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年 4 月 18 日 ，应我院日本儒学研究中心暨日本儒典编纂中心主任林美茂副教授的邀请，日本公共哲学共同研究所所长金泰昌教授访问我院，并作了题为“公共哲学与21世纪的世界——面对新的生存之人类新知识的视野”的讲座。该讲座为哲学院院庆50周年系列讲座之一，由哲学院常务副院长张志伟教授主持。我院院长张立文先生致欢迎辞，彭永捷教授、罗安宪副教授、姜日天教授、杨庆中教授出席了本次讲座，哲学院部分同学认真听取了金泰昌教授的讲座。

张立文 先生首先对 金泰昌 教授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对 金 教授的学术生涯作了简要的介绍。 张立文 教授指出 金泰昌 教授公共哲学理论的提出，在日本学界是一个引起震动，令人耳目一新的言说体系。 金 教授亦十分关注中国哲学的动态和发展，与来华访问学者难波征男先生蓄时两年，潜心研习和合学，并将和合学理论同公共哲学的研究予以有机结合。他认为公共哲学面向的是社会生活中介于“制度世界”( system world )和“生活世界”( life world )之间的“公共世界”( public world )。制度世界以政府职能为中心，“公”的性质为主导，主张奉公以灭私；生活世界的领域则以每个人的个体生活为主要对象，“私”性为主，强调奉私以灭公。公共哲学所指向的公共世界，是联接前二者的媒介，与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彼此间的相克相斥不同，它主张两者的相生相和，追求的是个人“私福”和国家“公福”间的“公共幸福”，这与和合学的理论有很多相契之处。

讲座以提问、回应以及互动讨论三步骤，分阶段进行。伦理学教研室 李萍副 教授首先就公共哲学与日本90年代共生哲学的关系问题、公共哲学与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理论的关系问题；西方哲学教研室韩 东晖副 教授就公共哲学的学科归属问题 向金泰昌 教授提问。

金 教授回应指出“共生”在90年代的日本是一个很重要的论题，与“共生”一词并举的同时还有“共存”、“共荣”、“共尊”等概念。“共生”的基本寓意是“共同在”，但是仅有共同在的理论是不行的， 金 教授的公共哲学理论提出了“相和”、“相生”、“相働”等概念，以促进在“共生”、“共存”基础上的互相交流和提高，实现“共荣”、“共尊”。就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而言，人们将哈氏Offentlichkeit一词，译为“公共性”或者“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二者在本质上并无殊异，通常“公共性”一词更多地被指称于政治学层面，而公共领域则倾向于社会学层面。哈氏的公共领域即“公共圈”、“公共空间”，它强调一种“开放性”、“公共性”的状态，主张在政府官僚与个人家庭之间某些中间媒介组织的形成，通过新闻检查、印刷手抄等传播手段，实现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影响政府决策的愿望。公共哲学赞同哈氏的理论，并进一步提倡在这些中间组织中在场各方的理性对话，通过对话以达成最后代表民意的“合意”（共同的立场和意见）。“公共性”在公共哲学里，不仅有“开放性”表现，也兼具“公分性”、“公平性”、“公正性”的特质。《史记》有言：“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天子与天下百姓共分、共享“国之利器”——法律。法律只有取向于保障弱者的利益，才能实现公平；作为立法者的天子，只有站在万民（天下）的立场上，才能做出公正的裁断。 金 教授进一步指出，尽管“公共性”的理念起源于古希腊城邦政治，成熟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但是“公共性”的理念并不为西方社会所独有，中国古典文化中同样具备“公共”的理念。《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有天下为民，百姓共分、共享的意思。

就公共哲学的学科归属问题而言， 金 教授认为公共哲学是哲学王国里一方新的研究领域，它有别于近代以降西方学术界的学术划分体制。西方哲学界，自古希腊以来便追求普遍的、至善的知识，对“普遍知”（universality）的求索，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而渐至极处。由universality一词的构词法，我们不难发现，在这种学科背景下，人们追求的是一种单一向度的，且具有广大适应性和包容性的知识体系。现代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种学科建制的潜在危机，从而转向追求带有多样性的（multiversality）的“特殊性之知”（postmodel），主张多学科的并存和共同发展。他认为公共哲学是一门带有超越意义的“共媒性”（transversality）学科，与单向度或多向并存的知识划分机制不同，它寻求的是学科间横断的、跨越式的链接机制。直观地说来，如果“普遍知”象征着具有普适效应的单个圆的话，那么“特殊知”则为多圆并列的组合；而公共哲学所追求的“共媒知”则是链接这个组合内多圆系列的横断“拱桥”。

哲学院外国哲学专业潘兆云就公共哲学如何看待平等与宽容问题；林之聪同学以日本青少年利用互联网相约自杀现象为例，就公共哲学如何看待虚无主义(nihilism)等问题，请教 于金泰昌 教授。他认为公共哲学所理解的平等是融差异性的平等，是和而不同基础上的平等；公共哲学提倡宽容，认为宽容是“异质人之间相互对待的能力”。公共哲学领域内的“平等”以及“宽容”概念与“自由”密不可分。以韩国和日本为例，日本是一个重“和”的民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因为人们内心社群的观念很重，所以个人自由的色彩不是很浓，相对应地，由于主张服从和尊重集体，强调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平等，所以宽容他人、理解他人的意识比较淡薄。韩国人注重自我的发挥，强调个人自由的发展，相对应地对异质人之间的差异比较能够理解，因而宽容的情怀比较浓厚。

就日本青少年相约集体自杀的现象而言， 金泰昌 教授指出虚无主义（nihilism）源于社会生活过程中所遭遇的苦闷情结。因为苦闷、孤闷而丧失了爱，希望和尊敬，甚至丧失了恐惧，丧失了人要成为一个人的意愿，因而有这种情结的人容易轻生，走上自杀的道路，尤其以青少年为甚。在日本，青少年集体相约自杀的主要原因，诚然不是因为物质生活的苦难。“公福”在现实政治运行状况往往不是很理想，再加之日本人不喜欢麻烦他人的个性，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比较淡薄，因而青少年的孤独感比较明显。公共哲学提出“相働”（人+動）的理念，提倡人与人彼此交流、增进了解，以推动和促进个体间的共同进步、减少疏离感。公共哲学的“相働”概念不等同于“相動”，并不仅仅指通过力气来推动，而是主张人与人之间互相提高来推动公共幸福的实现。

最后， 金泰昌 教授点题，就讲座主题中“新的生存”进行了界定，他所指的“新的生存”意即21世纪全球化（globalization）背景下，国与国之间（inter-national）、地区与地区（inter-local）、市民间(glonacal) 的“相和”、“和解”、“共福”的公共世界。在日本学界， 金 教授被冠之以“狩梦人”、“追梦人”、“恋梦人”的名号，他援引古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德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推动整个地球”，希望公共哲学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支点，为推进人类“新的生存”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