突的一面，但亦存在着不同文化，以至相互冲突的文化的相互融合的一面，这便是文化的互补与和合性。这是从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单一方面而言的；从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现实而言，并非是单一文化，而是多元文化共存共处。”（8页）“依照和合学的价值逻辑，各种文化系统的人文精神是浑沌对应的。因此，文化价值的比较研究，是非优劣的特征比较或类型比较。比较的目的不是证明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伟大、更优秀，而是探索文化承继的最佳道路，寻求文化交流的最宜途径。”（927-928页）循着这个逻辑，先生坚信：“21世纪的文化，既非‘东风压倒西风’，与‘西风压倒东风’的两极对待形态，亦非‘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的世纪，而是东西方文化互学、互动、互渗、互补的世纪；是冲突融合而和合的世纪，即和合而化生新的人类文化——和合学世纪。”（56页）

五、和合学与人类共同命运的抉择

和合学是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和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意在冲突与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建构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这就是说，和合学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以及人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在对这些关系的审视和反思中，既看到了其间的冲突，又看到了其间的融合。这种视角和维度为和合学化解人类面临的各种危机提供了前提，也因此成为21世纪解决人类困境的最佳选择。

和合学具有世界视野，是中国哲学世界化的需要。在这方面，先生指出：“中国文化能否走向世界化，取决于中国文化的‘实力’，取决于中国文化能否为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提供化解之道，能否与时偕行、唯变所适地适应世界化的需要。”（57页）基于这种战略考虑，先生构建了和合学，用以化解21世纪人类的危机。

先生关注现实和人类的共同命运，将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归结为五大冲突和危机。这五大冲突和危机分别是：人与自然的冲突及其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冲突及其人文危机（贫富差距拉大）、人与人的冲突及其道德危机（空巢问题和人际关系疏离）、人与心灵的冲突及其信仰危机（现代人成为游魂野鬼、没有着落，找不到精神家园，导致信仰失落、信仰危机。与此相关，中国每年自杀的人数在35万，世界在100万）、人与文明的冲突及其价值危机。

在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予以关注和担忧的同时，先生一直在寻求背后的根源，指出：“现代人类文化系统面临的各种危机，遭遇的各种困境和冲突，都与价值观相关。”（927页）基于这种认识，先生寻求解决出路，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合说成是21世纪的文化精神。这是因为，“这种文化精神便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合，人与社会的和合，人与人的和合，人自身心灵的和合，以及不同民族文明之间的和合等。这种和合文化精神，便是21世纪呼唤的世界文化精神。”（53页）“和合学以中华民族文化的世界化为空间性的战略基点，力求通过对各民族文化的人文精神的和合诠释，把握人类文化历史进程冲突、融合的理路、脉络和取向。”（489页）

面对人类的危机，和合学提出了五大要义，这些要义的主旨分别是：“差分与和合的要旨是生生”、“存相与式能的要旨是变化”、“冲突与融合的要旨是神妙”、“自然与选择的要旨是互动”、“烦恼与和乐的要旨是中和”。（详见931-933页）由此可见，“和合学生生、变化、神妙、互动、中和五大要旨，都是基于21世纪的冲突——融合——和合的深层的开挖和发掘，是21世纪现实的需要和呼唤。”（933页）在五大要义的基础上，先生提出了相应的五大原理，即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对于这一点，先生声明：“和合学的立言宗旨、创学标的，是为了化解20世纪人类文化系统内的价值危机和冲突……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中心价值，就是创立这种价值观的尝试。”（494页）这表明，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既是和合学的五大中心价值，也是21世纪人类最大的原理和最高的价值。和合学的五大中心价值是化解冲突、走出危机的价值依托和共同原则，是对于五大冲突和危机都适用的共同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此五大中心价值是一种有机整体，不可分割。它在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中。五大中心价值是化解每一种冲突的原理。如何化解此五大冲突？又需依照和合学原理、价值、方法以及生生、变化、神妙、互动、中和五大要旨的实践过程。”（934页）另一方面，尽管五大冲突和危机都“按五大中心价值和五大要旨”加以化解，却又各不相同：人与自然的冲突以及引发生态危机，要依据形上和合的和合原理、人文标准和道德期望；人与社会的冲突以及造成的社会危机，要用和合管理学原理；人与人的冲突以及引发的道德危机，要运用道德和合学的各项原理、原则；人的心灵的冲突以及心理危机，按照心灵伦理学的各项原则、原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信仰危机，按照人文和合的个性原理和原则加以解决。（详见934-936页）正是在有机整合又相互差分的和合中，和合学为人类化解五大冲突、进而走出危机指点迷津。“这就是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的和合之路，即按照和合学五大中心价值和五大要旨，以及各具体和合方面、层面的融突和合原理、原则，促使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各个层面、方面的和合体的更真实、更完善、更优美，便可达到和合世界或和合境界。”（9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