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校报》2004年3月25日专版

 

编者按：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我校人文学院哲学系、孔子研究院的部分学者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积极参与和推动了这一重要学术问题的讨论。这一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具有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学术内涵，不仅对于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人文学科其它学科的创新和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时值《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正式发布，文件规划了新时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对新时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文件特别提到要注意对传统学科进行研究和加强学术创新。为此，本刊编辑部编发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3月20－21日在我校举办的“重写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一组发言。

 

 

 

 

推动学科范式创新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 

               ―——在“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副院长  冯俊）

 

尊敬的大会主席张立文教授，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代表：

今天我很高兴地看到有许多朋友、同事、同行，来自兄弟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在此聚会，以“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为题进行学术研讨，共商中国哲学学科发展大计，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向出席此次会议的各位来宾、各位代表表示衷心的欢迎，向此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共同举办此次会议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以及中国最著名的学术媒体《中国社会科学》，以及参加此次会议的各位专家、学者，在过去的一年中都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和推动了“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取得了一些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推动了学术创新的良好学术气氛。“中国哲学史学科合法性问题”，一度被学术媒体评为2003年中国学术界十大前沿热点问题之一。

 

本次会议，上述四家单位精诚合作，进一步推动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在反思“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基础上，研讨如何建设中国哲学学科，实现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建立中国哲学话语系统。本次会议的主旨，明确提出由学科反思转向学科建设，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与建设性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提出和研讨“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这一学术课题，是我们对中国哲学学科近百年发展经验和教训的自觉总结，是实现学术创新和学科范式突破的关键性步骤，是在全球化语境中深度反思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自身特性、价值和发展活力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打破学科壁垒、建设中国新哲学文化的一个重要尝试，也是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个实际举措。可以说，这是一个体现时代气息、具有深刻学术内涵的重要学术课题。

 

关于“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讨论所引发的对一系列中国人文学术深层问题的探索和思考，已经呈现向其他学科漫延的趋势，对其它学科反思和建设自身的学科理论和学科范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启发和示范的作用。我所从事的西方哲学也面临着“如何重写哲学史”的问题，在哲学史研究中应不应该承认哲学的多元性和话语的多元性以及哲学史写法的多元性。我们是否应该突破黑格尔的模式，如正反合的三段式及对哲学史料作形而上学的阐释。如果仅仅醉心于一种游戏或一种方法、一种话语，必然会觉得其他的游戏是无趣的，其他类型的哲学是不合法的，甚至根本就不能叫做哲学或哲学史。我认为，承认文化的多样性，话语的多样性，方法的多元性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特征。我们有理由预期，本次会议的举行，不仅将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还将对整个人文学科的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们这个会在今天开，恰逢其时，今天，媒体将正式公布党中央今年年初颁发的3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3号文件规划了新时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对新时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我还注意到，3号文件中提到要注意对传统学科进行研究和加强学术创新。我想我们今天会议的主旨与3号文件的精神是完全吻合的。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也为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我们学校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近些年来，中国人民大学一直为发展和繁荣人文社会科学鼓与呼。一方面，江泽民同志视察人民大学的讲话在全国掀起了大讨论，为3号文件的出台做出了直接贡献；另一方面，人民大学也狠抓学科建设，练内功，注意提高自己的学术实力和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做出了许多努力。我们开辟了一年一度的人文社会科学论坛，我们成立了孔子研究院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在校园内建成了诸子百家廊，树起了孔子像，创造了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和学术氛围。学校正计划在“985”计划中搭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这样的全校性、跨学科的学术平台。可以说，我们遇到了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最好时机。

 

我校的人文学科，曾经在上一轮的学术创新浪潮中，起到了良好的带头作用，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和理论家，涌现了一大批具有标志性的创新成果，奠定了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科的学术影响和学术地位。但时过境迁，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学科体系的创新再次成为最为迫切的问题。面对学术界新一轮的创新浪潮，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和孔子研究院走在了我校人文学科的前列，无论是学术前辈，还是青年教师，都有自觉的创新精神和超越意识，积极主动地参与和推动学科创新、学科建设。他们不仅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创新和建设做出了贡献，也为我们人民大学的人文学科建设起到了示范作用。无论是人文学院，还是哲学系，都应当认真从中总结经验，有意识地推动人文学科其他学科的创新，努力使我校的人文学科在新一轮创新浪潮中迸发新的创造活力。

 

最后，预祝大会成功，祝各位来宾、各位代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为实现中国哲学的三个创新而努力

------在“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学术研讨会上的讲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   张立文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来宾：

我代表孔子研究院向拨冗莅临大会的各位教授，向远道而来的各位同行，表示热烈地欢迎。近两年来，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便成了问题，对于这个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危机，已经引起了整个哲学界的关注，被《学术月刊》等报刊评为2003年十大热门学术之一。虽然过去开过多次会议，但这次会议中、西、马哲学者都有参加，集全国一流学者，可谓高朋满座，就这个专题来各抒己见，集思广益，定能推动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我们四单位联合组织这一次学术研讨会，以期取得重要的成果，因此，这次会议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指出：“坚持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推进理论创新。”“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努力建设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这里所说的三个“解放”，就为中国哲学学术观点创新，中国哲学学科体系创新以及中国哲学科研方法创新的三个“创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和优越条件。我们应该有下地狱的精神和盗天火的勇气来实现中国哲学的上述三个创新。

 

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问题的探讨，不是为了否定一个多世纪以来，几代学人在中国哲学学科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不是为了动摇中国哲学的学科结构基础，更不是在一个子虚乌有的问题上纠缠，更更不是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它是在面对西方中心主义文化的挑战下，中国哲学学人能否做回应和怎样做回应的问题；是在面对全球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中，民族文化如何全球化与如何民族化的问题；是在虚拟哲学的新语境新思维的刺激下，中国哲学然后提升自身学科建设的科学性问题。当前中国学人对于中国哲学的忧患，是对于照着西方哲学讲的反省，是对于中国哲学灵魂的失落，思想体系的支离，陈述方式的失语的忧虑，是艰难地“讲自己”民族主体文化的自觉。这种忧患与与忧虑的觉醒和自觉，就可以开拓出中西马互动的生动局面，实现中国哲学建设的创新，建构中国哲学的新格局。

 

一百年来，中国在学西方的过程中，引进了西方哲学概念及其学科范式，在学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以西方哲学为哲学，以其学科范式为范式，甚至以西方的真理为真理。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以《联共（布）党史》的四章二节为指导，按照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 <西欧哲学史> 一书讨论会的发言》来讲中国哲学史，接着是批各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反右派，然后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即使有挺立中国哲学的文化自主性意识，也不能讲、不敢讲，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有切肤之痛的体验。一批有高深学术造诣的学人，如今岳霖、冯友兰、贺麟、陈寅恪等都不能接着讲他们自己的哲学思想，继续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这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悲哀。

 

改革开放，学术界清算了以往的极左思潮，开创了学术的春天，营造了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鼓励大胆探索，主张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不要把学术探讨中出现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倾向性问题当作一般学术问题。理论宣传和教学要有纪律，但学术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没有禁区。明确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为学术研究和讨论松了绑。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哲学也必迎来不断创新的春天。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正是在这种学术环境中，中西哲学碰撞的结果。这个碰撞所喷发的智慧之光，必将铸炼出中国哲学的新面貌、新内涵。

 

我虽提出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想为上述三个创新做点工作，我们“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也想试着为实现三个创新，而编《中国哲学通史新编》。但是，我们这批从20世纪50—60年代初大学毕业研究中国哲学的同仁，都已退休或逝世。换言之，他们已大部分退出历史舞台。现在中国哲学的主力军是文革以后成长的新一代人，是你们这些中青年的佼佼者，你们不仅是一百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薪火的承传者，而且是超越前辈的创新者。冯友兰先生经常讲“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维新”为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承担者，你们也是实现中国哲学学科三个创新历史使命的承担者。

 

我想前辈学者和我们这一辈学者，经历了种种炼狱般的煎熬和磨难，他们丧失了几十年的宝贵的学术生命，在政治运动的冲击和批判中渡过。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年轻学者，或者说他们的学生超越他们，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实现他们未竟的愿望，这是他们所高兴看到的；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他们的学生在此学术春天的大好形势下停步不前，不敢创新固步自封，他们决不会以超越他们为否定他们在中国哲学学科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的机遇期，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和造就一批学贯中西，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的情境下，中国哲学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面都会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阴影，实现新的创新。这个愿望我们一定能实现的，我们的目标一定能达到的。

 

祝大会取得完满成功，望我们这次大会成为中国哲学三个创新的新起点。

谢谢！

 

探索中国哲学新形态：中国哲人的共同责任

——在“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

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中国人民大学，2004、3、20）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编审  赵剑英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各位朋友：

 

“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学术研讨会经过我们几家举办单位近大半年时间的酝酿和筹备，今天如期在国内哲学的重镇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开幕了！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向各位专家、学者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成了国内哲学界竞相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除了众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外，越来越多的其他专业的学者，尤其是西哲、马哲等专业的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介入讨论。前不久，上海的《学术月刊》和《文汇读书周报》把这个问题评选为2003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探讨这一问题具有普遍的学术和文化意义。

 

1、关于讨论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一直存在，为什么世纪之交以来成为中国哲学界持续升温的话题，我以为，有三点根本原因。

 

一是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是以西方哲学的形态为基础的,而以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来整理中国哲学的资源，就会使中国思想自身的特点，关注的问题不能得到合理的呈现。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在冯友兰、金岳霖的的文章和著作中就提出来了，而这个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使得其至今仍是学术界需要着力关注的问题。

 

二是方兴未艾的全球化趋势，不同民族文化出现冲突与交融的态势，世界文化存在同质化的可能，凸现出世界文化多元性的重要性。资本主义发展到跨国资本主义和消费资本主义，即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在资本输出的同时，伴随着文化的扩张。在思想文化领域，客观上存在着西方文化的扩张和霸权的现实。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新的文化情境。

 

三是发展之动力和后劲深深植根于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弥足珍贵的根本性资源。中国的崛起与强大最终是需要文化的支持并以全华人对其民族文化的认同、张扬以至民族文化的复兴为表征的。可以这样说，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全球化进程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张身份证，而哲学是这张身份证的基因和灵魂。

 

如果说第一点是误读，第二点反映了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焦虑，第三点则反映了我们对民族文化在未来命运的关切和期待。重写中国哲学史，探索和建构中国哲学新形态，既有来自于学科内在的要求（长期以来的“以西解中”），又是应对全球化、应对西方文化的强势状态的客观要求，是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确立其固有的文化形象，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客观要求，是实现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由此可见，今天我们讨论“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问题的确具有重大的意义。

 

2、关于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形态。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哲学存在于哲学史当中。这一观点没错。但今天我们在讨论“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问题时，实际蕴涵了这样的目的和追求，即探讨和建构中国哲学形态，不纯粹是对哲学史的梳理和重写，而是一种建构和创新。即要把中国人是如何思考和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方式和特点反映、提炼出来，要体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道德观。总之，就是要体现和挖掘中国哲学的独特内涵和独特表现形态。

 

3、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当代中国哲学的关系。“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运用，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生态”和格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探索和开启了中国现代性之路。那么，如何认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如何反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是在思考重写哲学史和建构中国哲学新形态中一个不应回避的重大问题。而且是更需加以关注的问题（尤其被中、西哲学史研究者所忽视）。

 

4、哲学观和方法论的问题。重写中国哲学史首先遇到一个哲学观和方法论问题。不同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即采用不同的范式，可以展现不同的中国哲学形态和“意义”。我认为重写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应该是多元的。如何把现有的几种范式的优长结合起来，是一个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5、要超越现在的“反思阶段”，进入“建构阶段”。前一段时间，对“合法性”问题已经进行了比较集中和深入的反思，积累了一些优秀的成果。反思是为了建设。因此，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特别强调了“建设”，突出了“创新”。希望各位代表在前一段时间“反思”的基础上，以更加富有建设性的态度和视角，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建言立说、出谋献策。中国哲学只有自信地建立了自己的主体性，才能最终消解所谓“合法性”之类的质疑。本次会议的特色和优长在于中西马学者的共同参与，跨学科视野的交叉和融合必定会使本次会议取得意外的成效。我相信本次会议一定会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推动国内哲学界开展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反思和学科范式建设问题的讨论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编发、摘发了多篇讨论文章，与有关单位举办了相关学术研讨会，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起到了倡导和推动作用。这次我们又和人大合作，举办这样一个研讨会，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次会议，发现和推出一批有份量、有创见的优秀之作，进一步引导和推动哲学界对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更加深入的探讨。

 

进行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和讨论，一直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特点与追求。我们这次会议，得到了包括中哲界、西哲界和马哲界等多个学科学者的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为此，请允许我代表会议的举办单位再次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相信这次会议一定会以其丰硕的成果载入中国当代哲学发展的史册！谢谢大家！

 

 

推动学科创新，服务学术建设

――在“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主编  郭湛）

 

尊敬的各位代表、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我代表本次会议主办单位之一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向参加此次会议的各位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向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的各位老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也衷心地希望本次会议上认识的新朋友们能够在将来能够积极关注和支持我们学报的建设。

 

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前沿问题，它对于中国当代学术的反思与建设，具有普遍意义。中国哲学是中国学术的核心，中国学术是中国文化的灵魂，在全球化语境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背景下，如何来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如何来建设我们自己的学术事业，如何来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和灵魂，如何来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这一课题不仅对于中国哲学学科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哲学其它学科也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对于如何以中国文化经验来借鉴和吸收西方哲学，对于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进一步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都具有积极意义。不惟如此，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的讨论，对所有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人文学科，也都具有普遍性的借鉴意义。

 

本次会议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从学科反思走向学科建设。在前一阶段对中国哲学学科基础理论和范式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将注意力转向如何来切实地建设中国哲学学科，探讨中国哲学学科范式的创新，探讨重写中国哲学史的话语问题和方法问题，探讨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的划界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标志着对中国哲学学科自身存在的问题、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内外环境、中国哲学学科研究工作的路径和方法等重要问题认识上的深化，是有步骤、有实效地推动研究工作的实际进展。当然，如何实现中国哲学学科范式的创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学术问题，需要经过艰苦的探索，不是一次会议就能够解决得了的，我们对此应有充分的准备。二是由来自马（马哲）、中（中哲）、西（西哲）三个领域的学术共同探讨中国哲学学科问题。这不仅是打破学科壁垒，加强学科互动的结果，而且也反映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和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自身的内在需要。中国哲学是我们的民族文化之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以及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厚土壤，我们当代的中国哲学，在借鉴外来哲学文化的同时，必须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未来的中国哲学，一定是马、中、西互动的结果，一定是在充分汲取中外哲学智慧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的发展、创新，是时代赋予我们哲学人的历史使命。

 

推动学科创新，服务学术建设，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宗旨和任务。在前一阶段，我们学报的李淑英同志也积极组织和编发了《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超越合法性问题》的笔谈，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推动了这一学术课题的研讨。现在我们又与其它三家单位共同组织本次“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学术研讨会，我们也将陆续刊载本次会议的部分成果，希望能够为这一重要问题的探讨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最后，祝各位代表、各位朋友身体健康，精神愉快！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创新是学术的生命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主任  焦国成

 

今天，大家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共同探讨“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 问题，我仅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全体同仁向诸位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创新是学术的生命。一棵树、一盆花有新叶长出，那是其生命力的表现；没有新枝新叶抽出，这棵树、这盆花必是枯萎了。一个瓦片不能生长，没有生命，因为它是古董。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时代思想的精华。哲学应该与时俱进，像花草不断长出新叶一样不断创造出新的思想。哲学如果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那它就会成为古董，不会对社会起到任何的推进作用。

 

毋庸讳言，哲学现在是一个门庭清冷的学科，与三十年以前的门庭若市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在诸多的原因之中，哲学学科缺乏创新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革命时代，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先进的哲学被看成是革命的理论武器，只要它武装了人，就变成摧毁　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巨大力量。显然，自然科学起不到这样的社会作用。在那个时代，哲学是革命理论的思想指导和理论基础，而革命理论又走在了革命实践的前头，指导着革命的实践，因此哲学在全社会受到了高度的重视。

 

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全党和整个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建设时代有建设时代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它与革命时代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有着全然不同的性质。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综合国力和社会发展就会受到巨大影响。应当承认，在这一时期，我国的哲学创新性不够，没有提出像“文革”之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样的振聋发聩、影响深远的哲学理论。落后于时代潮流、落后于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哲学必然受到冷落，怨天尤人都是无济于事的。

 

时代呼唤着哲学的创新，因为时代离不开哲学。当今时代，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型，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化浪潮的汹涌澎湃，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之大之快，使人们津津乐道的春秋战国时期显得不可同日而语。这个时代的每一个问题，对于人们来说都是全新的。可以这样说，没有那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如此地需要哲学，需要切合当今实际的、具有创新性的高瞻远瞩的哲学。特别是当人们的生存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且达到了比较富裕的时候，社会对于哲学的需求将显得更加突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理论创新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急迫。当然，哲学理论的创新必须要有好的学术环境，必须要有全国哲学工作者和其他人士的积极参与，必须要通过大家共同的研讨和理论的相互批评，才能够真正实现。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一个受教育部“211十五规划”资助的项目，这就是“哲学理论创新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的研究，把哲学理论创新向前推进一步。为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将主办一系列的学术会议，为全国的哲学工作者提供聚会和讨论的场所和条件。“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研讨会”是这个系列学术会议中的第一个。

 

中国人民大学之所以选择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为第一个学术研讨会，是因为中国哲学比其他二级学科有着更不寻常的意义：

 

其一，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哲学传统，而我们又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研究哲学，因而不温故是难以开新的。美国就与我们不同，它的历史很短，又没有什么长久的哲学传统，因而搞起哲学的“创新”来尽可以肆无忌惮。这就好比是世家子弟与暴发户有区别一样，世家子弟身上总是承担着祖宗的荣辱。

 

其二，我们当然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但这必然是要坚持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我们还要吸取外国哲学中的有价值的哲学思想精华，而这种吸取又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必须考虑的中国的传统。

 

其三，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哲学的命运还关系着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在当今世界，不仅有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竞争，而且还有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竞争。中国哲学如果不能开新，那么，它必然就会像其它三个古老的文明一样成为昨日黄花，成为人们为满足好奇心而凭吊的古董。

 

中国哲学虽然有着极其古老的历史，但它不是古董，而是一棵扎根于中国这片具有七千年历史的沃土之上的常青之树。中国哲学有根，有干，有枝，有叶，有花，有果。远古时代以来流传下来的哲学史料和思想，就是这棵大树的根。我们对这个根非常重视，那是因为它是中国哲学这门学术的源头。中国哲学的传统血脉和精神是这棵大树的主干，不同的哲学流派就是这棵大树的枝，每位哲学家就是这树上的一片叶子，他们的哲学思想就是这棵树上开出的花朵和果实。当这些果实传到不同民族和不同的地域时，就会在中国以外的土地上生长出新生的树苗。中国哲学因为其根深，所以其叶茂；因为其传统血脉和精神贯通天、地、人，所以其能常讲常新。

 

中国哲学之树是靠思想来浇灌的。只有给其注入创新性的思想，中国哲学才能永葆常青。“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研讨会”，是以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为重点的。以往的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以及中国哲学史著作，虽然存在以西方哲学模式剪裁中国哲学的弊端，虽然在“合法性”上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但我仍然以为它是有意义的。因为中国哲学资源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否则难以透彻了解其博大精深的内涵。魏晋时期的玄学家可以儒道互解，宋明时期的思想家可以儒佛互解，现当代的哲学家也可以中西互解。对于中国哲学，可以有多种解读范式。至于某种解读是不是具有生命力，是不是“合法”，那要靠历史来检验。我们应该重点研究哲学有多少种范式，中国哲学有多少种范式，我们怎样创造和创造怎样的新的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在这个问题上，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个问题研讨深入之日，将是中国哲学学科繁荣之时。