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学者、各位同道，经过一天半时间的紧张研讨，我们就“儒家制度化的基础与可能性”问题展开热烈地和卓有成效地讨论，形成了重要成果。本次会议，收到论文17篇，共有20余位学者与会，19位学者发言。受会议策划人和主办人干春松教授的委托，我对会议成果做一简短总结。

这次会议的成果，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儒家当代建设的态度和方法

张立文 先生从讲死还是讲活、开门还是关门、通与塞几个方面，分析了对待儒家当代建设的不同态度。他倡导应当以开放、变通的态度，积极回应现实问题，进一步发展儒学，把儒学和儒家文化，当作新时代的活的文化。对此，他对 干春松 教授策划和组织这次学术研讨会给予充分肯定。在随后的小组讨论中，这样一种学术态度和方法得到热烈地回应，大家普遍认为，对儒家的研究应当有当代的视域、发展的视域，超越单纯思想史、观念史的范围，也超越单纯书斋的领域。 张志伟 教授指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儒家文化资源要真正能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有效作用，就有必要跨越单纯思想史、学术史的的范围，与各种社会科学结合。干春松强调儒家的制度化发展的意义，儒家文化不仅是一套作为儒学的学说，还和具体的社会生活制度相联结。这里，“制度”、“制度化”的含义，也可以用“体制”和“体制化”、“建制”和“建制化”来替代。我本人主要谈了当代儒家建设的“道”和“路”的问题，建议从“一元与多元”、“解蔽与浑沌”、“同一与差异”、“安魂与附体”几个方面，来思考儒家文化建设的方法论问题。我们所有的讨论，都还是在学术层面上。在这个层面上，应当有充分的宽容和自由，要充分地把想象力、创造力，把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把握，展现出来，揭示出来。另外，代表自由主义的高全喜也在讨论中对儒家学者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认为儒家学者应当参与公众讨论。这也正像杜维明所说“儒家知识分子应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我希望今后我们应当尝试实现这种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

2、关于儒家当代发展道路

从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和讨论的话题来看，儒家文化存在着如下几种可能的向度：

政治儒学的向度。康晓光对儒家的政治儒学的进路做了探讨，研究了儒家如何与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变革结合的可能性。

政治哲学的向度。赵汀阳通过开发包括儒学在内的国学资源，特别是儒家的天下观念，揭示中国文化中对于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和价值，借鉴西方的论证技巧，主要依据国学观念而发展出了一套新的政治理论。这是返本开新的一种新尝试，也展示了当代人做国学的一种新方式。与赵汀阳强调儒学思想的普遍性价值相近，方朝晖认为在复兴儒学的努力中，不能只把儒学当作一种维护民族利益的工具，一种表达民族主义的手段，而有永恒的价值和追求，是为人类的一个贡献。儒学在现实的可能发展道路之一，在于解决市民社会的理性化问题。在政治哲学方面的讨论中，秋风认为儒学可以和自由主义相结合，像董仲舒这样的儒者，在他们的思想中，最具有宪政式的思想。

经典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的向度。在讨论中，方朝晖和唐文明也提到大学中的人文素质教育和经典教育，以及大学建制作为一种制度的作用。这也确是目前有效展开的一种方式。如何推动经典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体制，这也是一个问题。在我自己的《漫谈中国传统文化进课堂》一文中也有过讨论。

儒教的向度。蒋庆、康晓光、干春松、彭永捷、唐文明、王达三的先期成果，都讨论了儒教建设问题。关于儒教问题，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国教的思路，一种是走彻底的民间化的道路。本次会议又有一些新的讨论。王中江通过对辜鸿铭的道德救世论和文明观的分析，揭示了儒学在整个人类道德理想与道德自觉的意义，认为一个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的“良民宗教”只能是儒教，但并不是一个空壳化的纯粹形式化的宗教。这些分析对于当代儒教的发展具有参考价值。唐文明把关于儒教的方案，分为内在的和外在的，即依据儒家内在精神的和从外在利用儒家文化资源的。从内在的精神方面，应当坚持儒家之所以为儒家的精神上永恒的理想和价值，应当强调儒家的独特性而不是在同于一切中失去自我。

儒家文化保护区的向度。代表人物是 张祥龙 先生。

文化灵魂的向度。 周桂钿 先生认为，儒学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灵魂起作用，正因为她不是众教中的一员，恰恰能超越单一宗教的影响，无所不在，具有广泛的影响和作用。张志伟分析了儒家在当代发挥作用的问题和条件，上述各种路径的探讨，都有必要首先明了面临的条件，继而探讨其实现的可能性，以真正解决魂不附体的制度化问题。他本人认为，儒学作为一种活的文化灵魂，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是最有可能发挥作用的一种方式。

经学的向度。梁涛认为，当代建设制度化的儒家，离不开儒家的经学传统，通过经学的诠释，更好地把握儒家传统，为当代的开新提供准备。相对于过分强调心性传统的《四书》，他提出新《四书》，即《论语》、《孟子》、《礼记》、《荀子》，重建儒家的道统，建立一个内圣儒学和外王儒学统合起来的道统。

本次会议，也有热烈的讨论和争鸣。例如，罗安宪认为儒家在当代更合适扮演一种道德建设和文化教化的责任，她应当是作为多元文化之一元而发挥作用，对一些建立儒学或儒教霸权以及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担当表示警惕。

3、关于前期成果所做的澄清

在讨论中，也有对以往问题的一些回应。这些回应，既有澄清的意义，也在一些问题上体现出一些思考上的进展。

康晓光 教授以“我为什么主张‘儒化’”为题，重申了了他主张儒化的理由。 张祥龙 教授以“‘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意味着什么？”为题，回应人们对这一主张的一些疑问。在讨论中，通过激烈地讨论和争论，可以不断地回应和澄清许多问题，这对我们推进讨论，非常重要。而且，在面向社会和学术舆论的时候，不断地澄清和回应，也是将儒家和儒学在场的方式。

这些澄清和回应，对于推动进一步深入思考和论述一些，把儒家当代建设问题引向学术界和公众视域，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以上问题是相互交织的，不能截然分开，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勉强作了上述归纳。而且，为了归纳的方便，只取结论，舍弃了论证。

 

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具有以下特点：

1、群英聚会

此次会议，可以说是群英会聚。正像 干春松 教授介绍的，此次会议所邀请的各位代表，都是对儒家文化建设有前期研究的，都是有具体成果的。我们把对儒家当代建设问题，有所研究、有所思考、有所关怀的一些学者们，请到了这里，共同探讨儒家的当代建设问题。这是我们会议的第一个特色。同时，这也意味着一定的责任，使我们这样一种追求和探索，显得格外的沉重。如果这些学者，缺乏了担当意识，缺乏了严谨态度，缺少了责任意识，缺少了开放胸怀，缺少了求索精神，那么，无论对于儒家的发展，还是儒家参与当代社会，以推进中国社会的成功转型，创造性地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和困难，我们难以想像，儒学能有怎样的贡献，儒家有一个怎样的光明前途。

2、老少咸集

参加会议的代表中，既有前辈著名学者 张立文 先生、 周桂钿 先生，也有作为主体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年轻的博士生。无论是高德硕儒，还是后生小子，在对待儒家当代建设问题上，没有对话的障碍，没有理解上的困难，没有建设姿态的根本分歧。有的是对发展道路的探索，对活的灵魂的体认，对现实生活的关怀。

3、“三教九流”

我用“三教九流”这个词，来概括我们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背景。所谓三教，是指中西马三种学术资源和话语体系。所谓九流，是指各种具体的学科专业。这种探讨，打破了以往从哲学或思想史单一领域来探讨儒学和儒家的限制。这次会议，体现了跨学科合作，跨学科交流，也对应了我们会议的主题：儒家制度化的基础与可能性。正像 张志伟 教授所说，当我们面向问题时，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将成为我们以后采取的一种常规模式。

 

这次会议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具体承办。这次会议成功举办，对于哲学院来说，意味着哲学研究将更多地介入现实问题，在“无用之用”的哲学发展道路之外，也更多地开辟哲学作为“有用之用”的学术发展道路。对于孔子研究院这样一个学术平台而言，也标志着其平台功能的进一步扩充。在儒家典籍的收集、整理和编纂这一保存文化的功能、儒家学说和儒家文化的学术研究功能、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推广普及功能、海内外儒学研究的交流与合作功能之外，我们又扩展了一个新的功能，即当代儒家的建设功能。今后，孔子研究院将更多地组织类似的学术活动，提供儒家当代建设的研究平台、交流平台和信息平台，也希望在座的专家学者在今后给予持续的支持和关注。

 

此次会议，虽然呈现了学术界关于儒家制度化（体制化）建设中的主要设想，但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把上述方案和尝试归结为几个方面、几个层次，这些方案都还很不丰富，思路不够开阔，关于每种方案的论证和设计，都还不够细致，离操作性也还有很远的距离，还需要我们做出更多的努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始。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儒家制度化的基础及其可能性”，儒家文化当代建设，仍处在提出和设想各种可能的阶段。在研究态度上，我们应尽量避免，还未展开、还未认真讨论、认真尝试就断言行与不行的表态。在此，我们再次重申多元与开放的立场，避免自我遮蔽和遮蔽他人。

各位同道，让我们以“为往圣继绝学”的自觉担当，弘道致远的强烈意愿，回应当代中国与世界问题的淑世情怀，“和而不同”的多元态度，“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求索精神，持之以恒地致力于解决儒家体制化问题，创造性地解决儒学之魂与儒家之魄分离，“魂飞魄散”以及“魂不附体”的问题，使儒家及其文化体系，不仅作为义理系统而存在，而面对新的世道与机缘，获得合乎时代也合乎儒家精神的制度化存在。

由于个人水平、功力有限，以及文章篇幅的限制，对各位学者的精彩胜义，未能尽识，也未能尽述，挂一漏万，敬请 诸 君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