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根:筚路蓝缕,填补空白——读《中国孔学史》
作者:方国根时间:2009-09-28
迄今为止的孔子研究, 涉及到孔子的生平、政治、伦理、教育、文学、军事及弟子等各个方面, 但缺少一部系统梳理和研究孔子学说历史发展演变的专著。比较而言, 道家有《中国老学史》、《中国庄学史》, 儒家却只有《中国儒学史》, 而没有《中国孔学史》。中国儒学史与中国孔学史虽然有着内在的联系, 但也有很大的不同: 儒学史是研究整个儒家学派的发展史, 而孔学史则主要着眼于孔子思想的传播、演绎以及后代对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令人高兴的是, 罗安宪主编的《中国孔学史》, 于2008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是目前我国第一部规模大、篇幅长、水准高的孔学专史, 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一
儒家在中国土生土长, 有其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 同样, 作为儒家思想或儒学的创建者的孔子, 其学说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 随着人们的研习和肯定, 也渐渐被人们推崇和尊奉为一门专有学问———“孔学”。孔学作为中华民族主导的意识形态, 是中国古代思维精华的结晶, 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 已积淀并成为中华民族核心的价值理想、民族精神、道德情操乃至民族心理, 影响深远广大。可以说, 厘清中国孔学史既是我们更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儒学史、中国学术史的核心内容和关键所在, 更是我们面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盛行, 中华民族文化被边缘化, 儒学被误读和误导, 重新“发现儒学”的价值, 高扬和彰显中华民族主体文化精神的体现。从一定意义上讲, 对孔学史的梳理和诠释, 也是对中国儒学史、中国学术史的专题化、细致化和深入化; 孔学史可以说是中国儒学史、中国学术史的“缩影”, 而中国儒学史、中国学术史则是孔学史的放大”。该书“导论”开门见山、旗帜鲜明地对何谓孔学史、孔子思想的核心内涵或合理内核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儒学、研究孔学史等进行了专门的解答。作者匠心独运, 另辟蹊径, 以孔学为主题和线索, 系统梳理两千余年中国孔子学说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 进而揭示和展现作为中国古近代社会主流思想载体的“孔学”的基体内容、特点、精神价值及其影响、得失, 无疑为学术界开拓了新的选题和研究方向。
二
《中国孔学史》共分“孔子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孔子思想的经学化”、“孔子思想的创造性诠释”三编, 除“导论”、“参考文献”外, 共有25章, 洋洋洒洒88万字。本书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在总结和吸取学术界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不仅深入探讨了孔子思想产生的时代环境、学术背景, 描述了孔子思想的变迁、演绎过程,而且重点梳理和考察了自先秦至近代两千多年各时期思想家们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清晰地勾勒出孔学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脉络, 并分析这种变迁、演绎的历史成因以及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其一, 将孔子置于当时的历史视域, 不仅对孔子思想形成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论述, 而且依据《论语》文本和相关历史文献, 对孔子的思想学说作了全面、系统、中肯的概述和探讨。该书第四章以“孔子的思想学说”为题, 分别从礼学、仁学、君子论、天命论、政治论、教育思想六层面展开对孔子的思想学说的阐释和分析。孔子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也是一个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 各家各派都在寻求根治政治危机、医治社会弊端的方略。在孔子看来, 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政治问题, 首先要“正名”, 要使社会成员严格按照周代所确立的礼仪法度来办事。然而, 如何克己复礼? 孔子深深感到, 单纯采用强制性的手段, 已经成为不可能。于是孔子创造性地以“仁”释“礼”, 认为“礼”本是源于人的仁爱之心, 不过是人的仁爱之心的外在表现, 认为“仁”里而“礼”外。正因为“仁”里而“礼”外, 所以,只有做到“礼”, 才能做到“仁”。孔子主张, 要消除社会的混乱, 就要恢复周礼; 要恢复周礼, 从根本上来讲, 就必须从兴“仁”入手。简而言之, 治乱在于复礼, 复礼在于兴仁。兴仁正礼就成了孔子根本的治国之道。同时, 在孔子的思想中, “仁”并不是一个与“忠”、“孝”等并列的范畴, 而是囊括“忠”、“孝”等范畴的一个更高的范畴。各人的身份不同、地位不同, 为仁的要求也不一致。对君而言, 仁表现为正; 对臣而言, 仁表现为忠; 对父而言, 仁表现为慈; 对子而言, 仁表现为孝; 对一般人而言,仁则表现为恭、宽、信、义、敬等。可以说, “仁”包含了孔子社会伦理观念的全部内容。
其二, 该书将孔学史分为三个时期: 先秦时代是孔子思想产生和发展的时期; 自汉至唐, 是孔子思想经学化的时期; 宋至清, 是孔子思想创造性诠释的时期。指出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新阶段, 重要的并不在于它重新确立了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地位, 而在于它面对释、道两教的理论挑战, 以严谨精密的哲学思辨方法, 构筑了包括宇宙论、本体论、道德论、认识论、历史论等体态完备的理论体系, 使儒学由原来简陋、素朴的道德说教, 成为真正理论形态的学说体系。周敦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性与天道的思想, 将天道与人心沟通起来, 为儒学的发展开辟了新境界。如果说, 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 那么, 程颢、程颐则是宋明理学的真正奠基者。先秦以至唐代, 儒学的基本范畴是“仁”、“义”、“礼”; 宋代以后, 儒学的基本范畴转化为“理”、“气”、“心”、“性”。特别是“理”, 更具有至高无上的性质。“理”包含有“仁”的内容, 也包含有“义”的内容和“礼”的内容, 但却不是“仁”、“义”、“礼”的简单相加, 而是三者的熔炼与升华。“理”的概念的提出与确立, 并赋予“理”以至尊的地位, 以“理”为核心而构筑儒家的宇宙论、本体论、道德论、认识论、历史论, 是宋明理学对孔子思想的创造性诠释和发展。这一工作由周敦颐所开创, 经二程、张载而奠基, 由朱熹所完成, 后经陆九渊、王阳明所发挥, 成为延续近千年的理学思潮, 也开创了孔学发展的新阶段。可以说, 一部孔学史, 就是一部孔子思想不断被解释、被演绎的历史。
其三, 基于对孔学史的界说和理解, 关注经典诠释, 即通过将历代著名思想家对《论语》文本的不断注疏的再诠释, 重点对孔子的思想资料作了全面而系统的疏理和述评。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除了著名思想家这样一条线索外, 还有一条重要的线索,就是通过经典诠释而得以进行。思想家的思想是通过一定历史文献而记载、而流传, 也是通过对这些文献的不断诠释而得到发挥和发展。研究孔子思想最为重要的文献无疑是《论语》一书。《论语》自战国初期结集成书至今, 历代注家对其皆有注疏, 世存注疏版本有数百种之多。然而平时为人们所提及的不过少数几种。本书对何晏的《论语集解》、皇侃的《论语义疏》、陆德明的《论语音义》、韩愈与李翱的《论语笔解》、邢昺的《论语注疏》、朱熹的《论语集注》、蔡节的《论语集说》、金履祥的《论语集注考证》、陈天祥的《论语辨疑》、胡广的《论语集注大全》、陈士元的《论语类考》、李贽的《论语评》、郝敬的《论语详解》、刘宗周的《论语学案》、智旭的《论语点睛》、惠栋的《论语古义》、狄子奇的《论语质疑》、宋翔凤的《论语说义》、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康有为的《论语注》等二十部关于《论语》的注疏作了详细的考论和评析, 不仅从一个侧面考察和梳理了孔子思想的发展轨迹, 而且从另一方面揭示了中国的解释学传统。
三
研究方法至关重要, 往往关乎一部学术著述撰写的成败与否。该书以“和合学”创立者 张立文 先生对中国孔学的把握为指针, 各章节以此为指导展开论述, 因此具有写作指导思想统一、学术方法和分析视角统一的特点。 张立文 先生主张对中国哲学的研究, 不能以西方哲学为旨归, 而应“自己讲”、“讲自己”, 提出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方法”与“和合诠释学方法”, 前者注重对思想家所运用的哲学范畴、基本命题内涵和内在逻辑的分析、把握, 而后者则重在从“核心话题”、“诠释文本”和“人文语境”的三大法则出发来诠释、解读和揭橥中国哲学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蕴涵。该书对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孔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所作的全面而系统的勾勒与解释, 是沿着历代儒学思想家与儒学经典《论语》注释这两条基本线索而展开的,其中涵摄着东西方诠释学方法的具体应用, 而其根本的方法是运用“和合诠释学方法”中“诠释文本”法则, 即关注《论语》及其《论语》注疏文本的解读和阐发, 以期揭示孔学的内涵、特色和真精神。
从全书三编二十五章内容看, 涵盖了孔学各时期主要人物思想的方方面面, 结构合理, 条理清晰, 逻辑性强, 建构了一个关于孔学思想发展的严密而庞大的学术体系。第一编详细地阐述了先秦时期的孔学史, 包括孔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孔子的事迹、孔子思想史料、孔子的思想学说、孔子弟子、孟子与荀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孔子思想面临的挑战, 从而还原了本初状态的孔子及其学说, 使读者对历史上的真实孔子及其思想有所了解和厘清。第二编论述了秦汉至隋唐时期的孔学史, 即经学化时期孔子学说的历史。此时的孔子学说已经突破了原儒本义及秦朝的遮蔽和消解, 在汉武帝时期确立了一统“独尊”的地位, 成为选拔官吏的标准的官学, 孔学开始其被经学化、制度化的历史, 并伴随产生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 经学谶纬化、玄学化的演化及其理学化的萌芽。第三编总结和诠释宋代至近代孔子学说的历史,即孔子思想的创造性诠释, 这是全书的重中之重, 主要阐发宋明清理学家(新儒家)对孔子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既重点介绍了程朱理学、张王气学、陆王心学、颜李实学对孔子学说的发展, 又观照了宋元明清时期的其他各家的孔学内涵, 还详细论述了康有为、谭嗣同等近代维新人士的孔学观。如果说《中国孔学史》的出版是众作者通力合作、潜心研究数载结晶的话, 那么其中方法论的贯穿, 则是该书得以首尾兼顾、蔚然大观而凸显孔学思想发展脉络和学术精神的基本前提。
本书系多位作者集体合作的著作, 也存在一些不足: 因各位撰写者学养和风格的不同, 使本书呈现出不尽一致的文风; 对于一些人物思想的把握和阐发, 也不无可商榷之处; 一些章节还没有能够把握好孔学史与儒学史的差别等等。但是, 关于中国孔学史应该是一部集宏观与微观、通史与专史、思想史与学术史为一体的著作, 前人研究成果甚少, 没有可资借鉴的范例, 实属初创, 要撰写这样一部全面反映泱泱中华孔学发展史的全景之书, 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不管怎么说, 该书的出版, 其所取得的学术创获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我们期待着作者在听取学术界不同意见的基础上, 进一步修订、完善, 写出更厚重的孔学著作, 为我们建设民族精神家园作出贡献。
本文发表于《孔子研究》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