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刘莹《儒学的日本化：近世日本京学派思想研究》出版
作者：时间：2023-11-27
刘莹 著
北京大学海上丝路与区域历史研究丛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年11月
“儒学日本化”的提出虽然始于明治以后，然而其历史进程的展开集中体现在江户时期，尤以京学派朱子学的崛起为典范。诞生于日本江户初期的京学派，以藤原惺窝为始祖，以林罗山、松永尺五、木下顺庵、室鸠巢、新井白石、雨森芳洲等为代表人物，是日本儒学史上最具承前启后意义的重要学派。本书主要以儒学的日本化为线索，对京学派的儒者群体及其思想进行考察和归纳，通过分析其促进儒学日本化的三条进路，即助力朱子学在日本的官学化、庶民化和神圣化，多维度地呈现儒学深入日本社会的动态进程，并在东亚理学的“环流”之中对其进行重新定位。
刘莹，四川宜宾人，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兼职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系、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联合培养博士，北京大学日语系博雅博士后，成均馆大学韩国哲学系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儒学史、韩国儒学史、东亚思想文化。出版专著《气象与风俗：荻生徂徕儒学思想研究》，整理古籍《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在《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史》、《现代哲学》、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HCI）、『퇴계학보』（KCI）、『中国研究集刊』（日本）等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主持科研项目多项。
序 一
魏常海
值此刘莹博士《儒学的日本化：近世日本京学派思想研究》刊行之际，作为她的指导老师，我感到由衷的喜悦，并送上诚挚的祝贺。一直以来，并未出现以“京学派”为主题的专著，就此而言，此书有着开创性的重要意义。
日本朱子学“京学派”之名，在中国学界的著述中并不多见，然而其中的佼佼者，如藤原惺窝、林罗山、室鸠巢、新井白石等人，均是日本儒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长久以来，中日学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即把京学派视为“朱子学的精神奴隶”，认为其思想理论 “照搬中国”，“无创新之见”， 因此忽视了对京学派的深入探究。本书仔细研判了有关京学派的各种见解，并经过审慎的文献考察，找到了全新的视角重新梳理京学派的发展脉络，这就是从“儒学日本化”的角度分析京学派学者是如何竭尽所能运用各种方式促进儒学在日本的在地化发展的。从这一维度出发，彰显了京学派超出文本诠释的丰富而多元的内容。
本书以京学派主要人物的思想为主线展开论述，除了日本儒学史上常见的惺窝、罗山外，作者还认真考察了松永尺五、木下顺庵、雨森芳洲等流传资料较少的儒者并给予了深入而恰切的分析。以尺五为例，以往学者往往以“抄袭”或者“入佛”视之，认为其儒学思想不仅没有超出朱子学的理论体系，而且明显掺杂了许多佛教的思想。但本书作者另辟蹊径，以尺五在《彝伦抄》中的论述为依据，认为尺五之所以通过日本社会已然熟悉的佛教解释儒学经典，是自觉而有意为之，尺五正是要通过“叨以世俗之俚语肤说纲常之大猷”，使居于社会下层的童蒙书生、贩夫走卒甚至异教徒都可以了解儒学的纲常。如此一来，尺五以佛释儒不是儒学水平低下所致，反而是深刻认识到日本社会以佛教为主的现状后作出的明智之举。作者以扎实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对京学派诸儒详加剖析，使得京学派朱子学者在儒学日本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得以呈现。
本书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具体人物的传世文献进行细致而深入的考察，从而开辟新的思路；二是对京学派整体的发展脉络进行铺陈，突出其在促使儒学深入日本社会方面所动员的各方面力量。前一部分的研究修正了日本儒学史著述中常见的一些不够准确的提法，如指出藤原惺窝是“脱佛入儒”而非“排佛入儒”， 一字之差，可见作者考据之细密。而后一部分的内容更加丰富，尤其是作者以“降格”为视角，将林罗山推动儒学正统化、松永尺五援引佛教教义解释儒学思想、室鸠巢通过塑造赤穗“义士”的形象传播儒学的忠孝观、贝原益轩着力写作童蒙之“训”以促进儒学深入日本社会等努力统一起来，以此论证京学派朱子学者在文字诠释之外的功力，多有创新之见。
作者对京学派思想的研究，不仅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导向，而且能把文献分析与经典诠释结合在一起，在广泛吸收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把京学派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本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静态的人物思想研究，其格局在于以京学派之一斑洞见东亚知识之“环流”，诚如本书在终章中指出的：
“以宋学为代表的新儒学从中世开始进入日本，在近世不断生根发芽，到18 世纪末比较广泛地传播开来，又在明治维新的东西交汇中‘逆输入'中国，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起到了殊为重要的作用。以此‘环流'反观京学派的位置，那么其正好处于促使儒学在近世日本生根发芽的阶段。”在东亚知识的“环流”之中，本书着力刻画了京学派朱子学者们对于推动儒学日本化进程所作出的贡献，深度发掘并重新定位其思想意义，体现出作者广阔的学术视野。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以儒释道三家及其他学派互动互融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源源不断地向东亚各国传播，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和国情，把中国传统文化本土化、内在化为本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中国文化交流互鉴，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从而形成了在世界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东亚文化圈，对全人类的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研究东亚文化时，不可能离开中国文化；在研究中国文化时，也不能无视东亚文化。在东亚文化圈中，儒家文化无疑居于最重要的位置。刘莹博士的这部新著，以阐释日本京学派朱子学代表人物的思想为主题，探讨儒学的日本化问题，不仅在日本儒学的研究方面有所开新，对于研究中国儒学和东亚文化圈中的儒学亦有参考价值。
本书作者注重在儒学日本化的动态过程中通过文本的细致分析，深入解读京学派朱子学者的思想。书中对京学派朱子学者的定位绝非泛泛而论，而是在扎实的文献分析的基础之上得出的可靠结论，确有发前贤所未发之处，实为日本思想史研究领域之力作。期待以此书的出版为契机，出现更多研究日本儒学的新成果。
序 二
唐利国
关于日本思想史，比较容易引起我们中国人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儒学对日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一种观点倾向于认为，儒学对日本影响“很大”， 但由于近代日本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回答儒学对近代日本的影响问题，难免会令人有些踌躇。也有一种观点倾向于认为儒学对日本的影响“不大”，甚至否定其影响。在日本学界，目前占主流的大致是第二种观点。
在日本，儒学作为近代学术研究对象而得以确立，是在明治维新以后。代表性研究者有井上哲次郎、武内义雄、西晋一郎等。近代日本关于“儒学与日本社会”关系问题的主流观点是，一方面承认儒学思想具有某种普遍性，另一方面又淡化甚至否定中国对日本的影响，着力强调来自中国的儒学“不只是把山崎暗斋，而且也把作为江户儒学出发点的林罗山的学术已经对朱子学进行了‘修正主义’的理解这一点推到更前面的话，德川儒学史的整体，大概就会在与本书相当不同的视角下被把握”。
然而，丸山真男的这一反省在学界似乎并未得到充分重视，至少据我目力所及，刘莹博士的这本书堪称系统研究江户初期朱子学之“不同于中国的特质”的第一部专著。其研究得失如何，读者自会判断，但其所提炼的问题意识，一定会在日本近世儒学研究中获得长久的生命力。我认为这是该书最重要的学术贡献。
其次，从刘莹博士的分析过程中，可以识别出其对“儒学的日本化”这一研究视角的挖掘和拓展。
我近来比较关心“日本儒学化”的问题，这是因为考虑到儒学作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思想，传入日本之后，无疑会对日本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刘莹博士书中所引，武内义雄承认：“儒教起源于中国，很早便传到日本，对于昂扬我国的国民精神贡献良多。”但是，具体到其研究的侧重，则在于“尝试说明其传入我国之后是如何日本化的”。致力于揭示中日儒学之不同的研究无疑是非常有益的，也有助于消除可能无视中日儒学之别的误解。只是，长此以往，由于日本学者问题关心的自然倾向，作为常识的出发点也可能会在不知不觉间被淡忘。例如，末木文美士的《日本思想史》并不否认中国儒学对日本的影响，在书中正文也作了介绍，但是，其日文原版序言只字未提儒学或中国，而只是说：“说起思想或者哲学，人们一般指的是从西方传来的东西。”这里的“西方”，应该不包括中国，因为下文接着写道：“那些擅长鹦鹉学舌的学者，用着最新流行的欧美概念，成为备受追捧的‘思想家'。”
当然，也有日本学者比较强调中国思想对日本的影响，如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的结语中便写道：“日本人通常认为的所谓‘日本的传统'，其实是根植于宋代文化。”有趣的是，小岛还写道：“换言之，现在的中国并非中国古典文化的唯一正统和独占的继承者。” 从中可以读出一种对跨越今日国境的文化共同体的可能性的展望。但也必须注意，小岛毅的基本印象也是日本人“通常认为‘那些'根植于宋代文化”的东西，是“日本的传统”。
考虑到常识是如此容易被淡忘，我有意于重新确认日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儒学化了。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对于读到刘莹博士写的“儒学从进入日本社会直至成为日本思想的‘古层'之一”， 我颇感惊喜，尤其是其书末结论对“江户时期的日本儒者为了让源于中国的儒学深入日本社会所作出的持久而深入的努力”的充分肯定，使我确信其笔下的“儒学的日本化”其实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学界通常的用法，即儒学变得具有日本特色；第二层含义或可勉强称为“儒学化的日本”，即儒学使日本发生了某些变化。我也许只是强作解人，唯愿读者明辨刘莹博士在方法论上的探索和推进。
最后，请允许我畅想一下这部著作可能给日本近世思想史研究带来的颠覆性思考。
丸山真男侧重强调朱子学与幕藩制社会的适应性。在批判丸山真男的基础上，日本学界通说倾向于强调朱子学不适应日本社会的一面。然而，根据刘莹的研究，日本近世初期的京学派已经是在某种程度上“日本化了”的朱子学。如此，所谓朱子学不适合近世日本社会的观点，也许有必要重新加以审视。毕竟，经过近世初期日本思想家修正的朱子学——姑且称之为“日本朱子学”，至少不能轻易地说就一定不适合日本社会。
进而言之，丸山真男认为近世日本儒学的自我分解，从内部孕育了近代性思维方式的萌芽，其起点是日本“古学派”，那么，京学派对朱子学的修正是不是也可能意味着儒学的自我分解，乃至近代性思维方式的萌芽呢？参照刘莹博士书中也曾引用的杨宾儒所提出的“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的构想，以及宫岛博史的“儒教性近代”论，丸山真男曾限定于日本儒学去追寻的“近代性思维”， 或许应该放眼整个东亚世界来展开考察。
刘莹博士的专著中还有许多涉及却未及展开的问题，期待她能够不断为读者提供更多更新更好的成果，也期待其研究能够引起学界对于相关问题的热烈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